中国人有个喜好，就是把什么都分出个三六九等。比如，古时候把官职大小分为九个品阶，把书法家分为“三品九等”（南朝时期的书法评论家庾肩吾著有《书品》一书，把历代书法家分为高、中、低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共九等），就连围棋的棋手，也有“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等九个品级（北宋·张擬《棋经十三篇·品格篇》）。
品级是差别更是台阶，是目标更是动力。这样一些范畴的建立，有效促进了人的发展、艺术创作和竞技水平的提高。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见过一篇短文，题为《一个公文写手的十品心得》，作者像给棋手定段位一样，把写手划分成十个品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入格—明理—得巧—入气—传神—大力—空灵—至厚—大愚—无形”。除了第十品因“此境渺渺，入之者茫然”，没有作说明，其余的一一画了像。我觉得，尽管有的地方画得不够准、不够细，失于模糊或过于玄乎，特别是全文只有1500多字，其中还有不少戏谑调侃之笔，受篇幅所限，有些意思没有表达到位，但大部分内容还是颇有道理的。
受这篇文章启发，我觉得，划出学习写作的阶段，区分写作水平的高低，对习文为文者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努力方向很有帮助。从便于把握考虑，我借鉴古代评论书法家时的分类方法，把写手的成长路径分为“三级九段”。“三级”，指三个大的层级，代表着质的飞跃；“九段”，指九个具体阶段，代表着量的变化。按照这样的路线图去走，就像爬楼梯一样，每走过若干级台阶，就能“更上一层楼”（唐·王之焕《登鹳雀楼》）。
第一级：入门
对机关文稿写作来说，入门是基础层级，打牢基础非常重要，正所谓“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北宋·苏辙《新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入门级写手的共性特征，可以概括为“成法在胸，逐迹守象”。成法，就是前人创造的方法，是入门时需要重点学习掌握的内容。逐迹，就是追寻前人的足迹，向“老笔头”“大笔杆”学习。守象，就是谨守规矩、囿于形式。在这个阶段，写文章常常拘泥于行文规则、法度乃至套路，写出来的文章匠气重、灵气少，模仿、雕琢的痕迹比较明显。
写手入门，往往从模仿入手。模仿，就是有样学样，照着某种现成的样子学着做，这是人们学习技能最为简单实用的方法，也是学习写作往往需要经历的初始阶段。当然，模仿也是有区别、分高下的——可以
按“仿”的程度，分为低仿、中仿、高仿；按“仿”的要素，分为“形仿”“意仿”“神仿”；按“仿”的方法，分为“影写”（类似于学书法的“描红”，照着范文写，拿着模子套）“矩式”（就是照虎画猫、依葫芦画瓢）“师法”（就是学习和使用他人的方法），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模仿不是抄袭。无论是简单复制、直接克隆，还是东拼西凑、改头换面，这类抄袭行为都是十分可耻的，这种作者和文章，无品无级。
在我看来，入门，最基本的标志是入格和入体。入格，主要是准确把握行文规制这个“格”，也可以把符合公文风格、格式方面的要求包括在内。在机关单位，“格”是经常听到用到的口头语，多在办文办会和接待服务的时候使用，已成为级别、标准和规制的代名词。无论对上还是对下行文，都有个“格”的问题。该以单位名义上报或下发的文，用了办公室的名义，或者该用“请示”这个文种的，用了“函”，这就把“格”弄低了；反之，就意味着“逾制”“超标”。入体，就是所写文稿的体例体式符合行文规范。公文写作，“定体则无，大体则须有”（金·王若虚《文辩》）。各类公文的体式虽然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但在业内共识度还是比较高的，很多地方和单位都汇编有常用公文样式，供干部参照使用。
公文新手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对党政机关的行文规则、办文程序等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对常用公文的体例格式、写作方法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体会，基本能按要求完成日常文稿的起草任务，做到格式规范、言之有物、紧扣主题、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文从字顺，没有明显错误，这就算是入门了。
初段写手：中矩
所谓“中矩”，取自“中规中矩”一词，就是起草的文稿合乎公文拟制的规则规矩，以不出搞错文种、体例不当、越级行文等低级错误为标准。
处在这一段位的人，《公文写作大全》《党政机关公文格式》等工具书往往是案头必备、经常翻阅。写起文章来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生怕“出格”“逾矩”“犯规”。写出来的东西尽管有模有样，但往往比较生硬、呆板。
二段写手：明理
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初入机关的同志，写的文稿被人说是“学生味太浓”“学究气太重”。所谓“学生味”，就是看问题浮于浅表，过于理想化，感性和激情有余，理性和经验不足，写文章追求语言华丽、措辞漂亮，笔法偏重于描写、抒情，喜欢用极致词、说“过头话”。所谓“学究气”，就是写文章理论色彩偏重，语言文绉绉的，在考据说理上着墨多，在生动性和操作性上有欠缺，甚至容易认死理而不思变通。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即便文理是通的，格式是对的，也常常过不了关，原因主要就在于不符合所写工作的事理。
公文是办公之文，也是处事之文。所以，起草公文既要弄通写作的原理，又要明白谋事处事的事理，使这“两理”融会贯通，犹如打通人体的任督二脉。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曹雪芹《红楼梦》）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都属于事理的范畴。
法从理出，理为大法。然而，公文写作的很多原理、道理，书上根本找不到，靠的是用心体悟、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甚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比如，政治性是公文的第一属性，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公文写作的第一原则，怎样把讲政治具体而实在地落到公文中、文字上，需要的不仅是政治智慧，还有政治经验。又如，“一般”“原则上”“总体上”，这样一些限制性状语能不能省、该不该加；“好”“比较好”“很好”“非常好”分别用于什么情况下，怎样不把话“说满”甚至“说死”；什么时候要力求精准，什么时候可以用点儿“模糊语言”；哪些话是必不可少的，哪些话又是可以省略的；哪些内容可以虚写，哪些又应当实写，怎样做到虚实结合……所有这些，看起来是文理，实质上是事理。把公文写作的常情常理搞清楚、弄明白，不仅知其然，还能说出所以然，就进入了“明理”的阶段。
三段写手：得巧
文章之巧，不在巧言，贵在巧思，妙在巧用。巧舌如簧、巧言令色、浮文巧语、逞工炫巧，甚至投机取巧，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所追求的“巧”，应当发于内、形于外，不仅体现在对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灵活运用上，体现在命题立意、谋篇布局、取材用典、遣词造句的独具匠心上，更应是对所写工作精研深谋细思、求新求变求效的结果，是工作思路、做法的“巧”与呈现、表达方式之“巧”的有机结合、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