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故事100例
整理时间：2017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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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怎么立规矩
毛泽东“六不”规矩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展板，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对我国共产党人定下的规矩。
据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回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不”规矩，要求“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对自己也立下不少规矩。他曾说自己的“亲情规矩”有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毛泽东兴趣广泛，还是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等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自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1950年，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
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火灾，周恩来马上赶往现场，当即立了一个规矩
1949年4月25日，刚刚解放的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就马上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并当即给北平（今北京）市公安局立了一个规矩：“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到大的事件、案件，必须亲临现场指挥！”
事情要从1949年4月23日说起。那天，南京解放。喜讯传到了北平电车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们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一场大火，吞没了59辆电车、104间厂房。
25日上午8点，周恩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汇报中，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说了一句：“昨天晚上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听见了，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生高回答说：“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马上说：“今天这个会暂停！都到现场去看看！”接着，周恩来马上问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电车厂着火，你去现场了没有？”慕丰韵马上回答：“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
“早晨接到报告后赶去的，刚回来。”
周恩来又接着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同志们都参加的会，我绝对不能缺席”，朱德的规矩
朱德在教育党员、干部时，立下了规矩：“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战斗任务，不能有特殊的共产党员。”
八路军总部在武乡县王家峪时，担任总部党小组长的是参谋人员潘开文同志。朱德对这个小组长很尊重，他总是按时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
有一次，党支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让党员分小组回顾总结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改进指挥机关的工作。晚上，党小组开会时，同志们觉得朱德傍晚才从外地回来，太累了，就没去通知他。
第二天上午，朱德忽然找到潘开文，问：“昨晚开会，为啥不通知我参加？”小潘顺口撒了一个谎说：“我以为您没有回来呀！”总司令笑了：“我回来时，你不是在操场上还看了我一眼？”小潘说了实话：“我们怕您过分劳累，想叫您早点休息！”“嗨，我是骑马回来的，又不是步行。就
是再累还能比长征累？那时，咱们在泥沼里走一天，晚上还不是照样开会？同志们都参加的会，我绝对不能缺席，这是规矩。”
小潘说：“昨晚主要是党员们检讨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您没什么检讨的。”朱德却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嘛，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能十全十美？”
朱德一席话，说得小潘没话了，当面保证：以后开会一定通知你。后来总司令参加小组会，认真地在同志们面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很受教育。
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是个成语，其中的“约”是指协商，协定。原指约定三条法规，后泛指订立简单的条款，相互遵守。本文选录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订立的几则“约法三章”，以作为时下领导干部的镜鉴。
毛泽东遵守“三不谈”
毛泽东谢绝为他庆寿提出“三条理由”，即:“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才50多岁，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
除此，毛泽东又随之加上“三条规矩”，即:“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
毛泽东还曾立下过这样一条规矩，就是一生要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事。”并要求身边的人也要遵守这条规矩。
朱德的“三必须”和“三节俭”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怕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朱德长期担任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三节俭”，即“生活节俭，从不特殊；穿衣节俭，一套军装可穿数年；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人节俭，不得搞任何特殊”。人们都称他为军中节俭表帅。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听说朱总司令来西安，派了好几个同志去车站帮他搬行李，朱德笑着说：“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只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晚上，朱德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们看见那个小包袱里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
周恩来的“三不沾”
周恩来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规定了“三不沾”，即“
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占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1973
年9月，周恩来陪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16日中午，总理请随行工作人员上楼外楼吃便饭。这是总理第九次上楼外楼，职工们非常高兴，除了准备西湖醋鱼、虾和鸡等高档名菜外，还端上总理喜欢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霉千张等家常菜。
饭后结账，省里同志说由地方报销，总理不肯，坚持要自己付钱。店里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谁知总理又不肯，当即对一位姓姜的职工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员们商量了一下，加收了5元。不料又被总理看到，就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5元。这样，已收了20元。哪晓得一小时后，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中午饭费。这迫使店员们把当天午餐的饭菜费仔细算了一下，按照牌价表，也不过19元多一点儿。他们就给总理写了个详细报告，把清单附上，并把多余的钱交还总理办公室。
邓小平的“约法三章”
1949年12月8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和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进驻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2月4
日，贺龙到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与刘伯承、贺龙一起，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改变了西南地区混乱的社会面貌。进城后不久，为防止干部在胜利面前滋生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和追求名利等错误思想，邓小平就“约法三章”：不设私人公馆，不集体办伙食，严禁铺张浪费。为了作出表率，刘邓贺三家人打算合住在一栋楼房里。此楼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间房，其中底楼最宽，三楼最窄。刘邓贺都争着把宽敞的楼层让给别人住，自己住最小的。刘伯承认为：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而邓小平和贺龙却坚持让刘伯承住一楼。邓小平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住底楼方便些，省得爬楼梯累。贺老总也是，只有我年纪最轻，不怕上楼下楼。”一番谦让后，最终按年龄安排：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在三楼。
董必武的“三不许”
1949年11月间，董必武因公去南京。随同董必武工作的几位同志发现了原中共南京办事处用过的一辆“别克牌”黑色小汽车，大家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想把这辆小汽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知道了这件事后，很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你们要是违反了，我就送你们到公安局去。”从那以后，不论谁调到董必武身边工作，董必武都要首先申明这个“约法三章”。1954
年，董必武同志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目的是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和纪念品。当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儿洋货时，作为团长的董必武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钱如何处理。大家认为，按照制度规定，代表团团员是可以花用的，但更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困难，尽可能地节约外汇为好。最后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我们的大使馆。在出国前，董必武15
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大使馆的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了这件事，大使馆的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必武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必武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后，让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照相机市价的一笔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听说董必武发了脾气，他们也知董必武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
陶铸的“三不准”
1958年，陶铸在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他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时，有一个县的县委领导设宴欢迎。陶铸走进饭厅，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了。此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去，总是“约法三章”，即“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1961
年前后，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说，家里吃的米和油等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对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了一点儿瘦肉，他心想陶铸同志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给他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肉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说了又说；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饭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
刘少奇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时，刘少奇总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
1956年3月，刘振德被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就找他谈话，谈到工作问题时，刘少奇便与他“约法三章”。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刘少奇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刘少奇接着说：“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格。刘少奇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1959年初，刘少奇因繁重的工作累倒了，毛泽东要他到海南休养一段时间。在这段难得的休息时光里，刘少奇并没有休息，而是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集中精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学习小组，有薛暮桥、王学文两位学者，以及一些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同志。学习之前，刘少奇给大家“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不分上下级，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人人都要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三是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
这样，一个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秘书、警卫员、护士组成的“罕见”学习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交流，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在知识面前一律平等的学习理念。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他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从没有得到他的好脸色，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一顿臭骂。
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门上，掏出本子，要他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他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被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1967年，陈再道被诬蔑搞反革命政变。几万人冲到了他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他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
陈再道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唐亮曾立三条家规
一是他在家里的办公室兼书房，家属和子女不得入内；
二是他的文件和资料，家属和子女不得翻看；
三是他的工作情况和与其他首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
唐亮珍藏一方印章，石料仅值三角钱，上面刻书:“平凡翁。”唐亮爱不释手，凡是珍贵书籍，均盖有此章。陈毅元帅评价说:“平凡翁，不平凡，平凡之心，重如泰山。”
王必成：给家人规定“五不许”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行列里，王必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这位小个子将军17岁就参加了红军义勇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他还善于打大仗，打硬仗，被指战员们亲切称为“王老虎”。著名电影《红日》中大战张灵甫74师的沈振新，其原型就是王必成。
建国后，王必成不论在哪里任职，始终保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1978年7月，由于越南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劝告，不断加剧反华排华活动。随后，党中央派杨得志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对越作战，而王必成从昆明军区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战前调离，对以打仗为荣的王必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为了弥补遗憾，王必成写信给自己的子女，鼓励他们上前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在他的坚持下，他的儿子和最疼爱的小女儿都上了前线。
一天，夫人陈瑛担心地对他说:“咱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很好嘛!这才像我家的媳妇。”王必成高兴地说。夫人悄悄告诉他:“媳妇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医院领导不准备让她去，可她自己坚决要去。”谁知王必成却挥着手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儿女承父志，堪慰老将心。”听完这话，陈瑛热泪夺眶而出。
儿女们从前线给王必成打电话或写信，纷纷表示要争取为国立功。王必成心中十分欣喜，勉励他们要听从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杀敌立功。后来，在这次自卫还击战中，王必成的儿子和女儿双双荣立三等功。
王必成始终过着清淡的生活，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不要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并给家人规定了“五不许”，即:不许参政；不许到秘书办公室看文件；不许以他的名义办任何事情；不许乘坐配给他的汽车；不许搞特殊化。
1979年秋天，王必成在检查部队途中，顺道回到家乡看望亲朋故友，祭拜双亲。陪同的县委领导看到王必成父母的坟墓非常简陋，只是两个小土包，又没有墓碑，就提议把老人家的墓地整修一下。王必成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必要，不要把钱用在这上面，不要浪费群众的工分。”
一次，王必成赴麻城参加麻城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他一到县城，县领导就对他说:“您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家中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办好。”王必成对县领导说:“麻城还比较贫困，你们不要把钱花在招待领导上，要集中精力把麻城的经济建设搞好。”在麻城活动期间，他轻车简从，不要迎送，不提个人及亲友的任何要求。
1989年春节，王必成病重。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情况后，专门赶到医院看望王必成。当看到老将军床上一条破旧的毛毯时，纪念馆负责人露出诧异的神情。见此情景，王必成便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毛毯背后的故事。
原来，这条使用了49年的米黄色旧毛毯非同寻常。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率领“老虎团”在黄桥以南的季家市攻打日军据点，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就有这条米黄色旧毛毯。战斗结束后，毛毯分配给王必成的老部下徐绪奎使用。徐绪奎和王必成一起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创建，他们一同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生死战友。
在一次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徐绪奎不幸牺牲。他的警卫员遵照徐绪奎的嘱托，将这条毛毯作为遗物转送王必成。王必成十分珍视战友情谊，从战争年代到革命胜利，从乡村到城市，始终随身携带、使用这条毛毯。
小女儿结婚时，看到王必成盖的这条毛毯实在太旧太薄，特地买了一条纯羊毛的新毯子送给他。王必成接过新毯子，严肃地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但是，原来的毛毯不能换，盖着它就想起和我一起战斗而光荣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过去。它时刻提醒我，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热爱它、珍惜它、保卫它!”
得知纪念馆正在搜集黄桥战役时期有关珍贵文物时，王必成当即嘱托夫人:“我走后，请你帮我把这条毛毯捐赠给黄桥战役纪念馆。”1989年3月，老将军病逝。遵循其遗愿，这条旧毛毯被珍藏到了纪念馆。
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方法
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
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青年时代，他就通过游学，走进社会开展调查，仔细了解国情；后来又多次深入农村考察，相继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调查报告。
1930年，毛泽东先后到江西的兴国、才溪、长冈、寻乌等地调查研究，写出多篇调查，《寻乌调查》是其中代表作。他从这年5月初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边调查，边记录，最后形成8.1万多字的调查稿。毛泽东作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当时中国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
毛泽东是如何进行寻乌调查的呢？他放下身子，扎实深入，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主动跟他们交朋友。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知道某人知道某种情况后，便三顾茅庐去拜访，像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他还卷起裤腿，到水田地里帮助农民插秧……毛泽东满腔热情，全身心融入，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了解到了大量的真实情况。他谈到自己如何与群众建立起亲密关系时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晚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们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的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
请看，毛泽东调查的杂货店情况。其中：“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敲一块小糖，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如果不放下架子，真心跟调查对象交朋友，充分取得他们的信任，怎么会了解到这样隐秘的“发家史”，了解到这样鲜活的情况？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基层、眼睛向下，积极融入到群众之中，真心和群众做朋友，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而不能端架子、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与群众谈话时，要满腔热情，敞开心扉，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诚实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这样才能获取一手资料，获得真实情况。
回到家乡，了解真情况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回到宁乡县。他对湖南省委的同志说：“这次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
在40多天的蹲点调查中，刘少奇乘坐的是他向湖南省委要的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只配了一名工作助手，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他累计行程4000多公里，先后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等地10多个生产大队。他有33天吃住在生产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热情地同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交谈，倾听大家的心里话和真实话，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还深入到田间、山林、食堂、养猪场、医院、社队工业和社员家里。调查期间，刘少奇了解到有的群众遭受了无辜的打击，便当即平反了冤假错案。他调查了农村粮食、分配、住房情况，了解到农村公共大食堂难以为继的现状后，就作出了“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的决定，并明确要保障社员基本口粮加劳动奖励的粮食分配制度，给农民重新分配了自留地和自留山。
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选择熟悉的地方调查蹲点，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当年的“浮夸风”、“共产风”导致了农村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为了解实情乡情，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首先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不住招待所，吃住在百姓家中，又为零距离观察农村实际、了解群众生活创造了条件。轻车简从，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拉近感情，促使他们敞开心胸，讲出真话实话。
创新方法，多方求验证
陈云生前做过多次调查研究，1961年的青浦农村调查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当年，陈云到基层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农村情况，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6月中旬，他要薛暮桥带一个工作组先行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摸底调查。6月27日到7月11日，陈云亲自带队到小蒸进行了15天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到调研结论后，7月12日至27日，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五个县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关问题调查研究；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两个县县委的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调查和比较；最后，同四个省市的省（市）委负责人交换了意见。8月初，陈云将调查报告报送党中央。
陈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典型调查地、比较研究地、交换意见地的三个层次调查思路。
首先，选择了典型调查地点。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在太湖流域很有代表性，又是陈云的家乡。1927年，陈云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从1952年10月开始，他在这里约定了两名了解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1955年到1957年，他三次到青浦县做实地调查。其次，选择了比较研究地点。在典型地点调查之后，陈云又到其他与青浦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相互比较，从而验证了典型调查地点情况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再次，选择了交换意见地点。通过典型调查、比较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片面性、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都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陈云青浦农村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研究要注重方法。为了了解到全面、真实的实际情况，应当采用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调研方式，通过比较研究地和交换意见地调查，不断地修正、补充、丰富、检验典型调查所得的调研结论。
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
从1945年到1966年，刘少奇曾经兼管过党的新闻工作，对党的新闻工作做过不少重要论述。
1961年4月28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进行调查研究，曾两次对新闻工作做出指示，对党中央机关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的很多虚假的高指标新闻，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刘少奇认为，解决虚假新闻的方法，就是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他指出：每次调查都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三是要发现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制定些什么新政策。他还说，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下面有许多单位封锁信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够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如何使人家说真话，这也要调查研究。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清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讲调查研究的故事
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但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有着强烈的感召力。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了江西的寻乌县城后，作了短暂停留，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就在这战事频仍难得安定的一个月内，毛泽东同志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召集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对寻乌县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通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依据。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同时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分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就在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从此，调查研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路线的最基本工作方法和作风之一，而深入人心。
另一个调查研究的经典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初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央为了调整经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带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调查食堂、退赔、社员房屋、山林等问题。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44天，其中就有30天住在农村。据记载，少奇同志当时来湖南农村，乘坐的仅仅是一辆布篷吉普车，前面没有亮着闪闪警灯的警车，八面威风地鸣笛开道，后面也没有长长的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共和国主席出巡的座驾。湖南省委最初拟派一位省委书记陪他一起下乡，并专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带到哪。但这些都被少奇同志严肃地制止了。他说：“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来到宁乡县王家湾后，白天，他走东家，串西邻，四处找乡亲访贫问苦；晚上，在两张小桌子拼成的办公桌上，一盏油灯下，汇总各类调查数字，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他甚至走进厕所，“像农夫也像医院的化验师，伸手去拨弄一团粪便”，以了解老百姓是否吃糠咽菜。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了大跃进和大办食堂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发现了彭梅秀的天华大队假先进典型的严重问题，从而为中央的纠错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不变的应该是那永恒的理想信念和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过，正确的决策和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回顾中国革命80多年乃至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哪一次失误不是源于脱离实际的“左”右倾路线和拍脑袋想当然的官僚主义，而哪一次正确决策不是来自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熟知和缜密的深思？这些年为什么假的东西太多，形式主义大泛滥？我想，只要相关部门领导同志肯下到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前呼后拥式的“考察”，他就一定会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话，尝到“梨子”的滋味，深知其中的三昧。
毛泽东的江西“两县”调研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搞了一次江西永新县调研，上井冈山之后又搞了一次江西宁冈县调研。
“永新”调研与上井冈山。《毛泽东年谱》记载：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县水口村一带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通过调研，“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做任何事情，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搞了“永新”调研，毛泽东心里有了底，他下决心上井冈山搞革命。“永新”调研不久，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被打散，“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收集失散人员40多人。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10月24日，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明确提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这就是说，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准确日期是1927年10月24日晚。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道路。可以这么讲，没有“永新”调研，毛泽东就不会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1928年4月24日“朱毛”会师，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宁冈”调研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宁冈”调研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首次进行的深入调查。对于这次调研《毛泽东年谱》只是简要记载：1927年11月“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从《年谱》对毛泽东宁冈调研后的活动记载和有关文献来看，这次调研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上了井冈山之后，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多次围剿，人们必然要提出，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等问题。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系统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论述武装割据等问题。1929年12月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了党内八种错误观念。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接得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结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永新”调研，使毛泽东下决心上井冈山；“宁冈”调研，使毛泽东下决心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这两次调研对毛泽东选择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
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为准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召集乡和村的干部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一星期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这个调查材料有3万多字，是目前保存的仅次于《寻乌调查》最翔实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民主建政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
关于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大革命后期，为回答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他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开辟中央苏区斗争的1930年，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年，从保存的材料看，他至少做了7次调查，不仅写了7个调查研究材料，而且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长冈乡调查》是这一系列调查的继续，再次阐发了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他说：我们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任务，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呢？“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
关于民主建政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区域内成为执政党，也意味着要在这个区域内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担任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前主要是随军指挥作战，在此后则主要担任政府工作。如何实行民主建政，是他思考和关注的重点。因为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如何建党建军的若干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政就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制定有“宪法大纲”，但有一些内容和要求或不完全符合苏区实际情况，或比较原则、抽象，难以贯彻实施。《长冈乡调查》有20个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为民主建政的方方面面。属于政治建设的有：政治区划、工人成分和贫农团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乡苏维埃政府机构、村苏乡苏选举、地方部队情况；属于经济建设的有：劳动力的调剂与合作社运动、推销公债、群众生活状况；属于社会建设的有：文化教育、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宣传队和革命竞赛等。毛泽东通过这诸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到长冈乡“有许多好的创造”，如乡苏维埃下的许多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对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总结，“已足使我们郑重地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关于群众路线思想。群众路线思想，从工作方法上说，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思想实质来说，则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长冈乡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就工作方法层面说，毛泽东认为，“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就思想核心层面来说，毛泽东认为，“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如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等群众的一切问题，从而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群众称赞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由此，毛泽东提升到理论上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长冈乡干部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模范，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
毛泽东深入乡村问计于民
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
1933年11月中下旬，为了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农村苏维埃政权工作经验，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两个苏维埃工作模范乡进行调查。
在长冈乡列宁小学一间茅草屋里，毛泽东召集乡级和村干部——村支书、乡苏维埃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人，开了几天调查会，详细调查了解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地方部队”“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并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写出了《长冈乡调查》一文。
在才溪乡，毛泽东在区苏维埃政府和区工会陈设简陋的小屋里分别召开工人、贫农、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对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写下了《才溪乡调查》，共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部分，全面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大都利用饭前、饭后等休息时间进行。他不仅爱问，而且善于问，好多老乡都来找他聊天。大家都说：“主席问的事情真多，真详细！”正是这种调查研究、脚踏实地的工作方法，使毛泽东深刻地了解实际情况，为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依据。
彭德怀湖南调研后感叹：“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8年12月，彭德怀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乡调查。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处接一处马不停蹄地调研期间，他白天走访，晚上座谈，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那里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都弄坏的。”
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7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在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彭德怀视察敦煌县
塞上的深秋，冷风嗖嗖、寒气扑人。
1958年10月22日，一辆顶风冒沙奔驰而至的吉普车在中共敦煌县委门前停下，一位身材魁梧、表情严峻的老人迈腿从车门跨出来，伫立风中放眼四望。两名军人和一个夹公文包的年轻人迅速跳下车陪侍在老人身旁。这位老人是来敦煌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陪同人员是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司机和秘书。
到处看看见见群众
三天前，敦煌县委接到甘肃省委电话，告知彭德怀要来敦煌。电话传达了彭总“不惊动群众，不搞欢迎仪式，一切从简”的指示。久闻彭总办事雷厉风行，作风耿直朴实的县委领导，没把喜讯过多宣传，没布置任何形式的欢迎接待，敦煌县城平静如常。
这天，县委书记在兰州开会，负责接待、汇报、保卫工作的是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他和几个干部在县委门前大榆树下等候了一会儿，未见车队滚滚而来，便各忙各的事去了。当彭总到来时没有县委的干部在场。彭德怀在张达志等陪同下穿过公路，和过往的群众亲热地打招呼，表情自然、随和。群众感觉这老头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便无拘无束地同他坦诚交谈……
从招待所回来的刘孟晋，见公路边一群人与一位慈祥的老人在亲切谈话。走近细看，老人像是在报纸图片中见过的彭德怀。他急步上前向曾在兰州开会时见过面的张达志司令员作自我介绍，张司令员即把刘孟晋介绍给彭总。彭德怀握着刘孟晋的手，刘孟晋顿觉全身发热、满脸通红，有点口吃地说：“我叫刘孟晋，县委副书记……首长到来时我不在此，有失礼貌，请首长原谅!”彭总和蔼地说：“没关系，自己人嘛。我没有告诉准确时间，就是不让你们搞那些形式!”接着，彭德怀对干部、群众说：“我来看看，见见你们!”掌声从四下响起，经久不息。彭总几句平和、贴近的话，驱散了刘孟晋的紧张和歉疚。
情绪完全镇静的刘孟晋见路边只停着一辆车，不解：“其他车还未到?”彭总笑着替张达志回答：“我们四个人，一辆车够了，没有车了。”在场的肃然起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出巡仅一辆车、两人陪同，真正的轻车简从呀!
在陪同彭总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刘孟晋说：“我们这里条件差，只有一个招待所，十几间平房，设备简陋，无固定接待人员……”彭总截住话头说：“孟晋同志，不要客气。这些情况我们会想到的，有吃有住就行。你要是搞特殊，我还要批评你呢!”刘孟晋听彭总这么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这时，彭总从衣兜里掏出一团棉花对刘孟晋说：“这是我们在敦煌县境内路边的棉花地里捡的，种棉花流了多少汗呀，丢了真可惜!你们要教育群众爱惜劳动成果，精打细收，一点都不能浪费。”刘孟晋和县里几位干部听了彭总朴实无华的教导，深受教育。向彭总表示：“我们一定按彭总教导，教育群众尊重劳动成果，做好增产节约工作。”
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来到招待所安排彭总住宿后，人们才注意到他的穿戴：很陈旧的黄呢大衣，露出斑斑点点绒毛脱落的痕迹；脚穿棉袜、布鞋；裤子半新半旧。
落座，彭总与刘孟晋等聊起来，谈笑风生。“这‘敦煌’二字何意?”彭总从地名问起。刘孟晋说：“东汉的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就是宏大、昌盛之意吧。”饶有兴趣的彭总又问：“有介绍敦煌历史的书吗?”尴尬的刘孟晋说：“历史资料不少，系统介绍敦煌的书不多。《敦煌县志》是较权威的资料书，虽不是专门研究敦煌县历史的，但可以了解基本概况。彭总要看，可派人送来。”彭德怀高兴地说：“好，请送来吧，了解了解敦煌县的历史。”接着，彭总详细询问敦煌县的水源、水利设施、农业、工业、人民生活、风土民俗等，作陪的同志一一回答。彭总不时插话，不理解的反复提问，展开讨论。
摆谈了一阵，服务员送来瓜果。刘孟晋为彭总递上一个梨，说：“彭总，这梨名叫长把梨，是我们的特产!”彭总一手接过梨，一手在篮中拿出梨，挨个地递给在座的每位同志。他吃着梨认真而和蔼地说：“你们是本县人，要带领群众多种梨，要发展生产建设好家乡哟!”趁大家吃梨的时机彭总询问在座几位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等，大家一一自我介绍。当刘孟晋说：“今年我28岁，25岁时任县委副书记。人年轻，担子重……”未待刘孟晋说完，彭总笑了起来：“你算啥子年轻哟，我像你这个年龄时，挑的担子比你重得多，正是干事的时候，不要自卑!”
食堂服务员前来报告：“刘书记，请客人进餐吧。”来到餐桌前，刘孟晋指着桌上的菜说：“这是按张司令员的意见安排的，请彭总……”桌上摆的是青菜炒肉片、凉拌猪耳朵、煎辣子、白菜炒蕃茄，主食为敦煌人招待客人时惯用的臊子面。彭德怀问刘孟晋：“你们平时就这样吃的吗?”“是的。”刘孟晋干脆、果断回答。“我不信。”彭德怀肯定地回敬一句，他不愿入座，站在桌旁审视着。为缓解缰局，刘孟晋不得不直说：“比我们平常吃的要好一点点，比敦煌人招待客人的惯例还简单了许多。”彭总严肃地说：“不管你怎么说，机关食堂里干部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好，这顿就这样，下不为例。既然是张司令员安排的，不批评你，你陪我吃。”吃过饭，彭总认真地说：“明天的中午饭在县委食堂吃。第一，不准你向食堂打招呼，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第二，我们和干部一块儿吃，不许搞雅间。”“好，听彭总的。”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地说：“什么听我的?你可以不这么办，我也可以不吃你的那一套嘛！”
要事实求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23日，敦煌县委在招待所会议室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如何汇报?把刘孟晋和县委几个主要干部难住了。敦煌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亩产千斤县”，率先建立了“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浮夸风”严重。事实求是地汇报，刘孟晋等人怕被批评为右倾；作虚假汇报，又觉得对不起深受人民爱戴的彭总。经慎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只在实际播种面积11.8万亩基数上硬凑上6万亩，亩产仍硬着头皮说为“超千斤”，其他情况原原本本直说。
当刘孟晋汇报到全县粮食亩产超千斤时，聚精会神听汇报的彭德怀插话问：“敦煌的地能亩产超千斤吗?”鸦雀无声的会场里无人回答、无人解释，大家对“超千斤”是心知肚明的，怎敢解释呀？静了一会儿，彭总一字千钧地说：“粮食打多少就报多少，要实事求是。粮食生产要抓紧，有了粮食就什么都好办。没有粮食，老百姓心里就不安呀!”会场，再度沉寂；气氛，异常严肃。与会者在回顾，在反思。
刘孟晋汇报：敦煌实现了一县一社，社员吃公共食堂，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把群众的生养病死等20多项福利都“包”起来。彭德怀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说：“我不懂，我想一县一社绝不是方向，不是社大就好，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刘孟晋很难堪，县里其他同志也难替他补充、解释。刘孟晋汇报不下去了，大家又不愿讲话，彭总面带微笑说：“包不了的不要硬包，打肿脸充胖子只能害己害国家。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极大地丰富，没有这两个基础是不行的，急于求成会摔跟斗的!”
汇报过程中，彭德怀始终面容严峻、忧虑有加，无一丝笑容。结束时，干部们恳请彭总作指示。他慈祥、平静地看着大家期望的眼神，欲言而止。他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
23日下午，彭德怀视察杨家桥大队。每到一个居民点，他就下车和农民攀谈，问生产、生活、家庭……掏出笔记本自己作记录。
彭总来到大队办公室，社员送上瓜果。彭总：“我们已经吃过了，你们的瓜果品质虽好，但产量不高，应多种果树，增加产量。”接着，彭总要大队干部谈谈人口、土地、生产、产品和畜禽养殖情况。对彭总的提问作了口头回答后，大队干部拟作系统、全面的汇报。彭总直摆手：“不要汇报了，我要看看。”彭总在大队干部引导下去公共食堂、炼铁炉……
在食堂厨房里，彭总接过炊事员手中的勺子在锅里搅搅，面汤清可见底。问：“社员们就吃这个?”炊事员说：“早晚吃面汤馒头，中午吃面条。”彭总又问：“大家吃得饱吗?”面带难色的炊事员闷不作声，彭总不再追问。恰在这时，一个身材瘦弱、光着脚丫子的小女孩手提饭篮子走来。炊事员责备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就来打饭……”彭总走过去抚摸着她瑟瑟发抖的肩背，疼爱地问：“小姑娘，饿了吗?”小姑娘把手指放在嘴里吮着，胆怯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慈祥的老爷爷，十分腼腆，手足无措。在场的人不知说什么好，寂静和沉默代替了该说和不该说的话。心情十分沉重的彭总不再问小姑娘什么了，眼睛湿润了。
步出食堂，彭总郑重地问刘孟晋：“你说真心话，吃食堂好还是各家做饭好吃?”刘孟晋点点头：“各自做饭吃方便。”彭总点头，表示同意。
彭总忽见股股黑烟冲天，指着烟柱问：“在炼铁?”“是的。”刘孟晋不掩饰地回答。“看看去。”彭总直往前走。来到土高炉旁，见大群人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拉风箱、运矿石、加燃料……黑乎乎的似铁非铁的坨坨块块散乱堆码着。彭总弯腰拾起一块仔细端详一阵问：“这是铁吗?”“算烧结铁吧。”刘孟晋很为难地说。彭总望望那炉子，看看这“铁块”，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炉子能炼出铁?能办到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不要硬办嘛。”陪同的所有人员，从心里敬佩敢直言讲真话的彭总。
该吃晚饭了，彭总决定就在大队食堂吃。他向炊事员要来碗筷，随老老少少几百号人排队打饭。队列中忍不住饿的孩子在哭闹，不守秩序的小青年插队遭训斥……彭德怀历历在目。他打来饭菜和群众围在一起，喝清可见底的面汤，啃粗粮馒头。面对眼前情景他对干部们说：“这样的大锅饭大家能吃好吗?闻名全国的‘千斤县’公社能是这样!”饭桌上气氛很压抑，干部们心情沉闷。
24日，彭德怀离开敦煌县，县里的干部和城区群众自发送行。彭总和大家一一握手，总是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吉普车启动了，他探出头用朴实的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敦煌人民，审视着敦煌的山山水水，表情中充满沉思、焦虑和迷惘，也充满关注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