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的专题演讲
副校长苏涵
（2021年12月25日）
一、为什么要建设我们的教育文化
今天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和大家交流，主要出于以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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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董事长一直在研究我们的教育文化，并且付诸积极的实践。我们从2020年6月19日到2021年6月19日进行的综合改革，我打算把它命名作“庚辛改革”，其实，目标就是要通过这些改革建构我们自己的优质的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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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世界上的许多大学往往因为开创者奠定的大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精神与教育文化，不论后来如何地发展、变化，其巨大的影响都一直存在。
大学精神、教育文化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开创者的精神融入到这个学校的文化之中后，一直在后人的继承与变革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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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现在大学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公办大学在争优先权，民办大学在争生存权。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竞争还会延续。而在民办大学来说，如果不研究自己的办学，不在科学的目标引领之下，采取理性的发展策略，就很有可能在大浪淘沙之中消失，这是必然趋势。
我们是民办大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开创过程，今后要如何发展，也必须有睿智的长远眼光和强烈的的危机意识，因而，研究教育的大趋势，研究我们自身，特别是研究董事长提出的教育文化问题，便有特别的意义。
不过今天还不完全是直接研究我们的自身，而是先从“大学开创者、大学精神与教育文化”说起。
教育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状态，简单表述的话，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思想理念、价值精神、政策策略及其与这些相关联的教育实践行为共同构成的一种教育状态。
这种教育状态可以有明确的表述，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力量和
气息的体现。
我们希望建构的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文化，或者卓越的教育文化，这种文化的意义非常重大，具备了这样的文化状态，才可能具备强大而持久的发展动能，而这样的教育文化往往与学校开创者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
虽然我们国家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卓越的教育家，但是，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优秀教育家的名单。有一个纪录片叫《先生》，记录了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胡适、蔡元培十位先生的人生，十位中其中有6位都曾经是大学校长，他们对中国大学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最近看到的《觉醒年代》，就塑造了蔡元培与胡适的生动形象。
而这六个校长里头，正像陈平原先生所说：“民国年间最值得尊敬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辅仁，而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何为》第123页）
我以为，还有一个是陈嘉庚。陈嘉庚没有当过校长，但他一直是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开创者和校主。
我想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讲述，而且是以仰望的心情来讲述，看看对于我们建设教育文化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来到集美21年，我曾无数次地去过鳌园，每一次都会非常感动。我不仅在他创办的集美大学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集美大学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还在为他作着某种努力，而且曾经在他出生的大社村和安息的鳌园旁边住过四年的时间。我也研究了不少关于陈嘉庚的资料，包括他写的《南侨回忆录》《新中国观感集》等等，特别是保存于集美学校委员会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集美周刊》，发表过关于陈嘉庚的文章，创作过关于陈嘉庚的诗《永远的凝望》，还向政府提交过关于陈嘉庚与集美学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今天仍然以激动的心情来讲述他。
而张伯苓，以前看他的资料不多，这次才研究了一大堆关于他的资料，也同样地为他而感动。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天津南开大学看两个地方：一个是张伯苓故居，一个是叶嘉莹先生的“迦陵学舍。”
也许大家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教育家，现在时世变迁，文化移易，对我们还有没有意义？我则认为：这两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比我们现在更为严酷的环境里，执着于为国办教育的情怀，秉持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采用了他们所能采用的恰当策略，开拓了中国私立大学的特别路径，建设了自
己特殊的教育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纵然这些经验绝不能照搬，但经过我们的甄别与再造，定然有益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文化建设。
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厦门工学院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开创者的思想、情怀、精神密切相关。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所经营的教育文化，我们办学的成功经验，乃至于我们所经历的坎坷与曲折，也能为中国教育界所关注，甚至于成为后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一个范例。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仁，都能愉快，都能深切地认同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更应该研究我们自身，并把历史上相类似的现象的研究作为我们认知自身的借鉴。
所以，我讲这样一个题目。
二、陈嘉庚与张伯苓的教育人生
我在研究中却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陈嘉庚与张伯苓两人的教育人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这些在两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当然具体情形略有不同，我以为都非常重要，缺一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教育家。这些已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了。
两人的不同经历：
如果我们再大概了解一些他们两人办学中的经历，我想：我们的敬意就不仅如此了。
先说陈嘉庚先生：
他一生出资办了那么多学校，不用赘述，我只说这样几个细微的地方：
集美学校办起来之后，师资极为缺乏，陈嘉庚设法出巨资招徕人才。1917到1918之间，陈嘉庚让弟弟陈敬贤两次到浙江等地延聘教师。创办集美农林学校时，竟然聘了德国留学生1人，美国留学生2人，日本留学生2人。从1924到1934年间，集美学校还设立了“成美储金””，资助毕业生升学或出国深造，学成之后为母校服务。
集美学校当时的名师有国学家钱穆，文学家王鲁彦、汪静之，教育学家朱智贤、罗廷光，哲学家吴康，历史学家王伯祥、杨筠如，生物学家伍献文，经济学家陈灿，地理学家盛叙功，农林专家章文才、叶道渊，画家顾一尘等。
最有意思的是：钱穆之前在江苏的一所小学工作，月薪24元，集美学校给他80元，他就来了。在集美课还不多，闲时都是读书、写书。
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大师，担任过北大、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到香
港，1950年创办香港新亚书院，1967年返台湾，1968年获评台湾中研院院士。
而厦门大学竟然能聘请到林语堂做文科主任。林语堂：漳州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后担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等职。曾在1940、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而且还能聘请国学家沈兼士、古史学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等等，真正是群星璀璨，成为厦大文科历史上至今未能超越的师资高峰。特别是鲁迅竟然也在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厦大给鲁迅的月薪是400大洋。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月200到300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而厦大给了鲁迅400大洋的月薪。鲁迅到厦大任教引起巨大轰动。鲁迅还曾经到集美中学演讲过。虽然鲁迅很快又离开厦大，但是，却给厦大留下永久的纪念和荣光。
上世纪三十年代，遭遇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陈嘉庚的企业严重受挫，效益下滑，有人劝陈嘉庚削减给厦大的经费，他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忧。”并提出宁可“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说：“厦大自民十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有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
这就是陈嘉庚先生的“倾资办学”。
我们再来看看陈嘉庚一生的社会活动。
他在南洋期间，也办学，办报纸，特别是抗战期间，他又不断号召华人捐款支援抗战。最重要的事迹是：
组织华侨机工团，通过滇缅公路，为抗战运送物资。
带领考察团回国考察，先到重庆，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再到延安，看到共产党的廉洁奉公与坚决抗战，最后改变自己的党派支持意向，支持中国共产党。
当汪精卫要与日本人议和的时候，（1938年）他在轮船上发出一个举世闻名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他对汪精卫本来还是认可的，厦门大学创办时，曾经聘汪精卫做校长，汪精卫已经到漳州了，广东出事，就又去了广州，未能就职，但当汪精卫投敌求和的时候，陈嘉庚坚决予以抨击。
后来，毛泽东给他题词：“华侨领袖，民族光辉。”
1949年，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被选为委员。1959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意见，如修建鹰厦铁路。
厦门岛内筼筜湖原来是海湾，有人提出截湾修海堤，陈嘉庚不同意，但陈嘉庚去世之后，文革期间，要填海造田，就修起来了。如果那段海湾不堵截，现在的厦门将更漂亮。
陈嘉庚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看看他的《致集美学校诸生书》（1918年）中的一段话：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去世，在中山公园设灵堂，周总理亲自执佛，用专列将灵柩运回厦门，沿路各地党政要员均肃立迎送，到集美后，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
新加坡华侨的挽联是：
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后来有了陈嘉庚星，陈嘉庚科技奖等等。
仅一个鳌园石雕、已经成为稀世之宝。
可以说，死后哀荣，遗泽无尽。现在大社村陈姓人家子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律不掏钱，若到外地读书，学费由集美学校委员会出。
再说张伯苓先生：
有人称张伯苓先生是“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为什么？我们看他的大概经历：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从军，在海军同济轮上服役三年。看到清政府腐败，认为，只有兴办教育才能救中国，遂弃武从文，到天津严范孙的学馆任教，教授西学。
28岁时，与严范孙一起到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回国后，与严范孙创立“私立中学堂。”
后建起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时在1907年。
1912年，改为南开学校，担任校长。
1917年，（41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1918年回国，1919年，成立南开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参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遭轰炸，南迁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分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1946年，返回天津，继续担任南开校长，南开大学改为国立。
1948年7月，72岁时，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
1949年，蒋介石几次劝其去台湾，他都以“我一生的心血都在大陆，不忍抛弃两千多名学生，不愿离开南开学校”为由拒绝。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第二天就到了南开园，兴奋地说：“从前办南开坎坷不平，以后就是平坦大道了，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