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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对靶精准出招
打赢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歼灭战
近日，中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全面启动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集中整治冲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去，靶向更加明确，是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作风建设作出的再动员、再部署、再深化。
一、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全球性的难题。不光在中国，凡是有官僚体制，或者说科层制的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古已有之，可以说是随着官僚制度建立便出现并且绵延至今的沉疴痼疾。经过十八大以来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反“四风”取得重大成效。同时仍需看到，面上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刹住，但呈现出隐形变异、窥测反弹的新特点，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比较突出，影响政令畅通，成为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的“拦路虎”。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回顾历史，放眼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确实“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与当前实践中，汲取智慧，常抓不懈，高度重视，彻底根除。
（一）毛泽东：“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当时，一些革命政权人员，特别是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人员，或多或少存在着官僚主义。例如，摆官架子、无益的“正规化”等等。1930年，毛泽东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着力强调“形式主义害死人”。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的概念。1933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抗战时期，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下午，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突然一个炸雷击断小礼堂的一根木柱，导致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即身亡。当时，人们普遍缺乏科学知识，对此议论纷纷。一位农民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公安局）得知后，要把议论“雷击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来处理，逮捕“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毛泽东听说后，阻止了。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无独有偶。不久，陕甘宁边区清涧县也发生一起“咒骂毛主席”的事情。一位农妇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遭雷电击死。这位农妇悲痛之余，咒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部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将这个农妇押到延安，建议有关部门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部部长康生报送的《情况汇报》中发现此事后，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毛泽东让有关部门把这位农妇带来了解情况：这位农妇家里六口人，婆婆瘫痪，三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不到三岁半，全靠丈夫支撑。现在丈夫死了，家里日子怎么办？毛泽东调查清楚这桩“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毛泽东通过群众的骂声，深刻反思，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后来，李鼎铭等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交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项提案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决议。陕甘宁边区三次精简，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问题，减轻人民负担，成效显著。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善于从群众咒骂中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鱼大水小”矛盾，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些干部逐渐滋长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讲级别、讲排场、讲阔气。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并入黑龙江省）安排他住在哈尔滨一栋高档别墅里。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人，现在是住洋房，还是住平房？这位负责人回答：“住洋房。”毛泽东谆谆告诫，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当省委负责人请毛泽东题词时，毛泽东写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期间，毛泽东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一个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于一体的典型案例。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一些干部存在着“瞎指挥”、不懂装懂等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指出：“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他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提出，要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把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根据中央指示，“新三反”运动，收效显著。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又在《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中，列举强迫命令式、老爷式、做官混饭吃等多种官僚主义表现，予以痛斥，要求根除。
（二）邓小平：“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的高考制度，是一个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废除，后来又实行“群众推荐”上大学。粉碎“四人帮”后，一方面，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迅速恢复高考制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然而，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却步履维艰。就在这时，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自告奋勇抓科教。
邓小平首先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邓小平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要坚持考试，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要有鲜明的态度。邓小平主持这次座谈会，一开始就说：“召开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好些更快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水平的要求。”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位专家率先发言，“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招制度弊端很多：“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武汉大学一位教师痛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招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第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招生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当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这个发言，触及到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得到与会代表热烈赞同。
邓小平听了座谈会的发言，明显感受到大家要求恢复高考制度的急迫心情，果断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当即问教育部部长：今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出去没有”，教育部部长回答“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立刻指示教育部部长：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邓小平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随后，邓小平又对教育部上报的高考文件作了修改。他批评教育部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烦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一位同志回忆说，强调考试了，会不会冲淡政治？会不会让人说你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怕人家扣这个帽子，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讲究卫生……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了，小平同志看了非常气愤，他连说了三个烦琐、烦琐、烦琐，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都划掉，后来招生条例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修改的。
（三）习近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他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期间，鉴于某些干部作风虚浮、爱做表面文章、热衷于轰轰烈烈、缺少扎扎实实办事的作风，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于各项工作要“马上就办”。这看起来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中，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本人在福州就是“马上就办”的楷模。1992年春天，习近平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鼓岭特别眷恋，渴望故地重游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早年随父母到中国，曾在福州鼓岭度过10年。1911年，加德纳全家迁回美国。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的饮食习惯，最大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少年时代的中国故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临终前，他仍不断念叨着“鼓岭，鼓岭”。加德纳夫人不知鼓岭究竟在哪里，为了实现丈夫的心愿，多次到中国寻访，无果而返。后来，一位海外学子帮助加德纳夫人弄清楚鼓岭就在中国福州。习近平看完报纸，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联系，热情邀请她访问鼓岭。1992年8月，习近平和加德纳夫人相聚福州，初次见面，却犹如故友相逢。根据习近平安排，加德纳夫人来到鼓岭，“那天，鼓岭有9位年届九旬的加德纳儿时的玩伴，同加德纳夫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往事，令她欣喜不已。”习近平“马上就办”，使加德纳夫人了却丈夫生前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一桩心愿，在中美人民友谊史上写下了动人篇章。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在一次演讲中专门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表示“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这次演讲深深感动了广大听众，受到美国各界好评。习近平在福州的理论和实践、思想与作风、思考与行动，特别是“马上就办”的作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是根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方，应该普遍推广，使“马上就办”成为广大干部的作风，成为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指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新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为：作风漂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