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查研究⋯⋯⋯12．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幸福圆桌会”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53．耿敬杰：标准引领农村“厕所革命”实施现状、问题及制定建议基于
贵州的调查研究⋯⋯⋯⋯⋯⋯⋯⋯⋯⋯⋯⋯⋯⋯⋯⋯⋯⋯⋯⋯⋯⋯⋯⋯⋯94．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推进乡村振兴调研报告⋯⋯⋯⋯⋯⋯⋯⋯⋯⋯⋯⋯⋯145．光明日报调研组：从“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的转变“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大理洱海实践⋯⋯⋯⋯⋯⋯⋯⋯⋯⋯⋯⋯⋯⋯⋯⋯⋯286．91729部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何敏：
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的调研思考⋯⋯⋯⋯⋯⋯⋯⋯⋯⋯⋯⋯⋯⋯357．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世春：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促进民族
地区乡村组织振兴的思考基于G省B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调研⋯⋯398．农发行种业基金课题组：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479．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曹永峰：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问题的调研⋯⋯⋯⋯⋯⋯⋯⋯⋯⋯⋯⋯5210．潘静静、甘海根：关于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思考以萍乡市上栗县
为中心调研与思考⋯⋯⋯⋯⋯⋯⋯⋯⋯⋯⋯⋯⋯⋯⋯⋯⋯⋯⋯⋯⋯⋯⋯571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正立：
关于四川省绵阳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651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晶晶：
后疫情背景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8013．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课题组：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8314．光明日报调研组：
坚持以突破核心技术为主的自主创新之路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探索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调研⋯⋯⋯⋯⋯⋯⋯⋯⋯⋯⋯⋯⋯⋯⋯⋯8715．惠润虎：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调查和思考以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农信社服务
“三农”为例⋯⋯⋯⋯⋯⋯⋯⋯⋯⋯⋯⋯⋯⋯⋯⋯⋯⋯⋯⋯⋯⋯⋯⋯9316．张文浩：金融企业青年员工成长成才调查研究以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天津市分行为例⋯⋯⋯⋯⋯⋯⋯⋯⋯⋯⋯⋯⋯⋯⋯⋯⋯⋯⋯⋯⋯⋯⋯10217．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袁明：
齐齐哈尔试验站服务区“十三五”期间大豆生产情况调研报告⋯⋯⋯10718．沈阳工程学院宋怡倩、贲立欣：
沈阳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调研报告⋯⋯⋯⋯⋯⋯⋯⋯⋯⋯⋯⋯⋯11219．江西科技师范大吕月琳：
时政资源在高中思政课中的运用情况调查研究⋯⋯⋯⋯⋯⋯⋯⋯⋯⋯11520．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硕士研究生罗邦强：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认识误区与对策措施⋯⋯⋯⋯⋯⋯⋯12121．徐佳：
四川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专项调查报告⋯⋯⋯⋯⋯⋯⋯⋯⋯⋯⋯12522．四川省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刘太阳：
四川中小微商贸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实施情况调查报告⋯⋯⋯⋯⋯⋯12923．重庆市农广校刘大龙：头雁领飞群雁起鸿雁阵阵向未来对重庆市农民
田间学校孵化能人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13324．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无锡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路与路径研究⋯⋯⋯⋯⋯⋯⋯⋯⋯⋯⋯⋯⋯⋯13825．光明日报调研组：
小康村发展再上新台阶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新路径调研⋯⋯⋯⋯⋯⋯⋯⋯⋯⋯⋯⋯⋯⋯⋯⋯⋯⋯⋯⋯⋯⋯14326．阳盼盼：新时代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调查报告基于重庆的
调查与思考⋯⋯⋯⋯⋯⋯⋯⋯⋯⋯⋯⋯⋯⋯⋯⋯⋯⋯⋯⋯⋯⋯⋯⋯⋯14927．新乡日报社赵红艳：
以更大力度弘扬先进群体精神大力营造争先出彩浓厚氛围⋯⋯⋯⋯⋯15728．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综合施策稳住经济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展望⋯161
湖南工业大学彭静
2020年全国两会以来，“地摊经济”在政策话语中被赋予了更多功能。曾经被污名化为“脏乱差吵”的“地摊经济”，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在“人间烟火”“民生经济”和“就业经济”等话语的鼓励下，忽如一夜春风，在大小城市“热”了起来。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经历了从被鼓励到禁止，再到承认其“合法化”地位的命运变迁。“地摊经济”在过去严厉的打压下，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不可否认“地摊经济”不仅体现了当地的风俗文化，还拓宽了人们获得收入的途径。诸多学者对“地摊经济”展开过研究。王曙光认为，“地摊经济”由于经营成本比较低，加之经营者层次多样，对其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社会无业人员就业难的问题①。吴丹丹认为，适度为“地摊经济”松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工就业②。赵文雯认为，“地摊经济”提供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便市民生活，满足消费需求③。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被赋予了带动就业的政策功能。然而，地摊经济真的能带动就业吗？如果能，带动就业的效果如何？本文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立足于“地摊经济”发展现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湖南省株洲市五城区的市民和地摊主开展调查，咨询了解不同区域“地摊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共收回有效问卷775份，其中市民358份，地摊主417份。通过分析实地调研数据与政府发布的相关数据，研究探讨“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及问题对策。
五城区而言，有31.58%的人表示疫情导致失业；有21.05%的人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国内外经济状况面临严峻形势。地摊经济的门槛低等特点让疫情防控期间难就业的人转行摆地摊，养家糊口，以此增加了地摊经济的就业人数。
是很难就业的，在疫情的打击下更是毫无收入来源。而地摊经济的重新复苏和去边缘化，不仅仅解决了很多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还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根据图1可以了解到，地摊主的收入总体情况比较乐观。占四成以上的地摊主的月收入在2000—4000元。2021年株洲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00元，有七成的地摊主收入超过株洲市的最低标准。地摊经济有三大特点：
至获得更高的收入养活了自己和家人，战胜了新冠疫情冲击的难关，也为国家和政府减轻了负担。
“地摊经济”同时带动部分行业和相关产业人员就业。“地摊经济”背后牵涉的产业链十分庞大且复杂，从地摊售卖原材料的供应、摆摊辅助工具、地摊商业管理规范等等围绕“地摊经济”的环节都将会慢慢形成完整的商业业态
④。“地摊经济”在促进本行业就业的同时也会间接带动其他岗位需求，原材料行业、加工行业、物流行业、服务行业等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摊经济”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以及党和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根据株洲市政府最新公布数据，2017、2018、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工月平均工资约4964、6237、6600元，株洲市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700元。调查显示，地摊主收入较低，一般月收入2000—4000元之间，有28.57%的地摊主月收入在2000以下，只有9.14%的地摊主月收入达到本市月平均工资水平。面对重大的家庭生活压力，只有
调查过程中，地摊主表示：“相对于流动市场，一份稳定的工作要比这踏实得多”。地摊作为一种职业，不稳定性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收入不稳定、政策不确定、缺乏制度保障等方面。调查过程中不少地摊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担心政策一旦取消，政府会对地摊“一刀切”或是恢复以往的“游击战”局面，他们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同时，根据《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显示，地摊主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地摊作为一种“非正规就业”方式，社保没有代扣代缴方，且地摊主大多缺乏自主缴纳的意识及能力，“后顾之忧”不可忽视。可见，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即使“地摊经济”让许多失业人员再就业，但仍未让就业者心安。
当一种行业给城市带来的弊大于利时，必将招致排斥而不能长久。“地摊经济”存在的噪声污染、垃圾污染、占道经营等不良现象直接与城市形象挂钩。自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开始后，地摊被贴上“脏乱差吵”的标签，许多城市对地摊一再打压，甚至地摊在部分城市销声匿迹。新冠疫情后随着城市“地摊经济”的复苏，政府对“地摊经济”“脏乱差吵”现象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不少居民表示仍受“地摊经济”的困扰。如果扰民现象不能解决，“地摊经济”发展受到遏制也是情理之中。
调查结果显示，地摊主30岁以下的不到12%，中老年人居多，加上地摊售卖商品大多是食品、服装等产业，同质化严重，地摊因此又被戏称为“夕阳产业”。行业整体安于现状，缺少拼搏、创新精神。随着电商经济的兴起，方便、廉价不再成为地摊行业独树一帜的标签。地摊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一批又一批的地摊被替代。如果地摊行业不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前途堪忧。
草根经济。支持地摊经济，说白了，就是给弱势人群和中低收入阶层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门路和收入渠道⑤。笔者认为，“地摊经济”具有巨大的“保民生、促就业”的潜力，但只有当“地摊经济”不再作为解决短暂就业的选择时，当“地摊经济”吸引更多阶层的就业者时，才能真正发挥“地摊经济”的巨大潜力。
政策扶持、全民参与点燃“地摊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随着大众新鲜感地褪去，“地摊经济”也在逐渐降温。如何促进“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吸引更多阶层的“地摊经济”就业者，不断增强城市的生机与发展的活力，最大化地带动就业效应显得十分重要。
摊经济”活力和秩序。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供就业保障制度；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提供就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
品，提高产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⑥。
基于以上认识，要积极推进规范化管理，引导“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地摊经济”忽如一夜春风，在大街小巷热了起来。但由于设施、管理的不配套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进而推进对“地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创新“地摊经济”的管理模式，对摊贩进行统一安排，实行年限准许制，通过地方申报，确定一批最需要救济的市民，允许他们经营一段时间后，再让给其他贫困的市民经营。要避免经营相同商品的摊主同时同地经营，依法监督合规经营，从而保证“地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在保证城市有活力的同时，兼顾好城市秩序，将“地摊经济”发展到新水平，各有关职能部门应统筹分工协作，把握好管理的尺度，在做好行政服务的同时，找到“放“和“管”的最佳平衡点。
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南昌市西湖区是中心城区、老城区，辖区内老旧小区占比高达70%，其中40%是开放式小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旧改压力大、矛盾化解难、基层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近年来，西湖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重要要求，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总结“民情家访”工作和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指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到新冠肺炎疫情“群防群控”，以“幸福圆桌会”这个“小平台”绘就了基层治理最动人的“同心圆”，成功入选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
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有效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幸福圆桌会”创造性地建立群众诉求分类疏解机制。由社区党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挂点走访收集的问题和居民问卷、电话、微信反映的诉求进行汇总，聚焦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三公”事务进行分拣，将社区能解决的简单诉求直接答复解决；不属于“三公”事务范畴的合理诉求，引导居民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需要上级支持和群众配合的“三公”事项纳入“幸福圆桌会”议题来解决。经过近一年实施，全区已开展“幸福圆桌会”1377场，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48件，解决1639件，正在加快解决235件，对于不能解决的74件，都及时向居民反馈并获得理解。“幸福圆桌会”搭建的各类“居民微信群”“楼院朋友圈”，更成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有力畅通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医疗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配送、代办的“最后一米”。
构建资源力量在社区聚合机制，有效破解社区治理“单打独斗”困境。“幸福圆桌会”由西湖区委组织部牵头，区民政局统筹，社区党组织具体实施，各部门协同配合，推动了社会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各方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每个社区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幸福圆桌会”，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主持，参加圆桌会的固定人员为区级挂点领导、街道负责人、社区干部等；机动人员为相关区直单位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共建单位、驻地单位、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含业委会、居民理事会、楼管会、自治委员会、楼栋长）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通过“面对面”表达诉求、沟通
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在疫情防控最吃劲时，“幸福圆桌会”的平台功能迅速转化成全社会动员机制，全区顺势将下辖街镇划分为1019个防疫网格，设立临时党支部52个、党小组949个、党员先锋岗282个，高效整合网格内居民自治组织、单位保安、小区物业、经营业主等社会力量，参与实施“无疫网格”社区创建工作，
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机制，有效调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
理的积极性。“幸福圆桌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将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交给社区群众。“圆桌会”只是一个形象说法，并没有圆桌，而是采取圆形座位摆放方式，干部和群众“插花”围坐，居民与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利益方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形成“有事大家说、民事共同定、民事一起办”的生动局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过去“政府干、群众看”到现在“群众定、一起干”的转变，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针对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引进业委会强化居民自治，引导群众在“圆桌会”上充分讨论、协商、决策，真正做到改造前工程项目民决、改造后小区治理民办。在完善小区出入口、人行道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全面推开、分步推进开放式小区围合管理，力争到2022年底，全区已改造、改造中的开放式小区和安置房小区全面完成封闭式改造并实行物业管理，切实提高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能力。
构建诉求快处、督查跟进、群众评议机制，促进干部作风更加务实为民。“幸福圆桌会”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做到议题协商确定后马上办、全程督。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对项目进行实地考证和综合研判，明确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并公示告知，接受群众评议。采取分级督办形式，在议题项目落实过程中成立由社区党组织、相关利益方、项目经办方等成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和评议，西湖区委督查室定期督查、区纪委区监委随机抽查，使干部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收集群众利益诉求，及时做好情况反馈，确保为民办事办到实处，用“面对面”地交流、“实打实”地办事换来党群关系的“心贴心”。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保证。调研中，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是虚的，是具体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得到了活跃跃的体现。“幸福圆桌会”行得通，关键在于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从平台的搭建到制度的安排，从议题的收集到问题的解决，社区党组织始终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党员始终站在群众前面，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党的全面领导优势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搭建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幸福圆桌会”实质就是一个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从过去只有收集问题功能的“民情家访”，发展到现在具备议事办事功能的“幸福圆桌会”，它是一个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盼，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新形势新变化，逐步探索、实践、完善、演变而来的。正是搭建了“有事圆桌说、大家商量办”这样一个平台，让社区治理有了具体抓手，让居民自治有了参与渠道，让资源力量有了聚合载体，在党委政府、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之间架起了紧密联系的桥梁，凝聚起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强大合力。当前，全省各地都有不少类似平台，关键是完善平台功能，发挥平台作用，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以社区这个“小平台”奏响社会治理“大合唱”，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议事办事评事闭环机制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幸福圆桌会”赢得群众好口碑，关键是能议事、能办事、更能成事。西湖区在社区和街道层面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和顺畅高效的资源力量聚合机制以及诉求快处、限期反馈、群众评价机制等，形成了全过程、全链条、全周期议事办事评事闭环。在这个闭环中，社区在第一线具体实施，街道在后台协调引导各方力量向社区聚合，共同构成一个闭环机制。正是这个闭环机制的顺畅运行，把群众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成了“放心事、顺心事、暖心事”，促进了政府善治、群众自治、社会共治，使平台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搭建平台很重要，建立让平台发挥作用的好机制更重要，必须依靠科学的机制增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治理活力。
抓紧建立推广工作机制。“幸福圆桌会”可贵之处，在于形成了“党建引领全过程，平台搭建在社区，机制闭环畅运行”的基层治理经验做法，既有利
于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又有利于形成一套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议在全省城市社区推广，按照“积极推进、稳步操作、逐步完善”的工作思路，及时提出推广工作的总体要求、年度任务，制定推广工作流程和其他配套性政策。
加快形成推广工作突破。“幸福圆桌会”经验做法是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我省到“十四五”期末要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今年计划开工改造34.34万户。建议紧紧抓住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契机，把推广工作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同步推进、相互促进。
鼓励支持推广工作创新。鼓励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互学互鉴把“幸福圆桌会”的关键机制融入各地的特色做法中，实现创新提升，推动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务实、管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城市社区治理品牌和模式，为努力实现一流的社会治理、全面建设和谐江西的目标任务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切实加强推广工作保障。加强对推广工作的统筹谋划和组织领导，推动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下沉，确保推广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着力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基层干部更新治理观念、提升治理能力。大力培育和引进各类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耿敬杰
农村厕所革命关系亿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广水冲卫生厕所，不具备条件的可建设卫生旱厕，巩固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一个国家的厕所状况体现了民族的卫生文化和国家的文明程度[1]。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厕所革命这件民生大事做出10余次重要批示，强调要坚持求好不求快、扎实稳步推进，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改一个成一个。要想把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就必须要发挥标准规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建立农村厕所标准体系，推动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维常规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严格执行标准，把标准贯穿于农村改厕全过程”。此外，《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要以“农村卫生厕所建设改造等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准化工作”。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标技〔2020〕1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设定了主要目标：到2025年，形成结构合理、衔接配套、科学适用的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为农村厕所革命提供标准支撑。
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早在1985年日本就成立“公厕协会”，掀起了闻名世界的“厕所文化”建设。200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厕所组织
（WorldToiletOrganization，WTO），其口号是“关注全球厕所卫生”。为了促进厕所自主建设和卫生行为改善，国际开发援助项目进行了PHAST、TotalSanitation、WASHinSchool三项行动[2]。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厕所卫生管理经验[3]，编制厕所卫生规划[4]，探索厕所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5，6]，构建用户满意度评价机制[7]等方面。总而言之，在充分借鉴国外厕所建设、使用、管理等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有助于我国制定符合厕所革命的具体行动措施。
从国内研究来看，农村厕所卫生质量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及难点所在[8]。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9]，且存在缺乏因地制宜的厕所建设与运行模式，以及重建设轻管理等现象[10]。与此同时，在厕所系统性、理念意识、安全舒适、技术适应等方面仍有待提升[11]。农户是推动厕所革命的关键主体，农户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的整治水平[12]，此外，还有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也会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1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深化认识，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创新方法[14]，通过转变卫生观念[15]、加大资金投入[16]、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提升农户参与意识[17]等相关措施，依托协同治理模式，才能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厕所革命之路[18]。
农村厕所革命持续推进离不开标准体系引领，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标准体系现状的梳理[19]、技术规范和实施进展[20]等领域，对于各地方厕所革命标准落实情况、问题及效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贵州省厕所革命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索厕所革命标准实施现状，并针对困难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以“农村厕所”“户厕”“公共厕所”等作为关键词，检索涉及农村厕所的标准情况①，得出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涉及的相关标准，见表1。其中涉及国家现行标准共9项。贵州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仅有1项，团体标准共计8项。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与贵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的标准仅有18项，其中还包含部分乡村公共厕所、乡村旅游厕所等非直接关联标准（但可以参考借鉴），此外，省外地方标准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当前贵州省农村厕所标准体系仍然不完善、不健全，难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无法确保农村厕所革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厕所标准体系发展滞后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指导意见》提出要到2025年，建立农村户用厕所建设与管护标准化试点50个，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100项的任务目标。通过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标准的引领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厕所革命。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对于贵州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建立美丽宜居乡村，提升农民幸福感至关重要。早在2018年出台的《贵州省推进“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计
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聚居程度、区位条件等因素，按照贵州省住建厅下发的《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结合经济条件和管理能力，选择适宜的建设标准模式。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厕所布局规划，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需求，全面加强农村厕所建设和提质改造。本文通过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农户意见，对改厕标准、技术模式选择、施工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摸排，获得了全省农村厕所革命标准实施情况的第一手数据。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早在2012年，GB19379-2012《农村户厕卫生规范》正式发布并实施，2018年的GB/T37071-201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和GB/T37066-2018《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2019年公布实施的GB/T38353-2019《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2020年由农业农村部主管的GB/T38836-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7-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GB/T38838-2020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公布并实施，从而解决了农村厕所改造中无标准可依的困境。但从目前全省实施效果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目前贵州省尚未公布实施农村厕所改造的地方标准，因此仍属于空白领域。通过访谈、调研等方式获知，全省在进行厕所革命过程中主要依据《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试行）》《贵州省农村住房“三改”参考标准及施工图建议设计范本》和《贵州省农村危房无害化厕所改造基本验收标准（试行）》等技术指导文件开展农村改厕工作。然而，贵州作为山地省份，工程性缺水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全省农村厕所革命的推进，针对这样的地域特点，缺少切实可
行的地方标准会导致难以开展针对性的厕所改建工程。除此之外，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上技术指导性文件也未能得到普遍有效遵循，不少农户反映，厕所改建主要是根据自己（或施工队）实际经验施工建设，往往施工标准不统一，甚至不少地方只要求能通水电、粪污排放达标即可。
当前涉及厕所问题的行业标准只有针对旅游厕所制定的LB/T071-2019《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基本要求》，而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的行业标准依旧欠缺，因为缺少相关技术模式和行业规范，导致全省在农村改厕过程中，无法确保工程质量，建设不达标、验收不通过的农村厕所始终存在。
贵州省尚未公布农村厕所改造的团体标准，目前与农村厕所革命密切相关的团体标准是由辽宁省建筑节能环保协会公布实施的T/LJH013—2019《农村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和T/LJH014—2019《农村公共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公布实施的T/ZS0050-2019《农村公共厕所改造评价标准》等8项团体标准。贵州省在农村厕所改建过程中，各地方普遍不了解团体标准，制定和使用团体标准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之团体标准不健全，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其未发挥应有之作用。而团体标准的缺位导致在农村厕所改造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而缺少行业自律、引导和监管，则势必会影响农村厕所的改造质量。
针对全省农村厕所标准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制订建议。
针对省内部分地区存在的农村户厕“建而不用”“管护不到位”“配套设施滞后”等突出问题，应当加强对农村改厕后的跟踪维护和持续服务，确保农村厕所长期有效使用，建议加快制定《农村户厕维护与服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
为解决农村存在的粪污排放不达标问题，建议尽快制定农村厕所粪污改造、技术模式及资源利用等相关国家标准，切实杜绝农村厕所污水乱排现象，从而实现解决粪污污染和卫生健康问题的根本目标。
贵州省面临着农村厕所改造中地方标准缺失，无标准可依的困境。针对当前农村改厕工作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聚焦重点难点，抓紧编制急需的标准，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标准。具体建议如表2所示。
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委，针对贵州山地特征，高寒地区和工程性缺水等问题，制定涉及农村厕所改建、验收方法和评价、污水处理、防寒防冻、材料选用等相关行业标准，从而为推动贵州厕所革命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
引导、鼓励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相关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参考借鉴其他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定《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和管理规范》《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评价标准》《贵州省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以及《贵州省农村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等团体标准，从而提高全省农村厕所改造的质量和水平。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对于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厕所革命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科学合理规范的标准体系作为技术支撑，只有依靠高标准先行，高标准实施，高标准监管，才能引领农村厕所革命高质量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新乡村。同时，立足贵州实际，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厕所革命“贵州经验”，进一步助推贵州乡村振兴。
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19年底，兵团第十师北屯市（以下简称“师市”）与兵团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团场全部摘帽。自此，师市进入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如今，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师市乡村振兴推进的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为全面掌握了解这些情况，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30日，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研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对调研结果进行整理分析，集中讨论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了“1+3”（即一个总报告、三个分报告）的调研报告。本报告是总报告。
师市党委认真贯彻兵团党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百湖之城
诠释着乡村振兴的全新内涵。调查问卷显示，86．67%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对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状况是满意或非常满意的，89.34%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与以前相比，近年来团场（连队）变化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居环境整治（占86.67%）、收入和生活水平（占84%）、基础设施条件（占70.67%）、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占50.67%）、社保制度（占38.67%）等方面（见图1、2、3）。
具体来看，师市推进乡村振兴主要有以下亮点。
师市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兵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编制完成师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个五年规划，即《第十师北屯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2018—2022年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部署了重
点工程，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2021年《第十师北屯市“十四五”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出台，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21年制定出台《第十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四五”规划》，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6月，师市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师市发改委承担的扶贫工作职能与农业农村局承担的乡村振兴工作职能进行整合，由师市乡村振兴局承担，师市发改委不再挂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师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师市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自此师市形成了以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为统一领导，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师市农业农村局统筹实施、师市乡村振兴局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位一体”工作格局，有力地保障了“三农”工作的有效开展。2021年，师市统筹整合涉乡村振兴资金共计4.87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师市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举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专题研讨班，强化专题培训，提振师市上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明确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师市坚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强力发展特色水产业、瓜子产业、生态畜牧业和乡村旅游业，不仅形成了师市特有的产业优势，也促进了职工持续稳定增收。
师市辖区拥有湖泊、水库和坑塘、池塘等各种水面148个（片），总面积达15.5万亩；水质上乘，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100%，做好“水文章”优势得天独厚。师市聚焦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积极打造“百湖之城”，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成功养殖蟹、南美白对虾、小龙虾和淡水澳龙虾。2020年，预计水产品总产量1.25万吨，总产值3.65亿元，其中名优水产品产量占35%。
师市处于向日葵种植的“黄金纬度”，依托区位优势和公路铁路通达的交通优势，师市大力推进“向阳花开”特色品牌工程，瓜子类作物种植面积达67．42万亩，平均单产在高产稳产区间，成为优质瓜子生产和加工基地。积极推进全产业链发展，以新疆北屯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雪白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顶山食品有限公司等19家瓜子加工企业为“链主”，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经营模式，建成了种子研发、种植、加工、物流、销售
全产业链，形成挺进疆外、出口多国的产品系列，“傻老大”“塞外阿公”“顶山”等瓜子品牌享誉疆内外，实现“一粒瓜子带动一方经济”。2020年师市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1.82∶1，高于兵团1.27∶1的水平。葵花子、南瓜子、花芸豆等远销3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农产品自营出口1.5万吨，创汇2300万美元，同比增长近2倍。
师市积极打造区域优质种畜基地和优质畜产品供应基地，肉牛、肉羊优良品种覆盖率分别在80%以上和60%以上。一八八团的禽艺专业合作社稳步发展，品牌优势不断显现，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阿勒泰地区重要的禽蛋供给基地。师市统筹兴边富民资金888.38万元，新建21座牛棚圈及配套设施，采购生产母牛65头，支持一八二团生猪产业项目。师市主动融入阿勒泰“千里旅游画廊”，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整治连队人居环境，积极探索“旅游+”发展模式，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特色旅游越来越热。截至2020年，师市共有三个连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即一八五团一连、二连和三连。
近3年，师市农牧一线职均收入实现“三连增”，2019年达到8.69万元，65个连队职均收入过10万元的达到22个；2020年农牧一线职均收入达到8.95万元，排名兵团首位；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8年的1.84万元增至2020年的3.78万元，年均增长43%，均为史上最高。调查问卷显示，有71.69%的职工群众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26.42%的表示非常满意；有60.37%的职工群众认为当前的生产条件较好，32.08%的认为非常好。（见图4、5）
近年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连队合作社在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提供专业化农业服务、提高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加上兵、师、团的鼓励发展，连队合作社纷纷成立并在市场上得到初步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也给职工群众带来了切实实惠，如仅统一采购农资这一项，2021年一八七团八连入社的职工平均降低生产成本7千元。调查问卷显示，88%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合作社在带动农户增收上作用显著；66.04%的职工群众认为合作社在提供良种、化肥和技术服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0.94%的职工群众认为合作社在提供农机等专业化服务方面作用明显（见图6、7）。
为进一步规范和提升农业合作社组织建设，加快构建“公司+基地+农户”
的新型经营模式，师市按照“清理整顿一批、培育新建一批、典型示范一批”的发展思路，对102家农业合作社实施动态跟踪监测评估，清理整顿18家空壳社、休眠社，取消8家农业合作社兵团级示范社资格；以“龙头企业+”、连队“两委”参与、社会能人牵头为重点，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组织开展农业合作社示范社的培育和评比活动，评选出以农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八四团凌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八二团二连九联赢专业养殖合作社等为代表的一批典型示范社。
连队“两委”和职工群众的稳定性较强，均能安心于现有的生产和工作，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愿望。通过扎实做好选拔招录招聘连队（社区）“两委”正职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连队“两委”有了盼头、有了干劲。2021年从连队（社区）“两委”正职中定向选拔考录招聘优秀干部14名，打通基层干部上升通道；加强连队后备力量培养，全师连队（社区）后备力量储备406人。落实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官到边境连队（社区）工作专项补助办法，持续引导人才向边境一线流动。调查问卷显示，46．67%的团场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师市当前的人才激励状况较好，18.67%的认为非常好（见图8）。
着力培养各类人才，尤其是实用型的“田秀才”“土专家”，增强乡村振兴新活力。加强与石河子大学、兵团农垦科学院、上海水产大学等科研院所对接，2021年，引进6批次专家教授开展科技服务，培训职工2000余人次，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水平。举办高素质农民工培训班、乡村振兴培训班、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训职工300余人次。10名科技援疆人才培训连队技术骨干、职工群众1400余人次。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3个，选派26名科技特派员到团场连队开展特色技术服务，有力助推师市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88%的团场干部和连队“两委”能在半年内接受一次培训。
依托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用好“向阳花小喇叭”“国旗下的宣讲”等平台和载体，宣讲党的理论和政策，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截至2021年底，师市建有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1个实践所、79个实践站，实现了师、团、街道、连（社区）全覆盖。组建各类理论宣讲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社区宣讲团”“百姓宣讲团”“草根宣讲团”等，“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组建志愿服务队伍128支，志愿者6000余
人，形成了以志愿服务总队为统领，团场、连队志愿服务队为支撑，各部门单位志愿服务队和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体系，内容涉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疫情防控、敬老助残、法律服务、医疗卫生、民族团结、社会救助、生态环保等，年均开展各类普法宣传、科技培训、卫生治理、志愿帮扶等活动4000余场次。以“红石榴文艺轻骑兵”为代表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开展文艺演出113场次，惠及群众2.5万余人，让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精神力量，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万家”活动的有效载体，其初步实现了宣传室内室外全域化，入脑入心全掌握，平台开设《理论宣讲》《带你学党史》等微课堂，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百姓故事》《重读红色经典》等栏目，打通了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愿服务队是师市与阿勒泰地区民族团结、兵地融合所凝结的果实，其成立目的就是要把先进文化送到最偏远、最需要的地方去。演出地点遍布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牧民定居点和团场连队、边防哨所，舞台是辽阔的草原，背景是雄浑的阿尔泰山，观众是可亲可爱的各族兄弟姐妹。2021年累计演出70余场次。进军营、进校园、进团场、进乡村、进牧点，用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运用歌舞、戏曲、小品等形式，将新思想新政策唱出来、演出来、展出来，聚焦兵团职责使命，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各族群众的幸福使者。“红石榴文艺轻骑兵”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先进示范单位，其中，1人获得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1年7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同志在师市调研工作时，对“红石榴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全师共有65个连队，其中有14个整合类连队、13个特殊作用类连队、38个作业点连队。稳步推进连队规划编制，完成8个团级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方案、65个连队规划成果和3个美丽连队规划。采取分类推进方式，2018—2021年共投入4.05亿元，用于8个团场40个连队人居环境整治（其中2021年共投入1.22亿元，
用于8个团场25个连队的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开展以“五清三化一改”为重点的连队清洁行动，连容连貌持续提升；师市8个团场48个连队建设生活污水管网116.16公里、3个团场新建污水处理厂，连队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达到73.85%，高于兵团50%的要求；累计建设水冲式公厕71座，实现连队公厕全覆盖；开展排查连队房屋7486户，整治连队危旧住房82套，整治率100%；抓实“四好农村路”建设，新建21.37公里农村公路，20.1公里抵边公路和43.97公里道路硬化；实施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惠及居民2.95万人。扎实推进1/3连队建设，完成连队提升改造26个，完成率104%；开展美丽连队建设先进评比活动，对10个先进集体、20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并通过媒体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调查问卷显示，49.06%的职工群众非常愿意参与连队组织的人居环境整治活动，49.06%的愿意参与，仅有1.89%的不愿意参与（见图10）。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北屯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9.1%；市区和团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师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完成3个团场集中供热锅炉提标改造。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师市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2573次，各级林长累计巡林194次；开展植树造林1.05万亩，完成连队居住区“四旁树”绿化260亩。持续开展残膜污染综合治理，连续两年在兵团残膜治理工作考核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八五团三连、一八六团付永强分获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连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意识强，有大局观念，综合素质高，执行力强；连队党支部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和带领职工群众致富的愿望，有能力带领职工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连队中有威信，得到职工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群众的号召力强。在连队党支部的带领下，连队“两委”精神状态普遍较好，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不断增强。调查问卷显示，52.83%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两委”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非常强，其余47.17%的职工群众认为强；35.85%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非常强，60.38%的认为强，仅有3.77%的认为一般（见图11）。
推动强基固本，提档升级开展连队6+“4星级化”创建；投资3500万元对41个未达标基层党组织阵地进行建设，连队阵地全部达标。用足用活“街道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机制，共同有效解决居民群众的“痛点“”堵点”问题。
通过街道办及时收集居民需求并发布“红细胞”任务，“红细胞”挂钩党支部立刻领取任务，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的诉求和需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立“居民说事点”，让居民随时说事，通过收集民意、加强邻里互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小区和谐，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4000余件。天骄街道办的典型案例入选中央文明办印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方法100例》。
加强对干部职工群众的教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抓实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努力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庄严承诺，激发新时代干事创业、再创佳绩的热情。注重先进模范人物选树，胡拥军同志当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2人当选“兵团好人”，1人荣获“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时代新人”表彰。
近几年，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职工收入普遍得到提高，来连队要求当职工的人也多了起来。团场连队把减负资金发放、连规民约的遵守与职工群众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积分制，职工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通过抓实移风易俗，共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化文明团场、文明连队创建，现有师市级文明团场7个、文明连队50个；一八三团、一八五团一连和一八三团张丽华家庭分别通过全国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复查。
生保障网，累计发放低保、临时救助和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1479.8万元、惠及4259人次；统筹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实现法定人群社会保险全覆盖；加大控辍保学力度，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
制定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方案，接续做好帮扶工作，师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51个机关部门（直属机构）、117个企事业单位与8个团场65个连队建立定点帮扶工作机制全覆盖。积极发展扶贫产业，一八二团作为15个兵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团场之一，利用兵团财政衔接补助资金1300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促进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
师市总体经济总量小，202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3.1亿元，在14个师中排
名第12位；税收收入少，2021年仅实现税收2亿元。不论是人居环境整治，还是产业发展等，囿于自有资金有限，与其他师市如七师、八师、六师相比，投入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差距均较大，再加之兴边富民资金的不断缩减，使师市有很多想支持、想干的事情，却无法实现。按照兵团统一要求，师市积极安置南疆引进人员，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资金缺口大。
调查问卷显示，57.3%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当前师市乡村振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缺乏因地制宜的政策，53.33%的认为缺乏项目发展资金，53.33%的认为缺乏符合团场（连队）发展的好项目，28%的认为缺乏相关乡村发展意识（见图12、13）。
在对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中调查关于“您所了解的乡村振兴包括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时，有97.33%的人选择了产业振兴，94.67%的人选择了文化振兴，90.67%的人选择了人才振兴，85.33%的人选择了生态振兴，仅有53.33%的人选择了组织振兴，这说明对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把握不全面、不准确，认识仍需提高。
与其他师市相比，师市在立足小产业、做足大市场，积极拓展农业功能、推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在推进农旅融合、促进美丽连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总体上看，除瓜子产业之外，其他产业在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和三次产业融合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整体处于产业链前端、价值链低端，整体竞争力不强，吸纳就业和带动增收的能力有限。乡村旅游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但规模和影响力较小，拉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较弱。调查问卷显示，本地乡村旅游主要吸引附近城市（镇）居民、团场（连队）职工和疆内其他游客前来，疆外游客较少（见图14）。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了整体水平提升。调查问卷显示，62.26%的职工群众认为生产条件中最需要改善灌溉条件，54.72%的认为需加强高标准农田，54.72%的认为缺乏适用技术推广及技术指导，41.51%的认为良种和合格农资供应上存在短板，37.74%的认为农机、收获机械等专业化服务不够。总体看，师市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除瓜子产业外，其他农产品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没有形成优势产品、优势企业、优势产区的集中集聚，叫得响的品牌少（见图15）。
团场和连队都能认识到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重要性，都有大力发展的想法。
但囿于对上面的指导文件理解不深不透，很多连队“两委”有顾虑，放不开手脚，不敢干，害怕搞不好会被问责追责。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途径比较单一，大多是投入合作社；每个连队50万元（共12个连队，共600万元）用于支持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资金使用分散，各行其是，没有发挥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合作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仅能发挥基本的组织作用，在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价值方面还远远不够。像禽艺合作社这样发展时间长，懂市场、会经营的还凤毛麟角，大多数合作社成立时间短、规模小，管理粗放，作用发挥极其有限，职工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不强。调查问卷显示，仅有24.53%的职工群众加入合作社（见图16）。
64．15%和39.62%的职工群众希望合作社能够提供产品销售和信息服务；
73.33%和57.33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合作社应该在产品销售、信息服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见图17、18）。
连队“两委”牵头办合作社的少，积极性不高，这与职工群众希望更多“两委”参与的想法有较大差距。在运用新科技、新手段促进发展方面缺乏经验和相关人才，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借助线上销售平台作用受限。对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和指导帮助不够，尤其在银行贷款方面，由于没有抵押物，贷款困难，往往看着机会流失，却做不了。如2021年农资价格涨价，但没钱提前购买储备，只能眼睁睁地错失机会。
一些连队“两委”缺乏谋大局、抓大事的能力，在壮大连队集体经济、培育发展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域外经济工作中缺少谋划和作为，带动职工致富能力不强。对本地优势资源把握不足、分析不够，敢闯敢拼敢试能力不足，不能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招商引资，延伸产业链发展连队经济，连队发展后劲不足。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各类人才紧缺。调查问卷显示，师市急缺人才依次为特色农牧业种养殖技术人才、致富带头人、电商人才、合作社领办人和经纪人。人才政策体系仍需完善，人才结构性矛盾亟需解决，人才作用未充分有效发挥。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存在困难，引人难、留人难的问题尚未根本破解，推动人才向艰苦边远团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成效还不够明显。调查问卷显示，有34.67%
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师市当前的人才激励状况一般，2.67%的认为差
（见图19）。
师市创树的“向阳花小喇叭”“红石榴文艺轻骑兵”等文化品牌，在有效发挥文化润疆作用方面表现突出，但目前仅限于十师北屯市和阿勒泰地区，对外传播交流不够。这些有效的载体和平台，没有在更广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实属遗憾。总体来看，金字招牌不亮，文化品牌没有对外推广。文化领域内的专业人才队伍素质不高，尤其是连队专业政工队伍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有效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连队书屋层次低，利用率低，书籍少而且陈旧，介绍新科技新知识新手段的书籍极其缺乏。
师市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明显，但在废物处理、拆危治乱、卫生户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调查问卷显示，73.58%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环境最需要改善的是垃圾及废弃物及时处理，64.15%的认为是道路硬化，47.17%的认为是绿化美化，33.96%的认为是改厕改圈。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需提高，与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调查问卷显示，71.7%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最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卫生及健康服务，67.92%的认为是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35.85%的认为是托幼养老服务，32.08%的认为是较高水平的义务教育，24.53%的认为是畅通的网络。以上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与对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的调查结果大体一致。
团场、连队居住区整体设计和建设仍需深入，整体特色不突出，目前只解决了“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好不好”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总体上看，与其他师市相比，师市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投入的资金有限。一些职工群众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过多依赖团场和连队，自主意识待唤醒。调查问卷显示，68%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资金，62.67%的认为缺整体规划和持续性推进，37.33%的认为缺多方参与（见图24）。
连队“两委”收入差距较大，有的一年收入6万元左右，有的一年收入几十万，发展积极性仍需激发。大多数连队“两委”的收入仅限于工资收入和身份地流转的费用；有的连队“两委”自己种植身份地（如一八七团八连、五连书
记），有较好的收益；有的连队“两委”流转他人的土地（如一八七团八连书记），从事大规模种植；或进行特色养殖，如一八七团五连书记养山猪，或入社分红（如一八七团八连、五连书记）。在发展连队集体经济和合作社方面，连队“两委”态度不一，有的积极参与，有的被动介入；有的思路和想法清晰、有干劲，有的应付了事、悲观消极。在涉及财务问题上，连队“两委”为求稳妥、不出事，大事小事均搞“四议两公开”，事事公开，非常耗费精力，导致一些连队为省事、避免麻烦，索性不干。
换届后的连队“两委”普遍年轻，历练少，缺乏做好群众工作的经验，对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还不能及时动态掌握和分析，对各类惠民政策的宣传解释力不够，对职工群众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苗头性问题难以及时化解，办法不多，基层管理水平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均有待提升。基层负担重，上级要求高、任务重，文山会海、填表做台账影响正常工作，“两委”无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谋划思考如何发展连队经济、如何带领职工增收致富，工作疲于应付。执行力强，但缺乏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够。调查问卷显示，18.67%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团场、连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表现一般（见图25）。
职工群众的身份意识还有待增强，参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的积极性仍需充分调动。调查问卷显示，76%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62.26%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职工群众的身份意识不强、得利的事就干、不愿意履行职工义务；连队职工群众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如，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不好；不讲文明，存在陈规陋习，等等（见图26、27）。
继续促进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统筹使用，确保财政资金集中支持师市党委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整合各类财政资金、援疆资金和招商引资资金，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产业、重大工程，力求在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育市场主体、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作出示范，带动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对管用、实用政策的研究设计，真正拿出管用、实用的政策举措，不能大而统之，避免出台那些看着有用但实际不管用、基层不敢用的政策。
拓宽资金渠道和加大管用实用政策支持的前提是师市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要不断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大力增强对乡村全面振兴内涵、要旨和思路的认
识。师市层面要做好乡村振兴总体部署，明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乡村振兴要达成的目标和重点任务，营造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氛围。不搞一刀切，放手让团场、连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让更多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中；团场和连队要结合实际，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因地制宜选择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路径等，确保取得实效。
借鉴学习十二师、一师经验，依托一八八团一连人居环境、千亩桃园、大棚种植等要素及一八一团一连连部人居设施、苗圃基地、蔬果采摘等要素，集中整合资源，合力打造田园综合体，推动农业功能不断拓展，促进农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整体综合效益。
运用市场机制，做大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培育更多“链主”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领航作用，围绕“链主”，引进培育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优势产业集中集群发展，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柱产业不断壮大。
加大力度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灌溉条件；采取多种办法和途径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及技术指导，发挥好其在提升农业整体效益中的关键作用；提升良种和合格农资供应能力和水平，鼓励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发展，着重为千家万户提供农机作业、疫病防治、产品分级、储存和运销等服务。
用好中央600万元扶持发展连队经济专项资金，整合连队现有资产，通过投资入社、与效益好的企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开展股份合作、新建商铺店面等方式，支持发展连队经济，保证连队有稳定经济收入，提高基层造血功能，更好地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加强对资金的跟踪问效，推动党组织引领下的“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模式，最大限度地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贯彻落实好兵团有关连队集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推动师市促进连队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文件的制定，尽快明确发展连队经济的扶持措施、发展方式、考核评价及相关具体制度等，让连队“两委”干事有抓手、有依据、有信心、有干劲。
通过宣传鼓励、引导示范、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等各种办法，促进合作社加快发展，实质性地鼓励各类能人（包括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工）领办创办专
业合作社并规范运作，支持引导其做实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其在增收致富、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带动引领作用。师市农业农村局和团场农发办应增加专业合作社辅导业务，对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规范运作等做专业辅导，提高合作社的成功率，最大限度地填补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空隙，实现无缝对接。
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激发“领头雁”干事创业热情，提高政治待遇，促进保障到位。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加大从优秀连队党组织书记、在连队（村）担任过第一书记、“访惠聚”驻连（村）干部中选拔团场领导干部和科级干部、招录公务员和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注重在实际锻炼中发现并储备优秀年轻干部，并开展经常性分析研判，动态掌握一批可作为党政正职人选的优秀年轻干部。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注重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激发工作积极性。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解除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让基层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鼓励和支持连队“两委”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农畜产品电子商务等，把连队“两委”培养成致富带头人。积极引导动员外出党员服务连队发展或返乡创业，增强带动发展产业能力。
要多渠道引进人才，充实到连队和团场。采取更加务实而灵活的招才引智政策，吸纳优秀企业家、致富能人、干事创业的年轻人、本地乡贤等充实连队“两委”队伍，引入先进思维和市场意识，注入新鲜血液，提升基层活力。大力引进师市急缺的特色农牧业种养殖技术人才、致富带头人、电商人才、合作社领办人和经纪人。加大多渠道培训力度，帮助连队“两委”开阔眼界、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在职学历提升，加大对农业经营人才、产业发展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基层治理人才、连队所需各类科技人才的培育力度，加强对高素质职工、能工巧匠等本土人才培养，打造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营销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大户能人带动更多职工群众致富。
擦亮“向阳花小喇叭”“红石榴文艺轻骑兵”等金字招牌，唱响文化品牌，加大对外推介和宣传，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和推广。加大对文化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努力提升志愿专业服务队伍素质，使文化宣传活动更科学、更贴近现实和要求，更有利于对外传播和弘扬。以“唱响兵团精神”等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师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利用主流媒体，大力宣扬
马军武等老模范老典型，形成宣传强势，让兵团精神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激发新时代干事创业、再创佳绩的热情。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及时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户厕和拆危治乱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切实改变连队面貌，建成更多美丽连队。一八八团一连、一八一团一连的居民区统一规划设计，整体色彩风格协调，有着浓浓的乡土风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以这两个连队为样板，深入推进团场、连队居住区整体设计和建设，注重特色和品味，打造“一团一品”或“一连一品”，推动人居环境由“有没有”“够不够”整体向“好不好”转变。进一步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作用。
连队“两委”成员要加快从管理者向“管理者+服务者”并重的角色转换，快速提高自身素质和管理服务能力，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既要吃透上情，不断增强对政策的领悟力和解释力；又能体察下情，密切联系群众，定期走访调研，精准掌握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动态变化情况，熟练运用各类惠民政策，解决职工群众的困难；要主动积极宣传好政策，学会用群众的语言做好群众工作，让各级党委的好政策走进职工群众的心里，真正使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效。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集中民智利用民智，减少决策的偏差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共享。通过构建有效的参与机制，如落实好“四议两公开”制度、开好职工代表大会、鼓励乡贤献计献策并参与决策、发挥好连规民约的作用等，减少各种社会冲突，有效保障职工群众利益，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采取更多求真务实的举措，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教育管理，不断提升身份意识，促进其更好履行职工义务，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积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不良作风，杜绝上级部门到基层“只调研、提问题，但不解决问题”“不顾实际、自以为是瞎指挥”的状况，让基层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让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谋事、干事。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2年6月10日）
“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琉璃泻万古，浩气开鸿蒙。”400多年前，明代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一首《泛洱水》，尽抒泛舟美丽洱海的豪迈情怀。
清晨，云南洱海碧波万顷，湛蓝湖水共长天一色。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党支部书记何桥坤走出村口，穿过生态廊道，来到湖边，看到湖水清澈见底，不时还能瞧见鲫鱼跳出湖面，不禁感叹：“这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不远处的湖边石栏旁，时而有游客拍照留念。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专程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详细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情况。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习近平总书记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他叮嘱，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大理州党员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守好洱海再出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通过实施抢救模式保护治理洱海，水质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洱海保护从抢救性治理转入到保护性治理和生态修复阶段。最近两年，洱海水质评价均为“优”。
迎着洱海和煦的微风，本报记者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等深入洱海流域和相关地区，走访一个个村庄、一个个企业，探寻大理洱海保护与绿色转型发展的共赢之路。
20世纪80年代，洱海水质较好，保持在Ⅰ类水标准。“小时候，洱海水可以直接喝，家里吃的水也是从洱海里挑来的。”生活在大理市挖色镇海印村洱海边的赵益琴回忆。
“洱海流域的人口承载量为50万人，但大理市有77万人，洱源县20万人，整个洱海流域近百万人，洱海已不堪重负！”大理州副州长李苏坦言。随着洱
海流域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洱海污染逐步加剧，洱海水质整体由Ⅰ类向Ⅲ类转变。1996年和2003年，洱海曾经两次爆发全湖性蓝藻，水质急剧下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洱海之水是否清澈，关键在于入湖河流的水质。然而，2015年年底，洱海流域27条入湖河流大多是IV、V类水。作为洱海重要水源的苍山十八溪水量急剧减少，原因之一是无序截流取水。十八溪多达180多个取水口，造成13条溪出现季节性断流，有的全年断流，洱海的优质水源越来越少。
2016年7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曾指出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中存在流域空间管控不严、过度开发建设等突出问题。面对严峻的保护形势，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大理举全州之力推进流域“两违”整治等“七大行动”，关停湖边2498家客栈，拆除3654户违章建筑，初步遏制了洱海水质下滑趋势，水质总体稳定保持在Ⅲ类。
2018年6月，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全部闭环，全面阻断污水直接排入洱海。挖色镇光邑村村民刘志告诉调研组：“政府给我们免费挖了化粪池，安装了洗菜盆和排水管，收集‘四水’，生活污水都排到地下管网。”
大理还对洱海27条入湖河流实施生态化治理，已有23条达到Ⅱ类水质。建成“三库连通”清水直补工程，累计向洱海补水2.5亿立方米。取缔苍山十八溪的取水口，让清洁水源直接流入洱海，增加了洱海蓄水量。
如今，壮士断腕的抢救治理和生态修复成效日益凸显，2021年洱海全湖透明度达到1.78米。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也日益显现，春鲤、杞麓鲤、裂腹鱼等鱼类又重现身影。2021年洱海水鸟调查共记录到64种水鸟，占中国水鸟总种数的21.6%。洱海生态趋稳向好。
作为洱海沿边最重要的生态缓冲区，129千米的环湖生态廊道建成，成为环洱海的一道亮丽风景。2020年9月以来，海西有46千米路段试运营，累计接待游客462.98万人次。
回望洱海保护之路，关键在于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工程性治理和生态性修复，扎实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全民治湖、系统治湖，闯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是多年前洱海流域常见的标语，美好的愿望背后，现实却很“骨感”。
洱源县右所镇流经3条入湖河流，原来种植大蒜3.5万亩，是滇西北大蒜主要交易集散地。“全镇农民收入50%以上来自大蒜，大蒜等产业链带来的收益不少于15亿元。”右所镇党委书记杨翱回忆。但为了保护洱海，2018年，洱海流域全部禁种大肥大水的大蒜。“当时正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如何发展新产业，不让群众收入减少，成为右所镇面临的重大问题。”
右所镇的困境，也是苍洱大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2019年和2020年，大理州连续两年GDP增速全省倒数第一。大理为什么落后了？大理怎么办？为此，2021年，大理在全州范围内发起“大理之问”大讨论。
“大理之问”聚焦“洱海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展开讨论：在保护好洱海、守住“绿水青山”的前提下，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
追问一：大理农业如何绿色转型？
为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2018年起，大理州在洱海流域的大理市、洱源县实行“三禁四推”，包括禁用含氮磷化肥、禁种大蒜为主的大水大肥农作物、畜禽标准化养殖等。
痛定思痛，狠下决心，洱海流域削减大蒜种植12.36万亩。“以前村里家家户户种大蒜，现在都改种蚕豆、小麦。”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村民杨秀弟说。
奶业，是大理传统优势产业。然而，奶牛养殖的粪便污染给洱海保护造成较大压力。于是，大理在洱海流域核心区禁养奶牛，关停搬迁46个规模养殖场；二级保护区以外地区限养奶牛。
奶牛养殖和奶业向洱海流域外转移，洱海流域奶牛存栏从10万头减至3万头，每年收集处理畜禽粪便超14万吨，有效阻断养殖污染入湖。
禁养、限养奶牛，也影响了奶牛养殖户收入。“全镇原来三分之一的农户养奶牛，存栏7000余头，养一头奶牛年收入1.5万元左右。现在缩减到2000余头，全镇奶业收入减少三四千万元。”杨翱说。
大蒜“转移”，奶牛“搬家”，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村民收入下滑，未来生计如何保障？这是待解难题。
追问二：大理工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2020年，洱海流域彻底关停57座非煤矿山。位于大理市海东镇的云南红塔滇西水泥公司老厂等3家年产500万吨、高污染高耗能的水泥厂全部拆除，滇西水泥公司搬迁至宾川县，另两家水泥厂搬迁至祥云县。“3座水泥厂搬迁后，经
济开发区的GDP从200多亿元降至80多亿元。”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李志东介绍。
洱海周边是生态保护区，传统工业发展思路滞后，空间规划不明晰，导致工业投资和产出均明显放缓，这是大理发展滞后的“痛点”。在全面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保护好洱海的前提下，补好工业发展和做好产业培植这个最大的短板，是摆在大理面前最主要的任务。
追问三：大理旅游业如何转型升级？
旅游业是大理的支柱产业，每到节假日，景区车水马龙、人满为患、一房难求。然而，繁荣背后一度隐藏着巨大危机：沿湖大规模无序开发、餐饮客栈的排污，给洱海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大理旅游业新业态创新不足，景区缺乏体验式的内容，加之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旅游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追问四：生态移民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大蒜、奶牛、企业搬迁，人也搬迁。为建生态廊道，2018年年底，1806户7270人的“三线划定”生态搬迁户的
住房拆除，新建的“1806”小镇需异地安置1073户约4300人。截至2022年4月，5个安置点中的4个已交房。调研组在喜洲安置点看到，许多新房空置，入住村民较少。世代生活在湖边的村民故土难离，新居没有土地，如何增收维持生计？这决定了安置是否成功。
经历种种阵痛，“大理之问”找准4个“痛点”，瞄准绿色产业发展定力不够、产业发展谋划储备不足、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滞后及错失产业主动转型机遇4个“症结”，达成走可持续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的最大共识。
面对“大理之问”，大理州用行动一一找到答案：管空间、控行业、减人口、促转型。
李苏说，为避免破坏洱海东岸海东片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大理全面停止海东开发，洱海流域人口和产业向流域外转移拓展，“将祥云作为洱海流域产业重点承接地，经济中心向祥云转移，城市向巍山拓展，在巍山规划建设大理关巍文教科创生态城，推动大理市、祥云县、巍山县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服务滇西一体化的区域中心城市”。
转型一：农业从污染种养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变。
近两年来，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的转变过程中，大蒜种植全部向洱海流域外转移。全州种植的17.27万亩大蒜主要集中在弥渡、
鹤庆、宾川、祥云等县。
右所镇也在培植新产业。“我们与云粮集团合作种植绿色水稻3万亩，还发展烤烟、玉米、中草药、花卉等产业，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持续增收。”杨翱说。
洱海流域内，正在推进种植业绿色有机化，建成省级绿色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州级现代农业产业园4个，打造“洱海绿色食品”品牌；推进农业节水减排，完成13.23万亩高标准农田，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在大理喜洲镇仁里邑村，518亩苹果正茁壮生长。该园区正在打造集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于一体的有机水果示范基地。在弥渡寅街镇永丰村，春沐源农业企业巨型温室中种植的樱桃番茄，已销往全国100多个城市。
为彻底解决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大理州与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三方合作，请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团队在古生村设立科技小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科研攻关。
洱海流域奶牛禁养限养，欧亚乳业等企业在流域外积极扩大奶牛数量，鹤庆和弥渡两家奶牛良种场被评为国家级标准化奶牛示范场，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目前云龙、巍山、祥云等县的5个万头奶牛牧场已全部开工。2021年大理州奶牛存栏总量占云南省的38.5%，生鲜乳产量、产值均位列省内第一。
转型二：工业从“围湖开发”向“跳出洱海”高质量发展转变。
大理通过创建绿色产业园区、引进绿色环保项目助推绿色转型，同时将传统工业向洱海流域外的祥云、鹤庆、宾川等地转移。
2020年9月，云南省信创（大理）产业园挂牌成立，不到一年，已有长城科技、科大讯飞等36家企业入驻。大理州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作共建数据治理工程试点城市，跻身“全国城市数据治理工程”首批试点城市。
洱海流域的垃圾怎么办？大理经开区的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公司使“牛粪变黄金、秸秆变宝贝”，对洱海流域的畜禽粪便、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全收集和资源化处理利用，生产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料系列产品，年可处理有机废弃物195万吨，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新路。
在鹤庆县溢鑫铝业公司水电铝加工一体化项目基地，长1100米的高大厂房车间十分壮观，从熊熊燃烧的熔炉，到一块块硕大的精铝锭，宛若变魔术一般。水电铝迅速带动鹤庆工业经济，2021年，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49.61亿元，总量位列全州第二。
转型三：旅游业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面对洱海保护治理和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大理积极推进文化旅游转型升级，使大理旅游从苍洱核心景区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双廊镇正在打造洱海保护治理、旅游秩序规范和转型升级示范区，走出一条生态、文化和艺术融合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依托一批艺术家，厚植舞蹈、电影、农民画等艺术文化；对589户餐饮客栈经营户精细化管理，推动餐饮客栈减量提质。“有一种生活叫大理”“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等一系列大理文旅新IP正在助推文旅新业态不断壮大。
按照规划，由生态移民安置点组成的“1806”小镇，也将分别打造为南诏小镇、康养小镇、田园小镇、喜洲小镇和风味小镇，发展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旅游服务产业。
洱海之变，重现“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诗意画卷；大理之问，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践行。大理持续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有四点经验可资借鉴。
经验之一：湖泊治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
大理根据高原湖泊的生态特征，把湖泊治理纳入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全局中，以全域谋划和绿色转型的有机融合探索可持续的治理路径。坚持依法治湖、科学治湖，为洱海保护治理奠定了可持续性和长久性的根基。
经验之二：从“一湖之治”转向全域联动治理。
大理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动治理转变。“大祥巍一体化”布局激活了大理区位优势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大理成为集历史聚合力、文化吸引力和生态亲和力为一体的“诗和远方”。
经验之三：湖泊保护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
大理坚持全民治湖，厚植洱海全民保护意识，并最终形成全民共建共享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共识，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推动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地生根，“保护洱海，人人有责”已在大理深入人心。
经验之四：推动全域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大理以洱海保护引领全州绿色转型，坚决取缔和禁止流域内的污染产业，创建绿色园区、引进环保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破解了洱海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着眼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建议，大理洱海保护和绿色发展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处理好“三生和谐”的空间关系。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和优化洱海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保护与开发格局。
——处理好“三产融合”的发展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生态+”的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构成的生态经济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的“颜值”和产业的“绿值”，使绿色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处理好“多方共赢”的利益关系。确保湖泊治理各主体全面持续参与湖泊保护的同时，构建以民众、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赢的机制，让生态移民安心，让农民持续增收，让人民群众从洱海保护和绿色发展中长久受益，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91729部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何敏
习主席指出，基层党组织建强了，基层建设才能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随着转型建设深入推进、使命任务拓展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提出了新的考验。从调研情况看，有以下几个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
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的核心功能，讲政治是基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这几年，经过持续大抓政治建设，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政治统领的能力显著提升，但仍有三种倾向需要认真纠正。
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就行了，因此，在提高政治能力上表现出不重视、不在乎、不用心的应付态度。
基层过硬首先政治上要过硬，必须坚持从政治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骨干队伍建设，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善于拿起观察分析问题的“望远镜”、探究事物本质的“显微镜”，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坚决把牢正确方向。
中央、习主席决策指示对标对表，同各项政策法规、禁令要求对标对表，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习主席同声同频、同向同行。
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成事多想政治效果，不断提高与履行岗位职责相匹配的政治能力。
备战打仗是党组织领导的第一要务，是必须落实的主责主业。当前，练兵备战成为基层部队价值主流，但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全标准”、以上级满意为宗旨的“迎检标准”、过日子守摊子的“生活标准”、练为看演为看的“训练标准”还有市场。
有的从严治军、精细管理不到位，按纲施训、依法治训不严格；有的驾驭新装备本领不强，能够独担重任、独当一面的岗位能手不多。
对此，必须紧紧围绕转型备战强组织强队伍，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性问题，也要优先考虑和重用心思精力集中、能力素质过硬、练兵备战有功的干部，切实端正舆论、工作、用人、政策导向。
场景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模拟演练、战法验证；要用好海上天然的“练兵场”，在与强敌斗智斗勇中积累实战经验，锤炼胆魄血气，提高实战能力；要用好军事民主这个“传家宝”，以“三打三防三战”群众性战法创新活动等为载体，发动官兵创造更多克敌制胜的奇招妙招。
的军队更需要职业化的素养。要教育引导官兵把备战打仗作为全力以赴的主业、
精益求精的专业、为之献身的事业，传承“因党而生”的基因、高举“为党而战”的旗帜、坚定“向党而强”的方向，努力做到武器装备使用练至最大边界、海空突防突击练至最上极限、复杂气象起降练至最高水平。
深刻反思基层部队这几年发生的事故问题，基本都能从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不强上找到原因教训。
违法问题频发，个别转业待安置、伤病残待移交党员成了“断线的风筝”。
指示，该担的责不担、该抓的事不抓；有些问题被一年一年地拖、一任一任地推，始终得不到解决，把小问题滋长成大问题，一个问题变成多个问题，一般
性问题升级成政治性问题。
违纪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有的规定要求已经非常明确仍踩虚踏空。增强党组织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就要以整风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
党组织建设质量。
正能量，弘扬新风尚。鼓励官兵放开手脚、干事创业，为坚持原则、敢抓敢管
的官兵撑腰鼓劲。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快决快复意见建议，快查快办违纪问题，倒查追究诬告陷害行为，切实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挡事，让担当尽责者心劲十足干工作。
人之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独断专权、“一锤定音”，带头把贯彻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品格来培塑、作为党性原则来砥砺、作为行为规范来遵循，努力营造正气充盈、新风扑面的良好氛围。
近两年，各级按照新的党建法规优化组织设置、规范组织运行，但随着部队越走越远、时间越来越长、态势越来越散，基层党组织仍存在不少抓建难题。
设基础越薄弱、事故问题越多发的现象，反映出统抓全面建设、统分力量资源、统筹抓建意识还有待提升。
合上不够默契，甚至出现了临时党组织与原属党组织“两不管”的真空地带。
挥“1+1>2”的增益效果。部分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务党能力不足，在条件有限、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简化程序、降低标准的问题比较普遍。
对此，必须在力量上整合、在认知上纠偏、在细节处规范、在指导上加力，确保动散常态下基层党组织运行规范有力。
出现弱弱搭配、问题搭配、矛盾搭配；要统资源，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前方与后方资源共享、教管同步、战训衔接。
加强临时党组织成员培训，着力把党务的知识搞明白、把肩上的担子讲清楚、把各级的职能划设好，培养一批开展党务工作的明白人。
抓监管抓指导。把党组织成员履行党内职务的情况纳入官兵年度考核内容，对有效履行党内职务、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促成任务圆满完成的加强宣扬表彰，对因失职失责而影响任务完成、发生事故问题的予以严肃追责问责。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世春
党管农村工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新时代继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十分必要，[1]农村党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只有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以及充分唤醒其作为党员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践行和突出其主体性，坚定其理想信念，从而坚守其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追求。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尊重和保障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基层党员权利，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从而进一步释放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能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党员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是稳定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坚实基础。农村基层党员及干部既是乡村振兴的供体，也是主体。民族地区要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带动，基层党员干部的内生帮扶动力反映扶贫供体的帮扶意愿，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外在保障。[2]通过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合力，才能高质量地实现和巩固脱贫振兴成果。
B市属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参与此次调研和访谈的当地农村基层党员有120名，主要集中在B市YL乡和ST镇所辖的相关村社。调研团队与当地党员们的访谈记录为本文的思考提供了原始素材，对于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主体地位保障机制、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组织振兴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引领和带动下，农村基层党员们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根据此次农村党员主体性意识调研显示，其中，有78%的党员认为党员主体性意识是党员主动参与，培养个性，发展创造能力的意识活动；有16%的党员认为是党员集体性意识；有6%的党员表示不清楚党员主体性意识。根据这几项结果所占比例显示，当地农村基层党员主体性意识比较高。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我们党要求每一名党员都要具备主动参与国家、社会建设的意识，并适应时代潮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培养更加优秀的党员群体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而农村基层党员作为党的“肌体细胞”和活动主体，是党的基层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有发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如今为带领和建设好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当地基层党员们在不断地发掘创新思路和新办法。其中，基层党员干部外出到示范区学习、交流、参观、借鉴成功经验，回到家乡后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做出了带动当地农村建设的具体规划方案，并且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和成效，这是他们共同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是发挥基层党员主体意识的直接表现。
党员的“名誉感”不可缺少，与“名誉感”相关联的还有党组织的“荣誉感”。“名誉感”“荣誉感”在当地基层党员主体地位中均发挥有重要的作用。笔者在面对面访谈时，当地一位村副主任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讲解党员“名誉感”和组织“荣誉感”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根据自身多年的学习和经验总结出，当前的农村主要是做好群众安全稳定工作，基层党员责任心和服务意识还不强。这位党员干部表示，在培养和提升基层党员主体地位意识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培养党员的“名誉感”，提升其作为党员的精神层次。在当地民族地区的农村，为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榜样作用，党组织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年轻党员确立主体价值观，培养其作为党员的良好的“名誉感”，为构建良好的“组织精神”而不懈努力。“名誉感”使基层党员们有了精神上的主体意识，就会时刻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党组织在要求基层党员提高自我荣誉感的同时更需要要求党员维护和提升其组织荣誉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基层党员的权利意识，又能强化其作为党员的义务意识，党员的主体地位意识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位基层党员同志来说并不陌生。走进当地的LH新村，美丽家园已不再是奢望，清洁整齐的村道和鸟语花香的房前屋后，农村家园面貌早已在当地基层党员和
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努力和付出。根据调研所知，在LH新村建设规划时，许多农民家庭都在乎各自的老宅基地，不愿参与到当地统一规划建设中。因为村民们都担心自家地会被划分给别人而不愿加入新时代农村建设。在关键时刻，LH村的15名党员起到了带头作用，率领社员群众加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起初是每一位党员负责做几户人家的思想工作，在这当中，有些党员也是社员，他们和当地村民是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的，更能体会到村民群众在生活中需要些什么、在乎些什么。当地党员们秉着一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心，急村民群众所急，想村民群众所想。在大家一致努力下，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挡路石头”被搬开了，迎来的是让村民群众满意的幸福美丽家园。这是当地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同社员群众一起创建美丽乡村的生动展现。
要思想上进、工作出色，在村民群众的心目中有好的印象，有贴近人民生活的良好作风以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思想和意识。但是由于当地大部分有志青年常年在外务工，在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培养这一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难题，这是目前制约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所面临的和亟待改变的现状。[3]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对B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现状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在具体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仍然存在着对党组织活动积极性不高、党员老龄化程度偏高等现实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当地农村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随着党的建设事业的向前推进也随之有所提高，尤其在基层党员民主权利表达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鉴于当地农村基层党员老龄化程度偏高，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故其主体意识的养成和发挥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在B市农村的基层党员队伍发挥其主体地位的调研中，老龄党员的人数占75%。这部分党员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与时代发展存在差距，为村民群众服务的能力水平也有所下降。老龄党员因为其所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对于通过书籍报刊、文件等来传达精神的渠道，他们都表示很难理解和接收。因而当地农村基层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积极性普遍较低。其中，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自觉政治活
动的重要因素。[4]正如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5]此外，根据调研显示，对于党的代表大会，其中有11%的党员表示对于中央的比较关注，地方的不关注。农村基层党员是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如果不关注地方事务，那么，基层党员们将缺乏为当地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当地部分农村基层党员缺乏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由于其思想上的顾虑，对于党内事务缺乏民主参与习惯，在一些党员民主活动中，不会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此次调研对象中有50%的年老党员表示对党章中规定的中共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了解”或“不太了解”。
此外，当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主体地位也不够重视，基层党员主体地位提升缓慢。部分基层党组织重经济轻党建，对党建工作投入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沿袭传统工作思路，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对党员主体地位的定位错误、认识模糊，导致一部分党员对党组织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当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难以得到保证，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也随之减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基层党组织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党员权利维护机制尚需要进一步健全，当地农村基层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相关权益的保障认识仍然不足。同时，对已经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能严格落实，党内监督约束乏力，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科学有效的保障措施，监督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结果透明度、公开度还不够，使得当地部分基层党员在思想上有所顾虑和担心，从而参与度不高。[6]受此困境影响，当地一些基层党员主体意识出现了模糊的状态，党内事务参与积极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就是由于青壮年主要在外地务工而常年不在家乡，当地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存在着许多现实限制性条件，缺少发展对象。
基层党员队伍肩负着直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和展现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齐心聚力投身乡村经济社会建设当中。通过履行基层党组织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不断激发广大党员、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内生动力。
党员，离不开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和带头致富、带头振兴的模范作用。基层党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乡村振兴，怎样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乡村振兴要达到的效果和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要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每一位基层党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主动融入到乡村组织振兴当中去，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努力贡献各自的力量，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的体现。
而高质量的发展又是党员群众内生动力不断激发的成果和需要。基层党员在乡村组织振兴中首先要搞好各自的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户办经济的升级及庭院经济的规范等要给群众做好表率，一方面要做好产业规划的表率，另一方面做好产业增收的表率，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通过内生动力的激发能拓宽增收致富的渠道，要让群众把精力聚集到产业发展上来。其次，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增收。当前，无论是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品牌特色产业，人民群众对产业发展的思路基本还停留在模仿、实验阶段，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方式方法还很欠缺，增收难、增收慢的现象依然突出。基层党员需要在乡村振兴中，率先探索产业发展的模式、产业发展的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不断向外学习、模式升级等，实现产业发展创新，在创新产业发展中实现最大化增收。[8]新时代党员发挥主体先锋模范作用，也需要转变旧思路，做“带头创业致富”的典范。再次，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环境是发展的根基，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动摇。基层党员要在致富增收的同时保护好环境，给群众做好表率，要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给群众做好表率，要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家庭和谐，给群众做好表率。
落，部分群众中农耕文化、乡土气息逐渐淡薄，外出务工的中青年较多，直接在农村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人口中占比不到50%，农耕文明繁荣的景象有衰退的迹象。这需要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带头在乡村振兴中通过歌谣、打油诗等形式不断保留和传承当前的农耕文明；需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优良作风，不忘过去农村建设中保留下来的农耕文化，让农民群众记得住乡音、守得住乡愁。此外，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乡村治理的风清气正，发挥好关键引领的主体作用。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是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乡村振兴成果的集中体现。以本次调研的B市为例，近年来，其所辖的YL乡和ST镇因受村民搬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个别农民群众有不满情绪，部分群众小农意识还比较浓，因而基层党员需要在当地的乡村治理当中，从自身做起，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向身边农民群众传递正能量，坚决与社会不良习气做斗争。严格遵守《党章》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标先进典型，时时刻刻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总之，进一步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均离不开发挥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作用，都需要农村基层党员充分发挥好引领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在全面建设美丽乡村并实现乡村振兴各项事业发展中贡献各自的力量。
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激发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基层党员能否有效发挥主体作用，会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9]民族地区的一些农村发展滞后、问题较多，往往与当地基层党组织比较缺乏凝聚力，党员缺乏发挥主体地位的意识和水平，以及与党员干部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作风跟不上有很大关系。为此，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着力破除积弊，夯实基础。
基层党员文化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党员的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其作为党员的主体意识、工作及服务创新意识。借助党员活动学习中心定期开展党员事务教育课。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应进一步扩展在党支部党员活动中心设立的党员书屋，内设并定期更换、丰富有关历史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以及经济知识类的书籍供党员们阅览。再次，从农村基层党员个体出发，继续加强对党员自身党性的修养，使其能够熟悉党章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拥有强烈的党员主体参与意识。在生活中，能够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时刻做人民群众的表率，主动地、积极地发挥基层党员应有的模范作用。做到以党组织的事业为己任，以为人民服务，完成党组织赋予的使命为宗旨。真正从内心出发，理解、认同、参与党务活动并敢于表达个人见解。必要时，需要多向老党员学习革命年代的精神，向老党员请教宝贵的经验，增长阅历。年轻党员应该从老党员中学习革命年代的精神，发挥主人翁意识，强化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为人民办实事、做表率。
党员生活中一种强烈的、普遍的共识和理念。
式寄到党组织中来。只有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建设，才能更好地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和主体意识教育。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状，加深了对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的了解。在与党员们交
谈的同时也向党员们阐释了党员主体地位的内涵与重要性。但是由于当地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党内组织生活中过于强调党员应尽的义务而忽略了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基层党员主体地位及作用的有效发挥。总之，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带领和参与作用，完善合理的利益诉求平台和有效的基层党员干部激励机制，[11]发扬勇于担当的工作精神，营造和谐包容的工作氛围，确保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有效发挥，这不仅是激发基层党员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实现基层组织振兴的应有之义。
农发行种业基金课题组
一方面，积极探索供应链产业链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投贷联动机构协同，通过控股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参股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等，不断丰富政策性金融支持工具，努力满足种业振兴多元化融资需求。在强化重点种业企业资本实力，帮助种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多方合作，积极构建联合推进载体，齐抓共促坚决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现代种业发展工作的通知》，
共同搭建合力支持种业振兴的有效载体。
印发《关于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支持打赢种业翻身仗的指导意见》等多个专项促进文件，出台“利率最高可优惠50个BP、期限最长可达20年”等一揽子优惠政策，并从组织领导、战略规划、聚焦重点、项目营销、提高效率、创新模式、考核激励、支持保障等方面部署支持种业振兴的四十条创新举措，通过增强农发行与参控股公司的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效应，切实提升金融对我国现代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海南分行聚焦粮食科研育种基地、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南繁种业科研服务保障平台和南繁种业产业建设，积极参与海南省政府南繁发展规划研究，与省农业农村厅、海南农垦集团签署三方框架合作协议，对接地方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站等主管部门，积极宣讲农发行信贷政策，树立支持南繁发展主办银行形象；分支行迅速摸底辖内种业企业和项目融资需求，主动上门沟通，宣传农发行政策，积极融资融智，形成上下协同、合力推进的发展态势。海南分行在支持“南繁硅谷”核心区基地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种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不同生命周期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形成了差异化、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因此造成流动性供给、产业链优化等多方面金融保障需求贯穿种业企业发展的不同环节、每个阶段。种业行业相对而言是高风险行业，具有多环节，高投入、长周期、高技术要求等特征，在种业行业研发、育种、制种、加工等每个环节都存在较高的风险，这些风险来自技术、市场、运输、气候、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成为影响种业企业和种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农发行在根据种业企业不同特点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还存在不足，信贷产品难以满足现代种业育繁推产业链发展的现实需要。
2020年，全国农林牧渔业发行债券38只，金额218亿元，占比分别仅为0.08%、
作为种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企业的资产构成中占比较大，存在价值评估复杂、
评估金额低、发展前景难以预测等诸多制约因素，很难作为有效抵押物。农作物种子存在变现难、贮存难、抵押程序复杂等特点，很难作为有效抵押物进行
业企业分摊风险，也能够更大程度提高农户收益的保障性。有效的融资担保服务能够降低金融机构投资种业行业的风险，引导金融资本向种业行业流入，进而帮助种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种业企业保险投保机制，种业相关风险分散机制仍不健全，没有专门围绕种业全链条的种业保险产品。
相对于《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部署的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种业及提升种业基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要求“发挥现代种业发展基金作用，引导社会和金
融资本参与，支持种业企业兼并重组和科技创新”，种业基金现有规模不足以支持种业企业实现并购重组等业务，在支持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也有待加强。
农发行种业业务分散在产业客户、粮棉油、投资、国际等条线以及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涉及总行、省级分行、二级分行和县支行四级机构以及参控股公司，虽然支持种业发展意愿强烈，但由于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支持种业振兴有关机制刚建立，作用仍未显现，仍存在金融产品未能有效贯通、支持合力凝聚不够、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尚未将支持种业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
相互协同的种业发展创新联合体。
二是以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为依托，逐步增强农发行助力种业发展的效能。
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扩大政策性现代种业基金规模至50-100亿元，延长种业基金服务期限，向支持畜禽、蔬菜、水产、制种育种基地建设等“大种业”范围拓展，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现代种业领域。
和政策性种业发展基金共同出资设立地方种业发展子基金，精准扶持海南、甘肃和四川等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国家制种大县（市）、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精神“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有关要求，要重点推进“南繁”子基金设立工作。
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培育一批研发能力、产业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强的种业重点龙头企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收、农业综合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向转变，扶持种企连片流转土地建设高标准制种基地，支持基地田间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及种业园区建设，推动绿色良种“育繁推”建设，促进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节性收购、收储导致测算授信额度理论值不足的，研究给予更大授信额度的可行性；对一年以内的贷款需求，采用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支持，在授信有效期内，可实现随时支取、随时归还。对超过一年的贷款需求，采用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支持，降低企业还款压力。深度挖掘种业相关担保资源，探索品种权、专利权
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抵质押模式。
种保险、种子知识产权保险、种子完全成本保险、种子收入保险、种企责任险等更为全面、更具针对性的种业保险产品。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的优势，出台针对现代种业特别是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专项支持政策，持续强化对现代种业的支持力度。
明确目标任务，积极推动将种业投资和贷款纳入政策性业务范围，打造农发行“种子银行”品牌。
金需求。强化科技支撑手段，建立种业投贷联动系统，实现农发行种业投资与贷款信息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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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专题系列716（28篇）2022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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