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系列5789----2022年12月经济类文汇系列编（12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意见》系统科学设计了数据基础制度的总体架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围绕我国数据基础制度构建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提出了大量符合数据要素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任务举措，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意见》有利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数据要素交易流转规则、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一、构建起数据要素基础制度的框架体系

建立了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意见》遵循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和数据要素特性，界定并充分保护了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明确提出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运行机制。在明确数据分类分级制

度基础上，确立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原则和使用范围，并根据不同类型数据要素属性分类施策。同时，《数据二十条》着重激励行业数据要素供给，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在更好保障个人、企业和公共利益的同时，充分释放了数据要素价值。

建立了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意见》明确提出，建设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构建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确立了数据流通准入规则、分类分级授权使用规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强调了数据采集和接口标准化，鼓励在数据流通安全保障技术、标准和方案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培育数据流通交易所需的硬件场所和软件生态，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通，为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建立了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意见》提出了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坚持“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意见》明确了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促进数据收益分配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意见》以市场评价机制为基础，充分激发数据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同时兼顾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需求，强调了数据

价值在维护社会公平、弥补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积极作用。

建立了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意见》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注重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价值，也强调守住安全风险的底线，提出了政府、行业、企业分工清晰、责任明确、有机协同的治理制度体系，强调了政府在数据安全和监管方面的责任，明确了企业维护数据市场公平竞争的责任和自律意识，并提出社会各方要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建市场信用体系、市场良好秩序和数据要素标准体系，为数据要素市场有序、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设计了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制度安排

《意见》立足数据要素的发展规律和我国基本国情，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高标准数据要素流通与管理规则，提出了大量创新性突出、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方案。

探索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这符合数据要素流通特点与规律，切中数据流通管理要害。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类型数据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妥善处理好数据流通与国家数据安全、企业商业数据保密、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关系，有助于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更好推动数据领域对外开放，避免数据治理领域“一刀切”问题。

提出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意见》明确提出，构建数据交易制度体系和数据可信流通体系。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应用的角度看，都是对数据要素流通的重大突破。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包括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是突破当前数据流通难的重要制度创新。同时，《意见》还提出了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等配套措施。

明确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的具体工作机制。《意见》提出，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加强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和统筹授权使用，打破“数据孤岛”。同时，对公共数据的使用方式、使用前提、使用条件以及可使用的范围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有助于盘活公共数据资源，更好服务公共事业和产业发展。

设计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的相关制度。《意见》提出，针对跨境电商、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服务外包等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安全规范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意见》立足我国具有领先优势的实践领域，有序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并结合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在推动数据便利化跨境流动的同时，统筹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保护。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目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在推动不同版本的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意见》提出，积极参与数据流动、数据安全、认证评估、数字

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对接甚至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我国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畅通数据流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聚焦数据制度和数据要素的痛点和堵点

《意见》围绕数据要素产权、定价、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痛点和堵点问题，积极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弥补了数据要素基础制度领域的空白。

创新数据产权制度，破解数据交易确权难问题。《意见》提出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动数据相关权利结构性分置与有序流通，充分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机制。破解了因数据产权确权难造成的交易难问题，厘清了数据各参与方权责，保障了各参与方合法权益。

厘清数据流通规则，规避“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意见》提出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有序发展跨境流通和交易，建立了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破解了数据流通黑灰色交易制约市场发展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疏解了数据流通中的堵点，有利于引导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使市场主体能够依托规范交易市场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分配制度，防止资本在数据领域无序扩张。《意见》提出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发挥市场配置和政府调节“两只手”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数据要素资源配置，防止大型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资本实力挤占中小企业市场，限制“数据垄断”，着力消除数字鸿沟。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调节机制，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系统设计治理机制，化解数据领域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冲突。《意见》提出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积极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不断提升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破解开放与安全的二元悖论，推动形成高效、安全、有序的数据流通市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2035年和2050年基本和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城乡的统筹协调，并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基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县域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指明未来县域发展的方向。落实《意见》，需要深入理解农业发展愿景及其对县域经济的要求，厘清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农业发展愿景及其对县域发展的要求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加快整个农食系统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围绕县域发展的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几十年，我国用有限的水土资源保障全球将近18%人口的粮食供

应。国家层面上的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为提升农业生产力和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未来30年，实现“口粮绝对安全、主要农产品供应自主可控”仍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需要农业在全面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加强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整个农食系统朝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在继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聚焦地区发展的优势和区位条件、紧扣县域发展规律，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食系统的转型。

为实现农民增收和全民共同富裕，未来农业发展需加强农业内部分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缩小工农、城乡劳动生产力差异，县域发展是支持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创造非农就业，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工农、城乡劳动生产力绝对差异的不断缩小。未来30年，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需要继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力，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除加快城镇化发展以外，农业内部也需要按规模和产品实现专业化分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不仅通过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为加快城镇化提供条件，也将通过整合城乡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资源为农业内部专业化分工提供条件。

为提升农业韧性、实现低碳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加强发展基于自然的、结合科技发展的生产解决方案，县域经济发展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需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建基于自然的食物生产解决方案和韧性农业是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在农业生产领域的重要共识和倡议，也是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总结。在现代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推动下，生态化、绿色与可再生农业、可持续畜牧业、蓝色水产业、气候智能农业等基于自然的生产解决方案以及提升应对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农业将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不仅需要精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有效的实施主体和大量实践经验。在农业永续发展方面，县域的实践经验将对改善生态环境、服务“双碳”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为国民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食物发挥重要作用。

县域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农食系统提质增效的目标，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重视，也需要县域层面树立重视农业、服务农业的意识，并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制度、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长期以来，随着农业在县域经济占比的不断下降，县域发展对农业的关注度有所降低。在部分地区，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被认为是低质量的产业，“非粮化”和“去农化”

被认为是实现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缺乏对农业的重视导致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不足，抑制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关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成败。实践表明，滞后的农业发展无法支撑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基础的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已成为部分县域地区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瓶颈。

农业内部分工不足导致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跨产品、分地区错配，抑制农民增收，需要在县域层次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分配机制。人力资本流失、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分工不明确，以及资本投资不足等带来的要素错配是当前导致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连接城乡的枢纽，县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支持了农村向城市的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但未真正发挥好将城市资源（资本和劳动）引入农村的作用。

在开展基于自然的生产解决方案实现绿色与永续发展目标的实践中，县域发展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与现代生物、数字技术有机结合的意识和能力。农业

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以现代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在北美、欧洲等地区，现代生物、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并成为涉农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的重点领域。虽然我国在无人机植保、农产品电商发展上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在县域农业生产实践中利用现代生物和数字技术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仍缺乏广泛的应用场景。在资源环境成本不断提升和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条件下，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是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促进粮食系统转型。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与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食系统朝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顺应国家需求，立足本地区资源环境优势和区位条件，建立支持农业生产、适应农村转型和兼顾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统筹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两者关系，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用水和生态保护红线，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改善农业价值链，延伸农业供应链，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以工促农带动农食系统逐步完成高效高质方向转型，是县域层次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

缩小工农、城乡收入差异，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以县城为核心构建多维度的市场机制，逐步缩小县乡和县城之间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差异，提升资本和劳动在城乡间和农业内部的配置效率。这包括：加快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县域非农就业创造的能力，加快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建立连接城乡、跨地区、跨行业统一的劳动和资本市场；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发展养老托育服务等措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带动资本和劳动下乡；推进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种植业内部大小农户之间、各地区不同农产品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提升服务农业意识，通过高值化、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解决增收问题。

创建绿色农业发展方案，提升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性。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重视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估，建立符合县域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措施；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可再生农业、可持续畜牧业、气候智能农业在县域农业发展中的比重；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平台的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提升农业及相关产业在县域发展中的韧性和稳定性。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要围绕产业发展这个核心问题，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立足区域联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现实地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长江大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需进一步遏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历时较久、成因多样，需围绕产业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久久为功，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

基于治理成效、现实状态和逻辑联系等一体考量，产业转型升级是驱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只有持续强化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业结构调整等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从治理成效看，这些年来沿江各地积极行动，针对黑臭水体、城镇污水垃圾、尾矿库、船舶污染、植被退化、滥采滥伐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能力明显增强，所取得的效果也非常突出。但也要看到，解决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污染增量问题还比较缓慢，效果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量污染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有助于减少增量污染。

从现实状态看，近年来沿江各地对部分化工企业实行关停限转改迁等措施，专项整治造纸、电镀等重点行业，强化区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总体状况得到改善。但也要看到，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数量较多，废污水及碳排放量较大，部分地区水土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针对这种状况，应当采取有效举措，改善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使其更加合理。

从逻辑联系看，产业发展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保护，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把产业结构问题解决好了，增量污染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才有坚实基础。同时，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能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建设以绿色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能够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还要看到，长江经济带产业规模庞大，集聚度较高，但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重化产业比重较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中下游产业同质化现象明显，部分地区存在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地方各自为政既阻碍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因此，推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立足区域协调联动，着眼于产业合作，破除相关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

立足区域协同联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立足于区域协同联动，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产业合作能够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为产业转型升级汇集创新资源要素。沿江各地应强化系统思维，切实增强推进合作的自觉性、主动性，促进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具体而言，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产业规划对接。区域协同联动应从产业规划着手，依据各地区资源条件、发展基础、比较优势与刚性需求等编制发展规划，突出发展规划的针对性和独特性。要强化区域产业规划沟通协商，依照一体发展、合理分工、相互支撑的原则，梳理、统筹各行政区主导产业布局。还要建立产业规划统筹协调机制，基于国家产业导向、区域战略要求和区位特点、市场状况等对各地产业规划进行指导评估，最大限度地消除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

第二，推动创新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创新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是产业合理布局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与有力支撑，应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清理和破除妨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有效配置的规定与做法，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要强化法治约束，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还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策激励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加速融合，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长江经济带地跨我国东、中、西部，产业梯次发展特征明显，经济互补性较强，有利于深入推进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要梳理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空间脉络，引导相关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完善省际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以优势互补为支撑、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跨区域建设。还要因地制宜创新合作模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先行先试、示范引领，为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提供良好环境。

第四，协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基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创新，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积极整合创新资源，携

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高地，并以此克服各自为政带来的不良竞争、效率低下等问题。要立足于比较优势，通过强化分工和密切协作，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大一批特色产业。还要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资源潜力，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立区域合作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协调机制；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围绕创新资源集聚地，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应用场景；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沿江各地建设产业配套或转化基地。

第五，建设一体化数字支撑平台。数字技术既能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还能突破地区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等的制约，实现资源要素跨区域配置，推动区域强化比较优势，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要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高速、泛在、联动的信息网络，打破数字壁垒，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要推进区域信息枢纽港建设，实现数据中心和存算资源协同布局。还要打造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的状况，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励投资和改善消费环境为重心，将需求管理与改善供给、提升增长潜力有机结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新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任务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后疫情时期，疫情冲击将会减弱，我国经济显然要出现一波反弹，但这波反弹能否消除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深层问题，取决于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和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需求收缩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供给冲击是经济承压的重要原因，而预期转弱则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必然表现。今年以来，尽管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但内需不足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内需不足，体现在消费不振和投资疲软两个方面。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其中11

月份下降5.9%。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8.6%，仍低于2019年的70.1%。消费不振是当前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从投资上来看，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8.9%和9.3%，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只有5.3%，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一方面形成凯恩斯逻辑中的即期需求，另一方面形成未来增长的潜力，增加未来的供给，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决定了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中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同时，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好消费和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实际上，这也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要求。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其一，通过引导和激励投资，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加资本积累，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中高速的高质量增长；其二，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需求，提升经济循环质量，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加力”，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潜力和目标，适度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维持合理充沛的总需求；“提效”，就是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加多大力”和“提效”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