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年度，我国房地产企业数量保持稳定，增速明显下降，预计将稳定在10万家左右。总体销售额和平均销售额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但市场整体存在一定的去化压力。并购交易事件数量增多，行业集中度将会持续提升。金融监管强化使得房企贷款增速放缓，土地成交金额和成交量同比下滑。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增长趋势稳定，升幅较小。房企权益销售占比显著下降，合作开发模式逐渐形成趋势。当前国内的房企发展主要面临着流动性紧张、销售模式困难、资不抵债、停工风险等问题。展望2022年，由于监管政策日趋稳定，房地产市场也将整体趋于稳步发展阶段，且行业集中度与业务模式都将会有所调整。
房企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从业人数下降。2000～2019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和从业人数总体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202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达10.32万个，从业人数接近290万人，相比201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新增房地产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和山东，上述三个省份新增的相关企业总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021年，由于行业整体低迷与监管日趋严厉，房企生存环境“严峻”，预计2021～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将会保持在10万家左右，而从业人员数量可能进一步下降。
企业杠杆率下降，营收增速持续下滑。2021年三季度，沪深上市房地产公司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5.8%，较2020年同期下降0.4%，净负债率均值为93.4%，较2020年同期下降6.1%。在金融监管趋严、“三道红线”的政策引导下，房企降杠杆取得明显成效，杠杆率连续下降。从经营业绩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沪深上市房企营业收入均值为196.3亿元，同比增长23.4%，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5.1%，营收增速继续下滑。从公司层面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在A股121家上市房企中，有31家房企陷入亏损，而净利润同比增长为正的房企只有24家。
企业并购交易总价值下降，持币自保现象明显。截至2021年9月底，我国房地产行业并购案件共554起，平均每天超过2起，涉及交易总额达1537.56亿元。
据文轩指数统计，2021年以来，以龙湖、碧桂园、万科、世茂等为代表的大型头部房企均完成收/并购3起及以上。整体来看，房地产行业收并购呈现资金状况表现优异的龙头企业整合扩速、物企收并购加速的特征。
合作开发模式逐渐形成。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来看项目合作情况增多。从上表中也可看出，至2021年，Top100房企中仅有1家没有参与合作开发项目，权益销售金额占比在70%以下的房企急剧增加，2019年达33家，2020年达39家，2021年上半年达38家（见表1）。这说明在当前房企融资环境收紧、资金紧张、拿地难度和开发风险不断加大的市场背景下，房企间合作开发的趋势已基本形成。
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逐渐主导市场。2020年，我国房地产行业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前五强房企的销售额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的18.10%，销售面积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面积的15.94%。2021年1～6月，CR5（五个企业集中率）指数中，销售额指数有所下降，为17.99%，销售面积指数则小幅增长，为16.59%。而在CR10指数中，销售额与销售面积都实现了小幅增长，但仍低于25%，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集中度较低的竞争型结构。从CR5与CR10的对比上看，在销售额上，CR10指数的增幅大于CR5，而在销售面积上，增幅则极为接近。从整体上看，说明我国龙头房企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行业集中度正在缓慢提升。
融资规模增速波动上升。因2020年一季度疫情冲击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的沉重压力，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速在1～6月都出现了大幅下跌。2021年年初，随着疫情缓解，房地产市场资金也逐步回暖，相比于2020年一季度同比实现了大幅增长，之后的二、三季度逐步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线。目前，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消减，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规模也逐步趋于稳定，且保持了正常的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只有2010年和2021年初出现了两次大规模上涨。
季度新增融资持续减少，三季度规模创新低。据CRIC数据统计，2021年前9个月，100家典型房企的融资额为10919亿元，同比下降21%。其中，三季度的融资额为2872亿元，同比下降38%，环比下降24%，创2018年以来的新低。从各季度的融资表现来看，整体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2021年以来，融资政策持续收紧，房企融资受限。与此同时，三条红线进一步推动企业降杠杆，企业债务偿还力度加大，部分房企动用自有现金偿还到期债务，导致2021年上半年多数房
企的筹资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新增融资额持续下降。
国内贷款占比下降，ABS占比提升。从房企资金来源占比来看，2020年受疫情影响，以定金、预收款为代表的其他资金渠道占比下滑，国内贷款及自筹资金占比上升。到2021年10月，国内贷款及利用外资资金占比进一步下降，自筹资金比例保持稳定，其他资金来源占比显著上升。其主要原因是2021上半年以来，随着多类融资模式相关的政策持续发力，房企融资渠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债券发行仍为主要资金补充形式，海外债逐渐向信用债转移。ABS逐渐受到房企青睐，仅次于信用债。而绿色债券融资额已是2020年同期的近两倍。
土地市场整体降温。2020年全国土地成交均价为6762元/平方米，与2019年的5696元/平方米相比，涨幅达18.72%；而全国商品房均价为5859元/平方米，同比2019年涨幅为5.9%，低于地价涨幅。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地价仍旧延续了稳定的增长趋势，但无论是平均地价还是居住用途地价的增速都较前几年逐渐放缓，且前两个季度和三季度差别比较大。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地价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延续到2019年的三季度，但之后平均地价和居住用途地价增速都出现了逐渐放缓的趋势，且2021年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
国企和绿档房企拿地力度相对较大。2021年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107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2%；土地成交价款为6647亿元，下降6.2%。三季度整体土地市场进一步降温，房企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进一步走低。上半年50强房企拿地面积为1.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8.4%；拿地销售面积比为54.1%，同比下降21.9%。对比来看，基于财务、资金优势，2021年上半年，国企拿地态度更为积极，拿地销售面积比为87.1%，高于民企的50.2%。分档次看，上半年红、橙、黄、绿四档中，绿档房企拿地力度相对较大，拿地销售面积比为80.6%，远高于橙、黄、红档的49.5%、52.4%和41.9%。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2021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4934亿元，同比增长7.2%；比2019年1～10月增长14.0%，两年平均增长6.8%。其中，住宅投资94327亿元，增长9.3%。进入三季度，全国开发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7月和8月单月同比增速仅为1.4%和0.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同比增速持续收窄。其中，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增幅最
大，为31.3%。按四大经济区域来看，2021年1～9月，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最高，为59381亿元，全国占比为52.75%；东北地区投资金额最少，仅占全国的3.9%。而中部地区同比增速最高，增速达到了14.3%。
施工与竣工面积增速加快，新开工面积放缓。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我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增长率大幅度下滑。2021年，随着疫情的缓解，复工复产有序加快，一季度同比增速都大幅提升，且都保持了正值。1～8月，受全国土地市场成交规模下滑影响，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为13.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2%，已连续5个月单月同比下降。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为91.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8.4%。房屋竣工面积为4.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6.0%，项目竣工速度加快。从二、三季度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的对比来看，当下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以促进房企完成项目建造与交付为主，即实现“保交楼”目标，但对新开工项目的监管与融资政策依旧保持谨慎。
从商品房月度销售面积来看，受疫情影响，国内2020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下跌。但随后随着经济回温，楼市复苏，购房需求释放，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开始逐步上升。2021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速由于疫情的缓解而大幅提升。从总体来看，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自2019年以来就进入了下降区间，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大幅下跌，2021年虽然有所回升，但三季度的增速也回归了正常值，整体保持平稳态势。
从总销售额及销售面积来看，2021年1～10月全国房企共实现商品房销售额147185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2.7%。销售面积为14304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7.1%。而从房企平均年销售额和销售面积来看，2015～2020年房企平均销售额稳步提升，2020年达1.68亿元；2020年平均销售面积达1.71万平方米，相比2019年基本持平。
高负债遇到强监管导致流动性紧张。当下，由于房地产金融审慎监管政策趋严，房企普遍面临着资金短期信用违约风险，同时还会面临流动性风险扩散，导致这一风险存在的本质是国内房企的长期高负债的经营模式。例如，2020年上市房企中融创、恒大和万科的负债率都超过了80%。如此之高的负债率，主要来源于国内房企高杠杆的投资回报模式，即在项目前期，通过广泛拿地，获得尽可能多的银行贷款和土地竞价权，然后再通过预售模式获得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债务和重新拍地建房。长此以往，负债规模便会越来越大。一旦遇上监管趋严，杠杆上出现的高负债就会引发企业债务危机，从而导致房企资金链的紧张或断裂，产生大规模的流动性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小房企由于抗风险能力不足，受波及程度要远大于规模房企。
高周转遇到市场下行导致销售困难。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渐饱和，市场预期改变，高周转模式下的房企，一旦遇到市场下行，则会面临严重的销售困境。高周转本质是指在拿地、开发、销售等环节保持较快的节奏，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摊平资金成本。长期以来，高周转是国内传统房企的主流运营模式。然而，自2016年年底以来，随着房产市场进入从严调控阶段，直到2020年下半年监管逐渐趋严，融资政策持续收紧，房企普遍出现销售模式困境。当下房企对项目销售的资金回款依赖度更高，但融资已越来越困难，想依靠新债滚旧账来实现资金周转，变得异常艰难。一方面是销售端市场情绪的低迷，另一方面是信贷端融资的持续收紧，房企高周转模式已很难再有腾挪空间，这也会在未来引发房企销售模式的转变。
高成本遇到低利润导致资不抵债。目前，国内房企利润率逐步下滑已成为行业共识，这一趋势短期内也很难有效扭转。然而，高成本的房企在遇到市场下行时，则会普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发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高的成本投入。最为明显的是土地开发的高成本性。当下房企拿地难度提高与全国地价的稳定增长都增加了房企的土地成本投入。其次，房屋的建筑安装成本通常也高于一般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由于建筑施工周期与房产开发周期一般较长，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利息成本、广告费与促销费成本等，也进一步增大了其投资成本。如此巨额的成本投入，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各种政策的严格约束，将从源头上打破房企传统的高杠杆模式，限制了房企的持续经营，销售业绩的增长也会相应下降，最终导致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
债务违约、停工和烂尾风险加剧。当下，国内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甚至已蔓延至行业头部房企，包括华夏幸福、中国泛海等。其中，华夏幸福债券违约金额甚至达183亿元。从房地产企业本身的发展来看，债务违约主要是因为短期债务压力大、业绩暴雷等负面因素，导致公司债券估值下跌，甚至影响债券一级新发。在过去几年，这种影响偏短期，房企债券估值也会逐渐自我修复。但近两年随着融资趋紧、监管趋严，房企负债增加，高
负债、高杠杆的方式得不到改善，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房企的现金流安全，最终造成流动性高度紧张，出现贷款、非标逾期、展期等情况，从而导致了债券违约。而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又会影响到新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最终会导致开发项目停工，甚至烂尾的情况。
2021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呈现下行趋势，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考虑到本轮行业调控态度坚决，房企整体融资环境还将保持收紧态势，倒逼房企主动降负债。但进入2022年，房地产金融政策进一步收紧的概率也不大。这是因为若短期内政策用力过猛，会致使房地产企业风险加快暴露，可能造成金融市场震荡，影响民生稳定。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政策监管将会逐渐趋稳，2022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整体供给，既不会大幅增加，也不大可能会大面积减少，将趋于稳步发展。
从销售情况来看，在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政策下，住房贷款的收缩将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持续到2022年。同时，由于2021年下半年土地拍卖市场的降温，预计2022年房企的土地供给将会受到影响。因而，2022年，我国房地产整体成交量预计将保持在低位，销售额大概率会呈现先低后高的走势。
从开发投资角度来看，当下预售资金监管政策仍趋严，融资渠道方面随着信贷集中度的监管，信托市场的低迷，海外债的风险监管和到期债务规模的整体压力，2022年，房企土地购置意愿趋弱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整体投资增速仍将进一步下行。
从土地市场来看，当前房地产企业纷纷减少拿地量，优质房企更多倾向于寻求并购机会，在公开招拍挂途径拿地的占比或将减少。此外，从供应端来看，2022年土地“两集中”模式大概率会延续，重点城市仍会保供应，土拍规则有望进一步优化完善，确保土地市场更加平稳运行。
从信贷市场来看，2021年10月以来，相关部门接连释放满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的信号，如银行信贷加速发放、支持境内外债券发行、ABS发行松绑等。11月，中国人民银行再度提及“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因此，
2022年房企在融资问题上的困境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有利于处于困境的房企完成“保交楼”等工作，促进存量房市场的交易。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2021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并购市场活跃，并购案件频
发，房地产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将导致资金链紧张，问题多的房企逐步退出市场，由优质的房企接盘。从业务模式和经营方式来看，当下房企的楼盘开发模式已经转变，由粗犷式开发转为品质化、精细化的开发模式。未来的购房群体，会由以刚需购房为主转变为以改善和投资为主。因此，楼盘的开发也将会更加符合未来的购房需求，品质化的开发模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降负债、去杠杆。从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已经成为一项长期化、常态化工作。在“三道红线”政策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降债任务，房企应当确立好较为明确的规划举措。
保交楼、防烂尾。
售资产、广并购。
更加积极地参与并购。在行业整合的趋势下，未来的房企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将风险防控放在首位的同时，也应把握时机，实现企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跃升。
慎投资、缩战线。
重质量、快转型。
为深入了解近年甘肃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以及《安全生产法》
《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在生产经营单位的落实情况，甘肃省总工会对甘肃省安全生产法规的体系建设及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本次调研采取查阅资料、函询相关单位、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通过查阅甘肃省近年出台的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文本、立法说明及相关法律文件解读等资料，掌握了甘肃省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体系建设情况，并从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职工普遍关切的重点内容设计了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掌握了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及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
甘肃省安全生产所依据的法律体系主要分为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两大部分，国家法律法规主要依据的是《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劳动法》等。甘肃省先后出台了《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共计12部地方性法规，其中《甘肃省劳动安全卫生监察条例（1997修正）》《甘肃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1997修正）》2部法规已经失效，现行地方性法规10部；先后出台了《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2019修正）》《甘肃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共计6部地方政府规章，其中《甘肃省尘肺病防治条例实施办法》《甘肃省工业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监察暂行规定（1997修正）》2部规章已经失效，现行地方政府规章4部。
调研问卷重点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知晓情况、落实情况、宣传学习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设计，调查对象涉及生产型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广大干部职工，涵盖了电力、通信、交通、石油、服务等多个行业，收回有效问卷6万8789份，问卷的样本规模及答题质量对调研项目具有较强的参考性。
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够深入参与本次调查的职工共计6万8789人，
其中生产型事业单位职工1万2705人、国有企业职工5万4855人、民营企业1229人。总体来看，对所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较为熟悉的职工仅有1万9629人，占总数的28.54%；只了解个别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职工有2万1787人，占总数的31.67%；另外还有2万7373名职工不清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甚至完全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占总数比例高达39.79%。
从人员岗位结构来看，对所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较为熟悉的负责人或领导岗位职工为832人，占总数的52.59%；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为4703人，占总数的31.28%；一线职工1万4108人，占总数的27.02%。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完全不了解的负责人或领导岗位人员22人，占总数1.39%；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382人，占总数2.54%；一线职工3689人，占总数7.07%。另外在各个岗位，均有占比将近一半甚至多半的人员只了解个别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或者不清楚具体内容（见表1）。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职工对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还不够，能够熟悉掌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职工占比相对较低，绝大部分职工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掌握不够全面或者处于一知半解状态，甚至还有部分职工完全不了解。需要注意的是，有小比例的负责人或领导、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完全不了解，这两个层级的人员担负着安全生产政策的制定和生产技术指导的重要职责，如果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了解不够，极易出现盲目指导、违章指挥现象，从而引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在此次调研中，针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重点选取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职业健康体检、工伤保险办理4项具有代表性、职工感受直观和职工利益密切的方面进行了考量。结果如下：
规章制度建立情况：40.28%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制定了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4.29%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制定了职业卫生相关规章制度，53.79%的职工所在单位同时制定了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1.64%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制定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39.44%的职工所在单位重点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15.82%的职工所在单位重点开展了职业健康隐患排查，仅有36.53%的职工所在单位开展了安全隐患和职业健康隐患排查治理，另有5.13%的职工所在单位虽然开展了隐患排查，但治理效果一般，还有3.09%的职工所在单位未开展安全隐患
和职业健康隐患排查治理。
职业健康体检情况：88.99%的职工所在单位在职工入职、在职和离职时能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9.68%的职工所在单位能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但没按规定时间进行，1.33%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开展过职业健康体检。
工伤保险办理情况：69.75%的职工所在单位为所有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26.83%的职工所在单位仅为正式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临时性或劳务派遣性质的职工未办理工伤保险，3.43%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
从调查情况来看，企业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不够到位，一方面，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存在选择性执行现象，着重表现在重安全生产、轻职业健康，主要是因为安全生产工作直接关系到单位利益，出现生产安全事故对单位损失较大，因此单位较为重视，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积极性较高。而职业健康由于其危害性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和企业经济利益关联度小，导致部分单位不够重视，在制定职业健康相关规章制度、开展职业健康相关隐患排查方面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甚至有的企业未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成效不够明显，部分企业虽然开展了隐患排查，但治理效果一般；职业健康体检方面，所在单位未曾开展职业健康体检的职工仅占1.33%，考虑调研样本中存在不涉及职业危害的岗位，因此职业健康体检率较高，但仍然存在体检不按时、不规范的情况；工伤保险选择性办理甚至不办理现象较大面积存在，临时性或劳务派遣用工社会保障力量薄弱。同时，调研中发现有个别单位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不及时、打折扣，用品质量不高，甚至存在以其他形式代替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的现象。
针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情况，重点从组织宣传学习的频次、宣传学习的侧重点和学习宣传的效果3方面进行了考量。结果如下：宣传学习频次方面：80.18%的职工所在单位能够经常性、定期地组织宣传学习，17.86%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在重要或特殊时段组织宣传学习，1.96%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组织过宣传学习。
宣传学习的侧重点方面：
35．79%的职工所在单位只侧重于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学习，1.95%的职工所在单位只侧重于职业卫生方面的宣传学习，有62.26%的职工所在单位对安全
生产和职业卫生两方面进行了宣传学习。
学习宣传效果方面：77.43%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很有效果，能够通过学习宣传活动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0.61%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的效果一般，实效性不强；另有1.96%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基本没有效果，仅仅是走形式。
多方联动，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也必然对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更高标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信息共享、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部门需探索出一条系统性的监管新路子，将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社会保障工作协调统一。
各地工会要充分发挥最广泛、最全面的群众监督作用，组织动员职工立足岗位开展隐患排查，建立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制度，加大工会监督反馈力度，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的信息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拓宽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以坚决有力的手段，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处罚力度。对“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其相关资格资质证照进行管控，情节严重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探索建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将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纳入失信名单。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条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生产经营单位要把安全生产教育纳入培训计划，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国家和
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学习安全技术、职业健康基本知识，学习本单位有关制度规定，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为职工学习创造条件，提高职工学习的积极性。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和手段，利用新媒体、新平台提高宣传教育的广泛性、趣味性和互动性。通过“安康杯”竞赛、安全生产月和《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等重要宣传节点和专项活动，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列入考核内容，加强检查监督，建立责任制，明确规定违反相关规定的责任后果。
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势力把宗教渗透目标伸向高校青年学生，趋势明显，情况复杂。宗教在高校的影响和渗透必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冲击，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阻碍，甚至会影响高校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在高校中了解学生宗教信仰实情，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掌握教育规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同时引导信教学生了解和理解国家政策并且合法合规的信仰宗教，是高校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基于此，调研组自2018年以来每年定期开展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效果跟踪调查及非法宗教学生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旨在了解高校学生宗教信仰实情和信仰宗教原因，发现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中存在薄弱和关键环节，形成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体系和工作思路，最大程度提升教育实效。
一定的模糊性，调查中特别增加了一个宗教信仰倾向的选项，12%的同学表示对宗教有一定兴趣，这部分学生的思想是动摇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点关注对象应该是这部分犹疑的学生。在校内各学院有关信仰宗教的统计信息中显示，约120余名学生（占全校学生的0.6%）反映曾被邀请参加宗教活动，主要是在路上有遇到传教或邀请参加宗教活动的现象，虽未信仰宗教但是有一定信仰倾向的学生，大约有40人，占全校学生的0.16%。
心驱使。在现阶段，宗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一个神秘感极强的存在，由于对宗教教义或文化的好奇，使学生们易受到“有心人”的“有效宣传”，出入宗教场所或进行宗教行为。存在本质上并不属于教徒，却自己认为已经信仰宗教的情况。尤其对一些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到大学后寻求内心的安全和安慰而盲目加入打着宗教组织旗号的非法组织。信教学生易跟风。因学生自身对宗教知识处于不完全了解的状态，所以易受到外界影响，缺乏自身判断力。再者因为宗教活动形式较多、参加的人员也会来自不同国家，对高校学生，特别是北京的高校学生极具吸引力。很多学生在不清楚宗教根本教义的情况下，就跟风加入信仰宗教的行列。
这些现象都集中表明，现阶段高校的辅导员和大部分一线学生工作者在关
于高校大学生的教育管理上还存在严重的基础认知缺失和应知应会恐慌，因此，如何在新时期采取疏”与“堵”相结合、“实”与“虚”相结合、“内”与“外”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应对宗教观教育，是目前高校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思想引领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更是需要教育者以一种细水长流、久久为功的态度来言传身教，不能操之过急。引导大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以“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立足“三个方位”，聚力“三个方位”，围绕“三个着力点”。“基本原则”即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三个方位”，明确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要求，“三个维度”，开展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课程，“三个着力点”，春风化雨暖人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筑牢各族师生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思想基础。要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历史事实讲清楚，使各民族师生深刻中华民族从生死危亡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深层次的动力源泉，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从而在事实中体验，在思想上坚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当以理论为先导，以事实为基础，以学生个体体验为依托，生动展现思政活力，切实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终的目的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入行动，深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特别需要针对学生对宗教信仰的迷惑进行解答，使学生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了解、理解宗教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尤其要强化的是，在教育内容中融入历史文化教育，增强课程的趣味性，潜移默化渗透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课程思政引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现在部分历史文化类、国情教育类等课程中，让学生在事实教育中了解宗教，解除好奇心，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将宗教认知融合在历史文化的教育中更有利于大学生认可，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更能够深入人心。同时，专业课教师应该在其课程中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用历史的、唯物的思想看待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要开展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培训和方法指导，掌握针对信教学生的基本工作原则和方法。
一方面尊重每个学生宗教信仰的自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所说，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作为教育者，要找到一致性，尊重差异性。要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是说放弃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高校大学生，更应该明确宗教信仰的法律底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活动，加强思想政治的红线意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高校宗教工作作为高校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要以稳为基础，在稳中求进，必须自觉用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调研，重点关注舆情信息，着力破解难点问题，推动校园宗教工作突出问题的标本兼治，实现高校宗教工作的规范化、法律化、常态化，依法妥善处理高校宗教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持续守正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以高校宗教工作实践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新境界，切实守好校园防风险阵地。
搞清楚农村党支部书记“干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对于抓实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特别是加强村“两委”换届后带头人队伍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近期，我们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西五村、圪
从3个村的调研实际看，村支部书记当时分别在开会研究村内事务、在乡镇开会、在村室值班。总的看，精神面貌较好，干事有劲头，工作在状态。他们近期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楼约800平方米的党建综合体和3000平方米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套慈善养老院、卫生室、小超市等，搬迁办公新址，补修村西主干道，排查农田机井使用情况，新修两条农田生产路。毛庄村安装入村路照明灯，完成共渠所负责段清淤治理开挖工程，建成污水处理厂，开展街心道路硬化。东彰仪村组织村“两委”成员参观学习辉县前姚村村史馆建设经验。
调研中了解到，3位村支部书记都对本职工作比较上心，对加快本村发展、村容村貌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有想法、有思考，基本上近有计划、远有规划。他们最作难的是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赚。
多人，人均月收入7000至8000元，如何整合提升，支部一班人想有所作为。毛庄村支部书记主要是想把年均亩收入2万至3万元的地黄种植业发展起来。东彰仪村属于典型的城郊农业村，支部书记的最大梦想是把现代富民产业发展起来。
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但支部书记职责定位、角色担当基本一致，主要有五件事。
调研发现，3位村支书都有谋事干事的愿望，也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村支部书记能干什么，除个人意愿和能力，也离不开其他因素，比如村庄的资源禀赋、面临的发展机遇、上级的支持、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支书个人的威望等。
从调研情况看，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
么，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因基础条件不同、能力本领不同、工作成效不同，想做的事、能做成的事、正在做的事有所不同。综合分析3个村的调研情况，结合平时掌握了解的全省面上情况，农村党支部书记大致可分为4类。
站在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稳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高度，把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得更加过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锻造硬核力量，我们感到构建选优、育强、管好、用活全链条机制和工作体系至关重要。
足、状态不佳的守摊型及时谈话提醒、加强教育培训，对经教育提升、限期整改后仍然不胜任不尽职的问题型责令辞职、调整撤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多种风险挑战，中国成功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经济持续恢复并取得国际领先的增长，其中，工业相对服务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成为遏制经济下行、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但自2021年下半年起，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由此，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工业是否在稳增长中继续发挥作用引发关注和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下降，引发对工业地位和合理比重的不同视角争论。一类观点将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看作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赵伟，2021）；另一类观点认为，制造业占比下降是早熟型“去制造业化”的表现（史丹和白俊骄，2019；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蔡，2022）。本文赞同后一类观点，并对工业稳增长提出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从经济系统看，工业稳增长包括支撑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增长和推动工业经济自身的稳增长。前者是指通过稳定工业增长来遏制国民经济的继续下行，推动经济走出疲软状态，防止经济下滑超越合理区间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的范围边界。后者是指消除和防止工业经济自身增长的“不稳”，推动工业保持合理增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回归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发展周期看，工业稳增长不仅是要稳短期增长和当下增长，而且需要考虑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稳短期增长通常是社会普遍理解的“稳增长”，其核心是应对当前工业面临的下行压力，让工业在短期内恢复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属于狭义的“稳增长”概念。稳长期增长是从长周期的工业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出发，着眼于推动工业可持续增长，不断培育、打造和转换工业增长的新动能，持续提升工业发展质量，促使工业比重长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从发展协调性看，工业稳增长既关注工业经济增速与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的关系，也关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规模与效益的协调，质量与速度的协调，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有助于准确把握工业稳增长的内在逻辑，系统回答“为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定位与方向、“如何干”即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鉴于目前对工业稳增长在“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干”三个问题上尚存在认知分歧，本文从对工业地位进行再认识出发，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短期困难和长期挑战，前瞻预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环境变量演化趋势，得出工业稳增长的现实必要性与发展机遇；提出新发展阶段工业稳增长的基本思路，强调指出工业稳增长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八大关系，演绎出工业稳增长的价值定位与发展方向；识别提出促进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微观层面工业稳增长的九个着力点，延拓出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本研究有助于全社会深化对工业稳增长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对推动工业稳增长的实践亦有所裨益。
传统工业化理论对于工业地位与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变化的结论主要来源于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工业地位的认识与工业比重合理性的判断还要结合发展阶段、大国国情以及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工业是核心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应对系统冲击、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SzirmaiandVerspagen（2015）利用8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在1950
—2005年特别是1970—1990年，制造业发挥着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作用。1970年以来，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仍然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水平。根据OECD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均在20%
以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超过25%，日本达到34.7%（见表1）；根据BEA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在1951年曾达到7.6%。制造业比重在20%以上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美元）均在14000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韩国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的时点，均是在这些国家迈过高收入门槛之后（蔡
世界上主要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都是在工业高度发展之后出现的。即使到今天，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和水平提高依然无法离开工业的发展。
-1.3%，制造业增速为-9.8%；美国GDP增速为-2.5%，制造业增速为-9.4%。制造业对美国GDP的拉动从0.43个百分点下降到-1.17个百分点，是拉低GDP增速的最大的行业。
85%。2004年，美国制造业拥有美国全部专利技术的90%。现代经济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制造业由于研发投入大、创新产出多，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OECD的数据，在大多数年份中，制造业对欧盟27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2010年，欧盟不包括房地产的非农商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4.2%，其中制造业就贡献了2.9个百分点。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1995—2009年的大多数年份，法国、德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领域。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从产品雏形到产品加工制造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伯杰，2018）。产业中的许多创新活动需要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产品研发设计人员与生产线上的工程师、技术工人进行频繁交流和互动。制造业生产环节的缺失不仅会损害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而且会使包括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零部件在内的为产业服务的其他企业、基础性的RD活动等在内的产业公地（IndustrialCommons）遭到破坏，最终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活动也无法生存（PisanoandShih，2009）。因此，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与制造业相关RD活动在同一地点的共生，制造活动的流失会削弱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发明、创新和竞争能力。
从工业化的一般国际经验看，由于制造业存在自我内循环的特征与明显的外溢效应，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出现制造业比重的过早下降同时服务业比重虚高，其结果就是服务业的根基不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往往需要更长时间（通常是30年左右）进行重新“补课”（史丹和白骏骄，2019）。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早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过早提高的情况。即使是一些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制造业比重偏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弱。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空心化”，不但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力系数小，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弱，而且制造业许多创新的成果无法在国内变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脱实向虚”的危害和制造业在吸纳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工业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的作用被重新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战略、法案和政策，设定提高制造业比重的目标，以期进一步强化在全球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在2019年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5%，欧盟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0%；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发布《工业5.0：迈向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提出将以人为本、可持续性和韧性作为工业发展方向，以此推动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环保的欧洲工业的“新常态”。
中国工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强劲发展韧性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宏观经济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引发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叠加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保持短期和长期的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推动工业稳增长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愈发彰显。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克服困难，在全球较快实现恢复增长，量增质升同步推进，实现“十四五”时期良好开局。这其中工
业展现出强大韧性、实现逆势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疫情冲击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多重作用充分显现。
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相应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迅速，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6个百分点，至12月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2021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分别高出3.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8.6%和45.0%。
②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智能化、升级型、低碳型新兴产品实现较快增长，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
2021年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产量同比增长均在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1.6倍。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发展迈入快车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3.7%和73.7%，较2012年分别提高29.1个百分点和24.9个百分点。
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中国工业面临增长放缓、动力减弱、市场主体受困的风险。
根据2022年1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的调查，认为“需求不足是最突出困难”的企业超过了被调查企业的37%。如图2所示，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自2021年5月起新出口订单指数一直处于荣枯线之下，2021年9月起新订单指数始终低于荣枯线，且2022年1月又出现回落，表明需求收缩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制约增强。②从供给看，海外疫情反复对原料产地、加工地、航运业等关键环节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原材料供应地如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受制于疫苗和防疫政策等影响，生产恢复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国际运输网络仍有较多梗阻，全球货运运力趋紧局面仍在加剧，2021年12月全球集装箱班轮准班率创下历史新低，运价水平较疫情前出现暴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将供应链向内收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断点堵点风险可能加大，“缺芯”“缺柜”“缺工”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工业企业生产和出口造成持续冲击。③从预期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都下调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做出相对悲观的预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户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自2021年第三季度起出现明显下降，第四季度继续下降至37.3%，表明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趋于悲观。2020—2021年，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低于2019年增速，且制造业私人投资近年来增长乏力和2021年增速逐月回落，都表明私营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信心与预期不足。
①从增长趋势看，2021年9月起，工业月度增加值同比增长缓慢，即使12月增速已经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4.3%，明显低于2000年和2019年同期增速。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增速、利润总额累计值增速均呈现逐月放缓趋势，且自10月起亏损企业数量、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值均出现同比上升。如图2所示，制造业PMI自2021年11月起虽然重回荣枯线之上，但始终处于荣枯线边缘，2022年1月又回落至50.1%，表明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放慢。②从出口看，2021年出口增长强劲对工业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但随着海外供需缺口收敛、中国替代效应减弱，加之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的
高基数，2022年工业出口形势较为严峻，出口景气或面临拐点，出口稳增长的困难和压力加大，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可能减弱。③分行业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加之价格传导机制不畅，2021年行业经济效益分化加剧，部分下游行业经济效益不佳对工业企业生产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下游行业的利润总额出现同比下降或增长低于5%，与上游行业利润总额暴增形成鲜明对比。④分区域看，各地由于工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不同，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韧性，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有所加剧，“南快北慢”特征明显。2021年全国31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异系数①为0.4657，高于疫情前的201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后十位的省份中，最后九位都是北方省份，而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除了北京和山西外，其余八个都是南方省份。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工业增加值都增长较快，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很慢，辽宁、吉林处于增速最后两位，黑龙江的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外跨国公司加快了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在华的投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一个典型特点是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减弱，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出现收缩。制造业外资企业数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下降，制造业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自2012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呈现较快下降，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缓慢。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自2011年以来其增加值增速几乎都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1年其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也较大幅度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不断巩固，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增加了工业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困难和风险。
比不高，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供给过剩并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2020年转型升级指数只增长3.6%，不仅大幅低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增速，更是远远低于网络经济指数的增速。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但它们的占比都还不高。
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还较为严重，产能利用率偏低。②资源环境约束更加突出，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加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意味着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较低，因此，只有能耗强度持续显著下降才能支撑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逐步落地，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印发后，工业作为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面临更高的节能降耗减排要求。进一步看，2021年能耗双控引发的多地限产限电问题，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速度没能完成预期目标，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增长较快和制造业比重回升有关，这意味着未来工业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需要工业能耗强度继续显著下降，传统产业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面临更加紧迫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任务。
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四基”技术水平弱、自主可控程度低严重威胁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工业领域的补短板、填空白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贸易表现出鲜明的“VUCA”特点，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相互交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形势多变难料（詹晓宁等，2021）。同时，全球实体经济朝着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升级，为中国工业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主导构建“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加快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供应链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低迷、复苏不稳定的困局。世界银行2022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强调，由于疫情反复、各国财政支持减少以及供应瓶颈尚未消退，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1%，2023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到3.2%，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表现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以分化为典型特征的K形走势。其中，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和投资有望回归到疫情前的增长态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却并不乐观，中国经济则很难维持2021年上半年因外需强劲恢复而实现的快速增长，预计2022年增速将回落至5.2%。与新工业革命和贸易政策变化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在发生初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更多地被判断为外生的短期冲击。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其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全球物流体系遭到的破坏也远超预期。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生产内向化与经济全球化倒退可能会动摇现行产品内分工体系和链条式的增值范式，进而改变各国政策的导向。以美国为例，一旦因疫情防控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所有需要的产品均可在本土生产，不再考虑成本问题，政府将为企业生产布局的调整提供合适的补贴方案，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政府允许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本国企业建立不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抗疫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重大战略成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冲击的“常态化”，全球供应链体系向区域化方向调整逐步就位，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贸易秩序趋于恢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订单的依赖减弱，进而形成一定的分散和替代，将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增速的稳定性。
（WorldBank，2022）。针对能源原材料价格普涨的问题，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及时出台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有效阻断、延缓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的路径和进程，对稳增长保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供给侧看，虽然上游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一轮行情中得以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这种状况却难以稳定持续。通胀压力向下游加工环节渗透不可避免，这对利润普遍微薄的加工制造
企业采购原材料、承接订单和安排生产带来了现实困难。尤其是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拉升与电力供应偏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企业利润形成了同步挤压，致使不少出口企业在2021年遭遇“丰产歉收”的窘况，加剧了上下游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类型市场主体之间经营绩效的分化。从需求端看，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总体上超过工业制成品，但由于疫情下各国劳动力和就业市场恢复滞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影响会继续向内需外需两个层面扩散，将进一步加重需求转弱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压力。
长期而言，大宗商品价格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杠杆，且具有较为突出的周期性演进规律，高企的行情不利于疫情中全球生产和贸易恢复。客观地看，中国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权重仍在上升。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推动石油、煤炭、铜、小麦等大宗商品和基础金属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双碳目标刺激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行业产能扩张，对锂、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的需求快速扩大，关键金属国际供求关系趋紧，而受疫情冲击，车载芯片、风电装机材料等原材料价格猛涨，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安全风险凸显。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大矿业公司和金融资本共同操控，粮食、能源、矿产领域的国际利益格局短期内很难发生重大转变，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定价机制及其近期价格走势对国内生产消费、出口成本控制以及进口贸易条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对其他国家施压，采取“长臂管辖”、以国内法取代或凌驾于国际法等手段，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2021年6月推出供应链百日报告——《建设韧性（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新能源电池、稀土和药品四大领域的供应链韧性（弹性）进行全面评估，到强化“印太”战略、出台针对中国产品贸易的法案，再到2022年1月发布《加强规划安全、国防部和情报系统网络安全》备忘录以保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加强本国供应链安全管控步步为营，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意图愈发明显，手段更加密集和多样化，形成了日益机制化的工作安排和政策法律体系。另外，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施用《反海外腐败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外国代理人登
记法》《冲突矿产条款》等国内法律，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产开发和资产并购做出了广泛而严苛的限制，受限的中国实体名单越拉越长。在美国施压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先后宣布将中国5G设备排除在采购和合作的对象之外。这些“去中国化”的安排进一步挤压了中国通过利益共享获得战略性矿产、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国际空间，放大了芯片、工业软件等国内产业短板的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企业投资发达国家构成了实质性障碍。给中国5G、集成电路、油气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正在培育优势的新兴领域及其市场主体造成了严重困扰，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长期安全稳定、提升工业整体素质、保持工业生态活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能解决方案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利润来源。同时，新知识分解和传播加快了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新兴产业群与运用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二者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掌握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另一方面，跨界融合对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既有规则带来了冲击。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共存、批量化与定制化兼施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工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的鲜明特点（李万，2018）。历史地看，历次工业革命中通用技术更迭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甚至近期火爆的工业“元宇宙”概念及其产业化应用仍被各界寄予厚望。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无接触需求有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共识，改善数字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的预期，通过不断凝聚高质量的要素，丰富应用场景，数字技术与生产率之间将建立正向关联，持续推动工业产出提升和生产环境优化，为后工业化时代制造范式创新和生产组织变革画出清晰的主线，从而为中国工业稳增长育动能提供了新方向新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生产体系重构“加速器”的角色，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收缩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驱动，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内敛”的动力和倾向。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的测算，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快速扩张转向收缩放缓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可辨（ADB，2021）。1995—2008年，基于贸易和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由35.2%上升至46.1%，从9.6%上升至14.2%。2010年以来，供应链回流直接拉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到2020年，上述两个参与度指标已分别下降至44.4%和12.1%。全球价值链上出口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除了荷兰之外，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参与度的演进方向均与全球趋势一致。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一向由少数先行国家掌握，在新工业革命初期，新兴领域会存在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加之2021年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协议达成，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生产得以强化，引发主要工业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转而投入到更易于掌控、更具稳定性的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之中
（Antràs，2020；SericandWinkler，2020；ABD，2021）。其中，尤以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在2000—2010年和2010—2019年两个时间段中，中国间接贸易增速由20.0%大幅回落至4.6%。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增速的变化既是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结果，更反映出加入WTO后中国通过广泛深刻参与全球分工而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产业升级独特路径，成为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增强、内循环巩固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意味着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工业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发展中国家新“成本洼地”双向挤压下比较优势衰减、链条开裂的局面，中国迫切需要立足新发展格局，通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建立与国际生产体系的新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与区域化趋势同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得益于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全球价值链不断延展，产业内分工深化，长距离贸易快速发展，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收缩，从2000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1%下降至2012年的45%。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发生转变。WTO的测算显示，2013—2018年，区域内全球商品贸易份额提高了3.2个百分点。进入数字时代，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根植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日益显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倾向于配置在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区域内部，致使这类价值链更短更集中。由于现行多边体制对国际生产格局变化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国势必寻求建立能够更好地维护产业体系韧性的治理新机制，新型高水平的
区域一体化组织为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区域供应链体系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制度层面有力支撑了生产布局的短链化、区域化。在全球生产结构重塑的大背景下，尽管亚太分工体系的梯度仍然存在，但已不再遵循单一的“雁阵模式”，而是趋向多元驱动，从而为中国以RCEP落地和申请加入CPTPP为契机，深度参与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带来了机遇。
总体看，全球碳中和的发力方向仍集中在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政策减排三个层面。其中，大国能源转型是全球碳中和的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欧洲、北美遭遇能源供给短缺和价格急涨以及中国发生限电风波加剧了可再生能源安全的全球性信任危机，引发了对于政府过度激进地推动碳中和的争议，但高企的能源价格并未对传统油气开发投资构成强有力的投资刺激，相反，全球石油、电力等大型能源企业越来越关注低碳业务。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针对气候变化的股东决议，支持率从10%上升至40%，同期钢铁、水泥、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现金流投资比长期平均水平减少了四成。但也要看到，虽然资本市场对于脱碳项目投资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但目前的政策力度未能消除市场主体因低碳技术研发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而对绿色项目产生的顾虑。世界范围内绿色技术尚未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突破并获得稳定的技术经济性，这一现实情况导致技术减排的效果远未释放到位。同时，随着电力、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减排空间缩小，结构减排的潜力势必转向服务业，包括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在制度减排方面，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深远，虽然对于避免形成全球碳排放“洼地”，缩小国家之间工业品生产和出口的“绿色级差”具有一定的建制意义，但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碳关税无疑将使脆弱的多边体制雪上加霜。先期实施碳关税的行业为电力、水泥、化肥、铝和钢铁，这些恰恰是欧盟碳市场（EU-ETS）所覆盖的领域，表明碳边境
调节机制的作用对象主要针对中国等产能和出口大国，传统高耗能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多绿色壁垒的阻碍。
全球碳中和目标召唤新的实现路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以及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为企业绿色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提供了新的研发理念、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而且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方式的绿色化创新同样要以丰富优质的数字要素和信息平台做支撑。在供应链管理上，依托云服务赋能上下游用户节能减排，利用数字工具对生产和销售环节碳排放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企业将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迁移到云服务中以提高性能并减少环境影响，开发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识别绿色增长点，不断提高对长期ESG风险的应对能力，主动进行优化能源结构、开发脱碳技术的前瞻性布局，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
展望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净零排放的工业生态体系，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持续的双向探索以及更加专注、有效、协同的国际行动。绿色发展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必由之路。在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进程中，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各行业的排放水平存在级差，“十四五”时期，工业碳达峰窗口期明显偏紧，特别是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减排压力增大，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现实紧迫性凸显；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顺应了工业价值实现多元化的潮流，对于促进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形成新增长点，应对全球绿色竞争，保障国家能源和产业安全，开启新型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作为中国经济的产业主体以及国际竞争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领域，工业部门绿色发展蕴含着新的机遇与国际合作空间，对于稳定全球能源矿产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按照本文对工业稳增长内涵的理解，工业稳增长的政策框架设计需要着眼于工业稳与宏观经济稳、当下稳与长期稳、行业稳与区域稳的统筹协调，同时处理好稳增长与育动能、工业与服务业、疫情防控与工业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稳链与补链强链、工业化与绿色化、产业集聚与区域均衡发展、国内循
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技术创新的孵化场、应对系统冲击的稳定器。宏观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求工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业稳增长既要着眼于应对疫情冲击与三重压力，也要将工业发展放在逆全球化回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低碳革命正在兴起的大背景下；既要参考工业化的历史规律，也要考虑数字化、绿色化条件下工业化呈现的新特征、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也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国国情、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
在政策目标上，既要保证当前工业增速稳定，给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解决产业链韧性不强、水平不高的问题，发展工业硬科技，培育壮大工业增长新动能，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具有韧性和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增强工业长期的持续增长能力。在稳增长过程中，既要注意保持工业一定的发展速度，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也要注意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尤其要大力提高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模式新业态比重，构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融通发展、同向发力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产业集群引领、地区间各具优势和分工协作的区域均衡发展产业布局。
在政策措施上，摒弃过去大水漫灌的发力方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产业门类齐全和配套完善、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领先的数字经济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等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针对工业基础不牢、产业链不全、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等问题，找准影响工业增长、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短板、痛点和堵点以及不连续创新带来的换道超车机会点精准发力。
在政策工具上，要强化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稳增长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也要重视需求侧对拉动创新、扩大销售、吸引投资的重要作用；稳增长政策不能局限于工业本身，而是要在工业紧密关联的产业（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工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综合发力；工业稳增长也不能局限于产业政策，而是要综合利用产业、创新、投资、市场、外资、外贸等方面政策，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形
成工业稳增长的合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工业发展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面对中国工业发展所处阶段、工业化一般规律、工业发展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科技和产业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方面影响因素的交织缠绕，工业稳增长需要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速增长，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但是也要看到，一些疫情散发地区防疫政策过于粗放、死板，执行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对跨地区人员、商品流动造成较大影响。进入2022年以来，丹麦、挪威、法国、美国、英国、荷兰、瑞典、爱尔兰等国家已经取消全面防疫措施。全球疫情的逐渐缓和将使全球的工业产能恢复、经济回暖，虽然会扩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解决芯片等关键工业投入品供应短缺的局面，但也会由于全球产能的释放减少对中国工业产品的进口需求。需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行更加精准的防疫政策，对疫情走势与国际防疫政策的影响进行及时研判，对国内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在维护国内防疫秩序与确保外循环畅通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精准、适用的安排，保持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实时互动和高效贯通，既要让中国工业抓住全球经济常态化的增长动能，也要做好“后疫情”时代对中国工业发展不利影响的应对预案。
造业集群。也要看到，中国地域空间广阔、工业体量庞大、工业门类繁多，不同地区和城市拥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因此，中国各地区都能够发展符合自身资源和优势的产业，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还能够建立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关系。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工业化有较大的空间，工业也有条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推动区域间平衡协调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各地区各城市的工业发展要注意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生态容量等条件发展适宜的工业细分产业和产业链的特色环节。保持中国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不是要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的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通过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疏解与承接，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平稳增长和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针对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结合中国新发展阶段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工业稳增长要在三个层面找准政策着力点：宏观层面，激发三驾马车活力，形成工业稳增长育动能的长效机制；产业层面，破解影响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障碍，持续增强工业创新能力、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微观层面，强化困难企业化风险纾困境政策，改善企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构建完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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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专题系列684（24篇）2022年3月优秀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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