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高四新”背景下，湖南制造业为保证高质量发展，需关注在金融支持方面的工作。企业需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响应金融支持政策的号召，在政府的带领下，完成金融剩余动员工作，通过银行及信贷机构的干预，实现内贷款利率的差异化管理，以均衡制造业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化水平，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湖南属于中部地区的重点省份，其企业融资方式多数为股权融资、银行融资、融资平台及民间融资。根据相关数据可知，近年来，湖南中小企业融资规模持续扩大，总体上，银行贷款占比较大，制造业中承担融资对象的有担保公司、企业及融资平台。同时，在“三高四新”的战略背景下，湖南制造业增加了金融支持，使贷款比值呈现增长的状态。在2022年，湖南制造业市值已突破1.5亿万元，制造业增加值约为1.37万亿元，制造业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28.2%，远超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湖南经济的贡献率约为42.6%；2023年，通过对湖南制造业的调查可知，该省的制造业GDP达到1.88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进一步提升。这说明该省经济处于平稳态势，处于高质量发展期间，且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该省发展制造业过程中，尤为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其采用创新驱动的方式，增加经济在发展阶段的新动能，从而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路线，推动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及动力变革，增加制造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使发展要素向着创新驱动的方向转换。
湖南制造业在粗放式管理的基础上，向着扁平化管理的方向发展，使创新驱动、体制机制改革及全方位开放成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力机制。该省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降低其在发展时的要素成本，满足新型要素的供给。制造业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内容，还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及数据、组织等内容，增加了该省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动力。
在2023年3月末，湖南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高达10.7万亿元，其中同比增长率为41.2%，制造业连续30个月维持30%的增速。在2022年，国家在制造业内投入了4000亿元科技贷款支持，湖南地区21家银行为科技创新企业投放1.3万亿元，以为制造业提供金融支持。
以湖南制造业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为例，其是当地制造业中的金字招牌，该企业每10s能生产铝轮毂一件，每80s可制造一个汽车发动机。据了解，近30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持续支持三一集团，累计为其贷款146.44亿元，并在2023年向701家集团投入8400笔融资，余额可达到10亿元，使湖南多家制造企业受益，增加了全产业链上的金融支持，加快了三一集团及相关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若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得分比作解释变量，则可在固定的时间创建以下回归模型：
（1）式中：yit表示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效果；λi表示第i个特征值；β1、β2、β3表示1、2、3个贝塔系数；
μit表示响应变量；ωit表示控制变量；FIR表示金融规模；LS表示金融效率；FS表示金融结构；i为常变系数；t=1，2，…，n。
从回归模型（1）中可知，金融支持湖南制造业发展效果良好，可以给予制造业一定的创新驱动。
近年来，湖南省委提出了“三高四新”战略，其成为湖南制造业的总牵引。
湖南制造业为保证自身全面发展，应履行“三高四新”战略内容，让金融支持政策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使企业通过监管缺陷、风险防范等方式，尽快融入市场，以满足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一方面，湖南制造业在发展期间，需通过金融支持的方式，不断扩大中长期贷款规模。若贷款抑制企业的发挥，表示企业在配置中长期贷款时发生错配的情况。此时，企业应转换金融融资的思想，合理扩大中长期贷款审批权限，保证金融机构可以在此发挥资金的引导效益。如此，则可在保证满足制造业资金融入需求的同时，满足银行与企业双方的资金需求。此外，制造行业可运用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的方式，开展多样化的融资操作，以增加企业的总产值[1]。
另一方面，湖南制造业需要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风险投资支持。通过风险投资机制的应用，培育高新技术与资本相互结合的金融模式，让企业在发展阶段不断提高竞争能力，统一其长远战略目标。金融支持可以在此发挥作用，调节制造业发展期间的投资布局、社会融资情况，使企业的金融机制及结构都有所改善。这样一来，制造业通过对投资风险点防控，可短时间内与信贷机构对接，使其投资的方向放在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上。制造业也可以不断挖掘风险投资的主体，了解当前风险投资的方向，不违背高新技术的发展模式，而是让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风险投资环节起到引导作用，带领企业增加内部的投资基金，从而规范企业的市场投资行为，增加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让风险投资机制的创建更有意义，实现对制造业金融结构的优化[2]。
湖南制造业为保证全面的发展，需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领导人员应考虑产品设计、地点选择、资源使用及规则制定等诸多方面，不断整合资本、土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新产品等内容，通过调节劳动者收入的方式，增强产业的聚集效果，保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具有正确的道德标准，并及时掌握新契机。这样的做法可以使企业增加盈利机会，均衡市场在金融支持政策中的应用，使银行的支持作用更加有效。例如，制造业可以通过对经济市场的了解，增加高新技术在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应用，让商业银行对其进行支持，使效益作为行业的发展中心，加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信贷投入，而中介服务机构等也乐于为制造业提供相应的支持，辅助其创建满足科技发展要求的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朝产业化、商品化
的方向转变。同时，制造业可转变以往的信贷方式，不只运用抵押担保的信贷模式，还应提高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视，调节自身在高科技市场中的占比，通过多样化的担保方式，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例如，新上市的高科技制造业，其科技人员在经济市场中的个人股份市值是较大的。因此，上市企业可采用股权抵押的方式，让商业银行放宽、拓展融资的渠道，而当地银行也可发挥网点优势，开发技术企业债券。此外，企业也可通过民间投资资金的应用，拓展发展渠道[3]。
金融支持政策是制造业的发展动力，其可以通过公共部门的期望，配置金融租金，减少金融剩余成本。随着金融管制政策的实施，制造业可以纳入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实现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首先，制造业需要做好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及服务创新工作，使企业融入数字金融的发展理念，整合产品、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让其所执行的融资工作满足自身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同时，可以在发展期间增加政策内容的引导，鼓励科技企业及金融企业适当地增加创新投资占比，以夯实自身的金融技术能力。
其次，政府部门可以采用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的方式，加大制造业对数字金融的开发与研究，不断推进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制造业发展环节的应用，以确保融资企业能够衔接行业之间的关系，增加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的合作，从而让数字经济能够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形成数字金融的生态圈，以提高制造业在融资环节的便利性。
再次，为保证高质量发展，需加大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力度，增加企业储备的知识型人才、数字技术型人才，并与高校、企业及政府等诸多部门衔接，实现对数字金融领域人力资源培养工作的研究。由此，制造业可以拓展发展渠道，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促使数字金融领域的人才研究及培训工作顺利实施。
最后，制造业可以通过数字金融技术的革新，为中小企业增加担保。例如，某些不愿意转让经营管理权、技术产权的创业企业，其可以借助担保体系帮助企业获取融资，而此方法比风险投资更加有利，有利于制造业不断完善信用机制。政府部门可以承担担保机构的责任，坚持政策化资金、市场化运作及法人化管理工作的职责，减少制造业在发展期间的行政干预，让企业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担保资金。此外，政府部门应鼓励制造业互帮互助，创建担保组织，从而保证自身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在“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湖南制造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金融支持政策的辅助。湖南制造业可以结合自身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现状，通过优化制造业金融结构，创建风险投资机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注重银行支持作用；依托当地资本市场，完善数字金融征信机制；注重数字金融技术革新，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等方式；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然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等。因此，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下一步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在这一大背景下，现代保险服务业应进一步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实现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适应。
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在应对疫情、助力企业纾困、支持跨地区协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全国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4.7万亿元，同比增长4.58%；保险业赔款和给付支出1.55万亿元；保险密度为3326元/人，保险深度为3.88%。从近年的发展过程看，提高保险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主要有以下五种驱动力量。
保险业坚守保障本源，聚焦乡村振兴、科技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针对经济运行堵点，多措并举助企纾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2022年，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6万亿元，10年间增长4.1倍；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保险，助力“卡脖子”技术攻关、关键设备研发和成果应用转化，集成电路共保体为17家科技企业提供风险保障1万亿元，知识产权保险为2.8万家企业的4.6万件专利提供风险保障；广泛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过6万亿元，为跨境贸易服务提供风险保障11.1万亿元，支持外贸企业获得融资增信超过3000亿元；稳步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为小微企业提供风险保障892.6万户次，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保险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多维度、多方式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美好生
活。2022年，保险机构积极探索巨灾保险，服务国家灾害体系建设，为住宅地震共保体提供风险保障1115亿元；聚焦健康养老需求，构建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商业健康险赔付支出3600亿元，大病保险已覆盖城乡居民12.2亿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1.69亿人，商业保险机构养老社区项目105个，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规模超过1.5万亿元；深入推进综合车险改革，为6亿辆机动车提供保险保障，车均保费同比下降21%，车险理赔效率不断提升，服务交通治理现代化；发展普惠金融，打造新市民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新市民提供专属风险保障超过6.8亿人次，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人身保险产品6500余个。
近十年来，我国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2021年居民消费增速达到11.4%，人民消费热情和消费意愿较高。不过，疫情等原因使失业率和失业风险上升，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普遍下降，消费更加谨慎，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2023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0.1万亿元，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消费相对疲软。相关理论研究指出，保险业能够通过影响储蓄—资本转化率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机制，可以帮助人们规避风险，有效减少消费者的谨慎性储蓄，优化居民财富配置。同时，与储蓄相比，保险的互助性质有更大的资金放大效应。因此，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预防性储蓄，帮助稳定居民风险预期，间接促进国内消费。
绝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目前，保险机构已成为金融市场日益重要的资金供应者和资产管理者。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和资金运用规模近十年来保持较快增长，截至2023年8月末，我国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达26.97万亿元，为发挥长期资金优势奠定了基础。2022年，累计为实体经济融资超过21万亿元，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投资5.2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资金股权投资逐步提升。196家保险公司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保险公司股权投资资产规模为1.86万亿元，占总投资资产的7.84%。股权投资资产已超过股票成为第四大资产配置类别；行业直接股权投资规模为1.14万亿元，同比增长3.01%；超大型寿险公司直接股权投资规模同比增长22.54%。投资于企业股权的保险资金将成为企业发育、企业成长以及企业整合的推手。在利率中枢下行背景下，适度增配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权益资产
也有助于保险企业拉长资产久期，更好地进行资产负债匹配。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保险业践行“双碳”战略，将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金融动力。2022年，保险业全面支持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将绿色金融上升到战略高度，为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改善和资源集约利用提供保险保障和资金支持，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保险业绿色保险产品数量超过3600个，绿色债券规模超过5000亿元，69家机构建立了绿色金融管理机制及工作小组，9家机构加入了可持续保险或负责任投资原则。
中国保险业在切实提升保险供给能力、进一步凸显经济“减震器”作用并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的同时，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2006年“国十条”就提出要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
2014年“新国十条”再次强调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并确立保险业对于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作用。2019年原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在迈向制度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注意制度层面协调均衡、优化保险业结构将是做好顶层设计的关键。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可能的着力方向。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发展，是我国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问题，将从底层逻辑上影响居民消费和投资预期，从而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这在养老领域和健康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养老金融，如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以及养老服务的融资等，直接为解决人们养老的经济来源提供保障服务，是中央强调要做好的五篇金融大文章之一。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老金融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解决养老金融发展不足的关键是要优化基本养老金制度，要让它早日成熟、早日定型，让所有人都有清晰、稳定的预期，这样才能知道其他层次养老金融发展的空间（郑功成，2023），才能理性引领人们选择新的金融保险产
品，解决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促进经济增长。正如周小川先生指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各种计划安排会对总储蓄即积累的形成产生相当重要的作用”，养老金改革不仅要考虑制度本身财务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还需要有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到养老金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养老金改革主要通过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两大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在健康保障领域，一些无法被社会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医疗健康服务迫切需要商业健康保险予以覆盖。然而，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主要问题是市场规模不足以及老百姓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同度还不够高（娄洪，2022）。因此，首先要明确社保和商保的定位，即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和边界，以及融合发展问题（魏迎宁，2022），在顶层设计上实现基本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健康产业之间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发挥多层次功能；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保制度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邢丽，2022）。
近年来，出口信用保险、巨灾保险、农业保险在促进对外贸易、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三类保险都属于政策性保险，但在具体经营中并未禁止商业性保险机构参与。例如，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已经由单一的政策性信用保险机构经营转为对商业性保险机构放开经营，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网络和人员优势，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不过，专业信用保险机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商业财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很小。巨灾保险则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保障民生”原则下，政府负责立法保障、制度设计以及政策支持，商业市场主体负责具体运营，建立了多层损失分担机制并设定总体赔付限额，由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巨灾保险专项准备金、财政支持及其他紧急资金逐层承担损失。农业保险方面，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将制度运行原则确立为“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基本确定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为“政府市场合作”模式，并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双层决策机制，地方政府可以在全国制度模式基础上确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农险经营模式。
此外，还有一类保险，如全国各地的城市普惠型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由政府参与引导、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以北京为例，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两年来，
参保人数累计超650万人次，并继续稳步增长。相比于纯商业模式运作的健康保险产品，这类产品以政府公信力为背书，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客，但如果政府持续以强姿态主导普惠型健康保险市场，相关保险公司可能会对政府帮扶形成依赖，而民众也可能留下产品由“政府负责”的固有印象，后续一旦产品引发负面社会舆论，政府将很难置身事外（杜霞，2021）。这类由政府参与指导的产品与上述政策性保险一样，都存在合理设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问题。
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在微观市场上的总量和结构方面，如市场定位、市场份额等，应注意达到协调均衡。在商业性保险应为主体、政策性保险是辅助与补充的领域，政府要把握参与指导的程度，更多作为数据提供者、技术服务者、部门协调者及运营监管者，为相关险种的市场化发展留有足够的运营管理空间，避免造成政府难放手的困局；而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盲区，如某一特定领域、特定地区或特定产业，政府则务必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此时政策性保险更可能是主角，而商业性保险则为辅助与补充。总之，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在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中相互补充，是平等合作的伙伴而非对立关系或竞争对手。两者只有达到协调均衡，保险体制才是稳定和有效的，否则将会是扭曲、不稳定和低效的。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构成，其发展需要保险业的支持。随着我国保险产业布局的初步形成，出现了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优于内陆地区、城市地区优于农村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优于欠发达地区的保险业差序格局。诚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保险业务能较快实现盈利目标，而在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更高的经营成本和更低的单位利润，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而形成以上格局。然而，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所处自然环境导致各类灾害的出现和影响程度在时空上也不尽相同，其规避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越是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其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相对越低，越需要保险业的支持。商业保险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性，是微观目标的经济有效性和宏观目标的社会合理性出现矛盾的体现。
当前，国家强调要促进各地区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更需要保险机构处理好自身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即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局部利益与总体利益这三种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发挥现代保险的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在过度竞争的发达区域并不一定会带来盈利；而在欠发达区域，只要经营得当，也能占据先机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保险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大普惠保险发展力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供适当、有效的普惠保险产品，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配合各地相关政策，面向老年人、农民、低收入人群、残疾人等群体积极开发投保门槛较低、核保简单、价格实惠、保障责任明确的产品，为欠发达地区和收入较低人群“雪中送炭”，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资本市场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保险业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性优势，配合国家重大战略，以产业思维布局创新成长的企业股权，能够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并把握结构性投资机会。当前，监管已从规则层面为保险资金权益投资解决了部分堵点，提升了权益投资的灵活度和绝对比例，未来有望继续优化相应的监管规则。然而，偿二代二期和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背景下，保险企业投资权益面临新的约束和挑战。例如，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与偿付能力挂钩；与偿二代一期相比，各类因子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的风险因子提升幅度较大。另外，宏观经济持续下行，险企改革不及预期，政策实施不及预期，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这些都是保险资金权益投资的风险因素。
未来，保险企业应在重视权益类资产配置价值基础上，根据偿二代二期和新金融工具准则，合理评估资产风险收益特征和资产负债匹配的影响，加强各类权益资产配置，如适当增加高股息、高分红股票配置和被动ETF的配置，夯实资产端收益基础。同时，当前政策不断出台并逐步落地见效，有望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国网天津城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城西公司”）党委创新打造“四个课堂”，引导干部职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网络云课堂”，守好舆论“主阵地”。
发布“学习进行时”“文明创建”等专栏64期，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造“支部大讲堂”，提升队伍“凝聚力”。城西公司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以“支部大讲堂”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
打造“道德讲堂”，唱响道德“交响曲”。城西公司每季度开展“道德讲堂”，按照“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发善心、送吉祥”五个环节，丰富道德教育，传播道德风尚。
青年岗位能手自己讲和身边的同事讲相结合，引导干部职工培育爱岗敬业、诚信做事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近年来，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发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快推动创新龙江建设的意见》《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60条》《黑龙江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3—2026年）》等系列政策，2023年财政科技研发资金支持企业占比达到73.6%，全社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9%，创新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聚焦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为支撑，以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为抓手，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生态，为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积蓄了科技动能。
组织科研攻关突破“卡脖子”难题。坚持高水平研发，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龙江路径”。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哈工大、哈工程、703所、哈电集团、中国一重等单位多项技术成果应用到载人航天、月壤采样、火星探测、北斗导航、万米海试等国家战略任务中，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聚焦产业需求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施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科技攻关三年行动计划，部署高端装备、智能农机、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专项，实施“揭榜挂帅”重大攻关项目，有力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古龙页岩油气勘探开发压裂技术实现日产油气当量超千吨，肇东星湖生物发酵技术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703所低排放及双燃料工业燃气轮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东北轻合金大型客机高强高韧铝合金板材实现国内自主保障，新和成辅酶Q10关键菌种技术研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建设平台载体积聚创新动能。坚持高标准示范，依托黑龙江省产业基础及科教优势，着力打造支撑有力、前沿领先、根基深厚的平台载体。智慧农场、陆相页岩油、寒地心血管病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机器人技术与系统、材料结构精密焊接等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顺利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12家，在“五大安全”领域实现全覆盖。哈大齐自主创新示范区、佳木斯农高区建设获国务院批复，创新高地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哈工大航天高端装备未来产业科技园、哈尔滨人工智能发展试验区建设获科技部批复。齐齐哈尔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通过科技部验收。布局建设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新集聚企业1348家、创新平台36家，高层次人才1204人。
促进成果转化提升创新活力。坚持高效能转化，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行动计划和高校、院所、企业成果产业化专项行动。举办“汇智龙江”成果路演推介活动202场，对接项目2305个。实现重大成果转化589项，成果产业化项目新增经济效益98.8亿元。累计支持56项重大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项目实施期预计新增收入77亿元。转化培育一批质量过硬、品牌突出的优质科技型企业，2023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430家。打造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省工研院、哈尔滨科技大市场等成果转化平台，全省技术转移机构达到58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达到81家，289项成果在联盟成员中转移转化。哈工大手术机器人团队历经十几年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成立思哲睿智能医疗设备公司。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动力。坚持标准化创新，有效激发创新动力。落实国家和黑龙江省关于科技创新的规划部署，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支持科技创新力度。科技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9%，增长率排名全国第12位。围绕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整合优化五类科技计划，有效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显著提升。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连续3年保持20%增长，支持企业占比连续3年达到70%以上。实施专项人才计划，壮大科技人才队伍，2021以来，全省新增院士6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26人，省自然科学基金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团队561个。
未来一段时期，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将围绕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五大行动”，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助力黑龙江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实施重点产业科技成果供给行动。完善成果导向的攻关机制，产出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科技成果。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围绕机器人、商业航天、人工智能、页岩油、智能农机装备等攻关项目，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强化基础研究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重点产业，组织开展联合基金科技成果对接转化活动，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转化应用研究“地面空间站”的300MeV质子重离子加速器成果。继续探索新型举国体制“龙江路径”，围绕航天装备、能源环境、电子信息等领域，争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与成果落地转化。
实施企业载体培育行动。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工程，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保障金、科技创新券等惠企政策。推进精准化培育服务，加快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认定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着力发展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00家以上。着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梳理企业创新需求，部署一批研发项目。开展临规企业科技赋能行动，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培育一批研发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科技型企业。进一步培育壮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承接主体，积极发挥企业科技成果核心载体作用，做好省级孵化载体备案、认定和申建国家级孵化载体等工作。开展科技创业孵化立标杆提质效选育行动，汇集配套服务与政策支持，选树一批标杆型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大学科技园，加快培育质效型服务机构。
实施成果转化重大工程引领行动。聚焦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健全供需对接、协同转化、金融联动机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统筹推进高校、院所、企业三大成果转化行动，分类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示范带动一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省内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发挥龙头作用，建设专业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和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高水平建设科技大市场，突出“科技服务+技术交易”方向，以市场化模式集聚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设立创新创业生态圈科技引导资金，培育龙江碳谷大厦、深海未来产业科技园等一批生态圈示范项目。
实施成果转化基地建设行动。加强省市协调联动，支持区域创新载体建设，集聚、转化一批高质量科技成果。高水平建设哈大齐自主创新示范区，复制推广中关村、珠三角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试点经验和政策措施，开展“双自”联动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打造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引领区、示范区和创新创业生态标杆区，持续推动深哈产业园建设，推动深哈两市协同互补、紧密对接。扎实推进佳木斯农高区建设，构建水稻全产业链现代化农业基地、农业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承建单位按照“管委会+公司”模式组建农高区产业投资公司，依托农高区“金字招牌”开展精准招商，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对省级高新区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引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创新平台载体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发挥科
技项目、平台等创新资源支撑作用，推动省级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实施成果转化生态优化行动。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平台、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拓展科技金融渠道等，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重建科技体制“四梁八柱”，调整内设机构职能。深化科技研发评价体系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奖励制度、创新平台评价体系等。启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工作，构建支持产业振兴的平台体系。加大创新平台清理、规范、整合力度，建设一批省级创新平台，引导现有平台载体向产业振兴进一步聚焦。建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做好国家级、省级孵化载体培育工作，选树一批标杆型孵化载体。培育壮大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培育推荐国家高层次人才，推动龙江科技英才“头雁”“春雁”支持计划向产业振兴聚焦，壮大服务产业发展的科技人才团队。壮大技术经理人、经纪人和企业家队伍。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推动设立天使基金、创投基金，深化与银河证券、省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合作。落实风险补偿政策，推动省市共建风险补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赋能成果转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70载风雨兼程，70载砥砺前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70个春秋，实践成果丰硕而厚重，制度设计日益完善，制度优势日益彰显。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一线的贯彻和实践，推动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优势和功效的关键，也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湖州市人大坚持向中心聚焦、给发展聚力、为百姓谋福祉、让制度放光彩，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湖州特色的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路子。
2023年9月13日，湖州市第57期“亲清直通车
以往不同，这次的地点选在了吴兴区织里镇代表联络站。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贤龙与7位民营企业负责人、4位来自企业的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联络站内围坐一堂，以“全心全意服务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深入探讨交流。会上，当地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发展遇到的困难提出了诉求，人大代表们则将恳谈会作为履职现场，提出了一系列当地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建议。针对企业诉求和人大代表意见，参会部门一一作答，并精心为企业出谋划策。
把政企恳谈会开进代表联络站，是湖州市人大将助推三个“一号工程”与发挥代表联络站阵地功能相结合，以“物理叠加”催生“化学反应”的创新举
措。2023年，湖州市人大常委会轮值办好18期“亲清直通车
推动解决了企业招工难、原材料短缺等269个实际难题，为全市打造“企业最有感”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这，正是湖州市人大服务中心大局，助推三个“一号工程”的缩影。2023年以来，湖州市人大常委会按照省委三个“一号工程”决策部署，以
及市委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扬长补短实干争先工作要求，在大场景中找准人大工作切入口、发力点，详细制定《助推三个“一号工程”聚焦扬长补短“535”行动方案》，聚焦发挥5方面效能，推进30项重点工作，培育打造5类标志性成果，全力“拼经济、优环境、促发展”。其间，市人大常委会围绕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围绕重点领域进行立法，着力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首位战略”加快落地，推动开展城市文明、水网建设、安全生产、护航亚运、
反电信诈骗、闲置厂房盘活利用等多项工作，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2023年，湖州市共有11个案例获评全省人大代表助力三个“一号工程”优秀案例，真正以助推湖州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检验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新的一年，以人大方式服务中心大局的探索仍在湖州继续。
民意既是人大依法有效履职行权的基石，更是推动常规工作求深化、难点工作求突破的源头活水。
2023年10月，湖州市人大在“联群网”建设的基础上，制定实施《关于加强社情民意收集运用打造人大“联群网”民意池的实施方案》，着力打通民意前端收集、中端处置、末端反馈的全链条。该方案吸收了不少湖州市人大近期探索的好经验、好做法，既有效规范现有探索实践，更有利于指导今后实践。比如，提出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做好所在领域民意收集、梳理、报送和督办工作，同时加强“二次开发”，对相关民意进行深度研究，将成果运用于更广范围，等等。
“建立‘民意池’机制是对‘联群网’建设的迭代优化，推动人大干部、人大代表更加深入群众，广泛打造线上线下结合、各类民情汇聚的平台载体，推动民情民意利用效益最大化，不断厚植人大工作基础。”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元庆介绍。
自“民意池”打造以来，各条战线都收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市人大机关干部和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的氛围进一步浓厚。同时，民意办理、转化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健全，“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承办单位”的建议督办模式不断深化细化，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230件议案建议全部按期办结，并实现问题解决率和代表满意率双提升。
一手抓探索，一手抓集成。在推进创新的过程中，湖州市人大还同步对已有工作成果进行提炼固化。湖州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关于深
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决定》，体系化归集了人大“联群
企恳谈会”成了湖州市人大常委会聚合力、促发展，助推三个“一号工程”的重要载体。网”、代表“亮身份”、“代表寻访一件事”、代表小组“4111
力以更加系统的制度性成果来指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湖州实践持续深化。
孙贤龙主任说：“只要认真，制度就管用。”这份决定，展现的正是湖州
对标“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的要求，久久为功做好民意这篇“大文章”的决心。
如何推动根本政治制度进一步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深入人心？这是地方人大工作必须回答的问题。近年来，全省人大系统全力破题，形成了不少好做法。湖州市人大积极探索、狠抓落实，努力答好每一道必答题。
全国人大和省人大高度重视打通备案审查“最后一公里”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加强探索。2022年，湖州市人大常委会联合市委办、市司法局对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调研，抽查文件654份，发现11份文件存在合法性问题12个，适当性问题10个。
2023年，省人大常委会确定湖州作为全省镇街备案审查工作制度化建设试点。针对镇街人大备案审查力量薄弱难点，湖州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明确要求各乡镇人大、人大街道工委“两条腿走路”，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街道议事员开展审查的同时，组建由上级人大相关委室、法检“两院”、公安机关、司法部门负责人和专业律师等组成的备案审查专家组。2023年，共指导全市72个乡镇（街道）清理现行有效文件1401件，废止1210件，纠正修改46件62个适当性问题，有效推动法制统一。
小站点承载大责任。吴兴区织里镇人大是省人大常委会的基层立法联系点，3年多来，这个小站点不断加强规范建设，积极探索创新，在数字赋能上下功夫，通过“立法监督”“织里城事”“码上说事”“有事找代表”等平台征求立法意见，有效拓宽参与立法的渠道和途径。近两年，织里镇人大参与了35部法规的意见建议征集，汇总上报260余条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了民意“直通车”作用。在此基础上，湖州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在全市优选、布建22个立法联系点，范围纵跨市、区县、镇街、村社四级，把回应社会关切、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的方法、原则、措施梳理为“法言法语”。
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是省人大的重要关注点。2023年以来，湖州市人大高标准落实全省基层人大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人大关于规范加强乡镇（街道）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组织8个调研组赴乡镇（街道）开展蹲点调研，找准基层人大工作的短板弱项，提实对策建议。同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乡镇（街道）人大工作的意见》并由市委转发，通过市区县联动加强指导落实，不断提升基层人大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着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落
实。
大潮澎湃起，扬帆奋进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之际，湖州市人大将在市委领导下，在省人大精心指导下，实干争先、履职担当，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州的高质量生动实践，为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理解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与“质”两方面。“新”是指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下产生的生产力“；质”是指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数据、信息、网络作为三大新生产要素，具备整合传统生产力的能力，能从生产要素衍生出由数据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和网络生产力构成的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对打造新质生产力有主导作用。北京创新底蕴深厚，促进新机制、新主体、新场景通力合作，能加速三大新生产要素“羽化蝶变”。新机制，包括新资源创新机制、新收入分配机制、新社会流动机制等；新主体，包括各类企业经营主体、科技创新研发机构、社会组织等；新场景，包括新生产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为抓住先机打造新质生产力，点燃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建议：以提升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培育世界一流创新企业加速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质”的突破。回顾西方国家科技创新历程，大量科技巨头通过国际化战略，用在全球市场赚取的高额利润，反哺本土科技创新，形成了市场开拓与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出海项目援助，对有潜力的项目，给予相对宽松的政策，加强风险指引，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加速国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大力发展“纽带”产业串联新主体新场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综合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之都。网络安全产业是首都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纽带”产业。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能力，是新场景、新主体的必备能力。建议以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为纽带，串联北京的信息、生物、新能源、材料等颠覆性技术产业，将北京打造为具有综合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之都。
构造科技类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协调联动的发展新业态，增强科技产业链韧性。建议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推进对民营企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
打造新机制用金融活水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破茧”。科技领军企业创新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面临的风控监管更严格，易发生资金链断裂；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潜能大，但不受传统融资渠道青睐。建议推动金融支持与数字产业、“纽带”产业相结合，在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金融弹药，推进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做好“筑巢引凤”工作，为新经济新技术发展注入人才的“源头活水”。科技创新人才不足，会拖慢创新步伐。建议对积极引进、培养科技创新类人才的民营企业给予相应奖补政策，降低留人、用人、育人成本，增强创新活力。鼓励民营企业与国内外优秀科研院所、首都高校合作，促进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新时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复杂，企业面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陡然增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企业的党建工作成为掌舵、压舱的重要路径。企业党建工作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增强员工凝聚力和企业向心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党建与企业发展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理念不到位的问题表现在企业对党建工作的认识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将其视为一项政策性任务而缺乏深入理解。企业在党建工作中可能仅注重党组织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过分追求“帽子”的形式主义作风，而忽视了思想引领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企业往往只把党建工作当作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深入理解其内涵和意义，并未将其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企业在开展党建工作时往往缺乏投入和精力，使党建工作无法深入企业的各个领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无法真正为企业的业务开展提供有效的引领和支持。
一些企业过于注重党建会议、报告等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他们可能将党建工作仅限于组建党组织、开展一些形式化的活动，如组织党员培训、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会等，而忽视了对党员的思想引领、职业培训以及个人发展的关注。同时，一些企业在党建工作中缺乏思想引领的深入，注重行政性的工作安排，而忽视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激励，导致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影响了企业整体文化的建设。
党建工作需要有明确的责任分工，明确各级党组织和相关人员在党建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但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充分。缺乏明确的责任分工会导致党建工作的推进无序，各级党组织和相关人员在党建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开展。并且，党建工作需要有监督机制来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效果的评估，但一些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会导致党建工作的执行不到位，工作只停留在表面，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2]。
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业务特点和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但一些企业在党建工作中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某些企业在党建工作开展中，盲目地照搬别人的经验或者简单地将党建工作当作例行公事来开展，缺乏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没有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导致党建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并且，一些企业在党建工作中过于注重宏观层面的建设和发展，忽视具体执行层面的需求和参与，导致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实际存在脱节现象[3]。
企业应将党建工作摆在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专职机构或岗位，加强党支部建设和领导，建立考核和奖惩机制，并加强宣传倡导。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的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引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党建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对党员和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关怀和激励，打造良好的员工体验，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企业应重视党建工作，将其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日常管理之中。只有不断加强党建工作，增强企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和谐共赢。
一方面，通过组织员工调查问卷、个别访谈等方式，了解员工对党建工作的期望和需求。具体调研内容可以包括员工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反馈以及对党建工作的建议和期望。通过这些调研，能够全面了解员工对党建工作的需求和期待，为后续的党建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企业应主动了解市场的动态和行业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的业务特点和所处的竞争环境。通过调研和分析，能够更好地认清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党建工作提供相应的方向和策略。此外，结合市场调研和行业分析的结果，开展行业专题讲座、创新创业培训等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的深度融合[4]。
为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深度融合，可以组织行业讲座、实践调研和创新培训等活动，满足员工的学习需求，提升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党员应积极参与社会责任项目，组织党员参与社区服务、环保活动和扶贫帮困，践行党员的先进性与党建工作的意义。建立党员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党员发展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和困难，提升党员参与度和活跃度。建立党建工作的微信公众号和企业社交平台，加强党建工作与员工的互动和沟通，传递重要信息、学习资源和活动安排，增强员工与党建工作的联系和参与度。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推进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的深度融合，提升组织建设和思想引领水平，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企业可以设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由企业高层领导亲自牵头，负责统筹协调党建工作与经营业务的发展。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建工作与经营业务的融合方案，并监督落实。鼓励党员干部发挥党建资源的优势，积极参与经营业务，并将党建理念和精神融入企业的核心业务中，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力。同时，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中，设立党建工作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对各部门、单位和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评估和排名，激励干部和党员积极开展党建工作。通过考核结果，对党建工作成果进行激励和奖励，对问题进行纠正和改进，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业务融合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要加强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建设，深入调研企业特点与员工需求，创新党建工作内容和形式，构建企业党建与经营业务融合的机制。通过有效地将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可以实现党建赋能企业的目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和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时代特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须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是通过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我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方面优势，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企业间充分流动，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了生产力质的提升。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让各类优质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的统筹协调。完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速度。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优化科技创新环境，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大对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的支持，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提出新的要求，推动教育、人才培养和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一支与现代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养体制机制，实施大类招生、分段培养。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充分激发个人潜能，为广大学生提供充足、多元、可选的专业、课程、教师等优质要素资源。推动专业转换和学分制度改革，降低转换专业限制，赋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专业权。完善主辅修管理制度，保护学生的潜力和兴趣，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不断加大劳动资料以及生产要素的供给；同时，需要通过创新和改革，不断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具有倍增作用，在驱动产业智能化、催生新的生产组织形态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数据要素将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黏合剂。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系。发挥资本市场在激励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和优化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健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壮大风险投资市场，促进一批革命性、颠覆性技术领域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发挥各级各类银行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鼓励银行机构在确保安全可控前提下积极开发创新信贷产品。加大科技专项贷款和产业发展专项贷款支持力度，提升银行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项目中的参与度。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加大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对企业科创贷款的担保支持，为科技创新贷款担保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建设具有完整安全、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产业基础。
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尊重科研规律，完善科研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科学统筹、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一体化布局。发挥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坚持企业主体、政府主推、高校主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坚持全球视野、开放思维，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高水平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国有企业，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202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根本保证，要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系统中央在沪企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成立调研组，先后走访12家中央在沪企业，访谈11位企业党委正副书记，收集20余个最佳案例，并通过德尔菲专家访谈等形式，对新时代经济信息化系统（以下简称“经信系统”）在沪央企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行了解剖式调研，以期为高质量党建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
近年来，学界高度关注“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热点课题，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党建总要求、党建新实践和治理高标准等方面，这些研究为高质量党建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结合经信系统实际，中央在沪企业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必答题、是国企发展的特色卷、是央地融合的加分项，对于进一步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1]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党建引领是非常好的抓手，可以把党的要求和部署落实体现到各方面各环节。从中央到市委对党建引领都高度重视，它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共识。
现了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
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1]二十大党章也指出：“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2]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党委（党组）在国有企业中的独特地位，更表明了在新时代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五项重要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3]。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面对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突破“卡脖子”技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硬任务”，以党建引领为切入点，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手段。
进入新时代，经信系统广大中央在沪企业坚持以党建工作引领保障企业改革发展，以政治建设统领改革发展全局，推动国家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入实施，着力解决经济信息化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充分彰显了“稳定器”“压舱石”作用。以制度建设实现治理效能转换，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公司治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在经信系统在沪央企得到充分实践。以组织建设夯实经营创新基础，选优配强干部人才队伍，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党建优势很好地转化为了在沪央企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和创新优势。
针对调研中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调研组在运用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适当吸收、合理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的有效方法，把高绩效组织相关要素融入其中。在去行业化特征、去业务化特点、总结底层逻辑规律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央企党建“五引领五聚焦”工作法，助力中央在沪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引领”。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试行）》的具体规定，本文将国有企业党建引领归纳为政治、思想、组织、
能力、机制引领五个方面。政治引领就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政治引领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到经营发展的方方面面；思想引领就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伟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坚守为民宗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组织引领就是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在已覆盖的地方织密建强，在未覆盖的地方延伸触角，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能力引领就是通过组织系统性的教育培训，全方位支持干部、帮助干部提升岗位胜任力，克服本领恐慌；机制引领就是把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制度化，使党建制度与企业生产经营制度形成相辅相成的整体，有机衔接，良性互动。政治引领是统领，是方向目标；思想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是路径，是凝心铸魂、力量之本、胜任之源；机制引领是保障，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五个引领基本涵盖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各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
“五聚焦”。高绩效组织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概念，“五聚焦”就是指持续聚焦高绩效组织“
国有企业“五引领”从高绩效组织的五方面抓手发力，把组织架构优化、流程精益、人员激励、治理反馈、数智化建设等与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有机融合，可以使国企党建与企业中心工作更加紧密结合，有效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这就是“五引领五聚焦”工作法的内涵。
理论武装学习要坚持做到要反复学、持久学，保持一个常态化长效化的学习。
面在横向上冲破条块分割、封闭运行的“围城”，打破地域、单位、行业、部门、身份限制，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难题共解；另一方面在纵向上构建基层组织的“动力主轴”，做到哪里有党员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
通过构建干部职工个人胜任力画像、胜任能力雷达图、个人能力报告等对干部职工的知识技能、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进行评估，并为干部职工提供提升建议。
坚持将党建工作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在发展方向上充分体现党的意志、组织建设上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工作推进上充分体现党的引领。
在政治引领方面，要避免贯彻效果层层递减，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以中国航发商发“一图三单”工作法为例，通过聚焦高绩效组织的“流程”“治理”要素，明确各级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责任，抓住系统工程与党建的结合点，一抓到底。主要做法：按照经典的系统工程“V”模型理论，构建了党建工作“V”模型。左半边从上到下代表从上级党组织工作部署，到公司党建工作要点内容，再到基层支部党建工作要求的逐级分解定义过程；右半边从下到上代表从基层支部工作见实效，到公司党委工作起作用，再到上级党组织工作落地落实的逐级集成验证过程。通过中间各层级党建工作计划管控以及规范化指导，确保上级党组织各项要求在基层落实落地。根据党建工作“V”模型构建了组织功能图、计划过程总结单、程序清单、可视化清单。通过“组织功能图”将各项党建工作要求分解转化为各级党组织的功能职责；通过“计划过程总结单”逐级制定党建工作计划，将各项党建工作合理安排、责任到人；通过“程序清单”做到党建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通过“可视化清单”将党建工作成效通过可视化手段进行公开展示，将各级党组织、党员作用发挥成果直观呈现出来。实践效果：中国航发商发通过打造党建“一图三单”，全方位梳理了各级党组织职责功能，进一步形成了“一套党建工作机制”。通过明确各级党组织党的建设
工作责任，找准党建工作与工程研制的结合点，推动党务工作者快速进入角色，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将党委、党支部、党员凝聚起来，将职工群众动员起来。
在思想引领方面，理论学习要防止“上下一般粗”。以上海航天局打造“铸魂”四课堂为例，通过聚焦高绩效组织中“人”的要素，打造“铸魂”四课堂，以领导带头讲、专家学者深入讲的分层分类分级的授课方式，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主要做法：党委书记“初心课堂”。党委书记采用固定+灵活的授课方式，开展“初心”教育。每年固定在庆祝建党周年之际，组织党的历史教育。到联系党支部、所在党支部，灵活开展党史小课堂、思想引领小课堂等。党委委员“政策课堂”。采用宣贯+规划的工作方法，全面对接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宣贯中，确保党委委员做到政策的全面把握，到主管条线宣贯的彻底清晰。在规划中，把学习和业务规划相关联，确保了党中央重要部署与发展方向始终保持一致。科技委专家“专业课堂”。聚焦技术前沿和型号前沿发展趋势，组织科技委专家和型号两总走进支部、走进部门、走进班组、走进新职工，开展院士面对面、博识堂等。支部书记“微课堂”。组织支部书记开展“党课开讲啦”“优秀主题党日”“品牌党支部”等主题活动，选评优秀微党课案例，实现党的创新思想理论润物细无声地走进党员心中。实践效果：上海航天局通过打造“铸魂”四课堂，将授课老师层层分类，听课学员可按需学习，同时，以学习、研讨、分享、总结等丰富的形式开展理论学习，充分调动多层级多方面的人员参与党员思想教育，切实避免了“上下一般粗”。
在组织引领方面，要突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抓基层、打基础，织密建强组织体系。以上海移动网格化党建为例，通过聚焦高绩效组织的“结构”和“人”要素，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工作导向，以网格化党建搭建最理想的党组织结构，实现党组织全面、有形、有效覆盖。主要做法：
选拔党建指导员队伍，实现了对一线班组、网格全覆盖，并形成了队伍优化、赋能支撑、考核激励、方法推广四项工作机制。运用“三必知、四必谈、五必访”工作法开展谈心谈话千余次，解决一线“急难愁盼”问题200余个，并取得经营发展实效。实践效果：基层基础更加夯实，深入推进网格化党建，将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向一线末梢全面覆盖。党业融合成效更加显现，通过丰富党业融合载体，提炼党业融合机制，强化了党建工作“优势转化到一线”。队伍能力活力合力更加激发，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服务支撑群众的意识得以进一步强化，管理能力支撑效力不断提升。
在能力引领方面，要建立大培训体系，在岗位实践中淬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上海联通构建“1341”针对性系统性的大培训体系为例，通过形成“战略—组织—专业—人才”四维一体的人才培养管理模式，强化“公司—部门—基层单元—个人”四级穿透的纵横协同，执行有力的培养机制，针对不同岗位员工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有针对性、富有成效的培训，将人才强企与公司经营紧密结合，以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主要做法：
在机制引领方面，党建工作机制如何更好地适应推动业务工作，以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构建“三化三合”党建责任落实机制为例，通过聚焦高绩效组织的“人”“流程”“治理”要素，找到党的建设与企业治理有机结合的有效抓
手和发力点，将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有效融合，将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匹配分解，系统牵引目标任务的落实跟踪。主要做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要坚持贯彻的主题。刚刚闭幕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会议进一步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明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一重要论断，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贯强调的；另一方面，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要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提高到空前高度，作为首要任务，作为要坚持的主题，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阐释，从实践上作了系统的部署，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作出了战略举措方面的充分准备，意义重大。
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上，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协调均衡的发展，是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动态均衡的发展；在微观上、动能上，高质量发展一定是高效率发展，这主要体现为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结构上，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协调的发展，包括城乡结构的协调、产业结构的协调和区域结构的协调；从发展的承受力来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具有非常强的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发展中大国来说，高质量发展一定要有足够的抗击打韧性；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制度型高水平开放的发展，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一定是朝着国际的现代化历史发展方向不断提升。
之所以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是因为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一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了很多历史性成就，但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还是源于我们国家不够发展，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要发展。一般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目标函数变了，约束函数也变了，只有高质量发展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之所以说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发展，是因为没有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就难以实现。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来讲，2025年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跨越，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用15年时间实现高收入的成长阶段，2035年赶
上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有一个基本指标，即人均ＧＤＰ达到2.5万美元，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在15年里ＧＤＰ要翻一番。到2050年赶上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202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是4.7万美元。从人均收入1.05万美元到4.7万美元，ＧＤＰ总量相当于2050年要比2020年翻2翻，年均增长达到4.6％。前两年我们的增速是4.6％，2023年国家设定的增长目标是5％左右，所以，2024年和2025年的经济建设任务非常重。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ＧＤＰ，15年翻一番需要年均增长4.8％。按照各方面的测算，如果发展质量不发生根本性提升，我们在未来平均增长率可能达到的最高值在3％～3.8％之间，达不到要求的4.8％；到21世纪中叶，这30年自然增长率平均就是3.5％，到不了30年翻两番的增长率4.6％。不改变发展方式，不能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成的最基本的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
怎么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在我们党做了一系列战略安排，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条件，有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有了更为系统的战略举措，虽然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还没有达成，但是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怎么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我们要贯彻几方面的工作。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就是高水平的创新。我们现在知道要有新材料，人类文明历史当时是石器，接着是青铜、瓷器，然后是钢铁，现在是崭新新材料的时代；新科技，人们要求新的动能，刚开始是热力、蒸汽，然后是电力、算力，这是新的动力；能源，过去是自然力，然后是煤炭、化石资源、油气，现在是新能源。这些汇聚在一起，最要紧的是从生产业态来说，以前是自然经济、农业、工业，现在是数字，数字有可能成为和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并列的新的文明时代。在这些变化条件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这就是高水平的创新；要实现这种变革要有生产关系的保障，这就要有高质量的改革；高质量的创新，高质量的改革在现代开放条件下就要有高水平的开放；兼顾改革和开放，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就要有高水平的安全；所以，高水平的创新、高水平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高水平的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
当前，我国医学科技创新正处在“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中美科技之争，高质量的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是保障中国医学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医学进步的重要途经，更是实现医学科研提质增效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高质量的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有助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医学创新发展政策文件精神，推动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2021年12月24日，
中国科研和经济“两张皮”的现象长期存在。科研工作者热衷于申请政府的各种项目，输出了海量的论文和专利，与企业生产一线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科研-知识产权-产品-市场-产业化”的闭环并未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严重不足。相关数据显示，中美之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差距巨大。2002-2021年北京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仅为30698件，其中转让专利1105件、许可专利139件，转让率和许可率分别仅为3.6%和0.5%（IncoPat科技创新情报平台的数据）。
美国的同期相关数据显示，专利实施率70%～80%（产业化率超过50%）。中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以专利转让和许可率代表）远落后于美国。医学科技成果除了提升科学技术效益、社会效益，改善临床救治效果和医院管理能力外，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中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更能体现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本目的与经济性内涵。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指实现了规模化销售的医学技术产品，单纯的专利转让和许可并不等于产业化和产品化，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应低于专利转让和许可率。经查询，国内尚无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权威的的对口统计数据。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低下的核心问题在于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严重不足。
医工结合在我国的医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医学的进步离不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工结合已成行业基本共识。医工结合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既不是单一的医学，也不是单一的工程技术。一方面，由于医疗领域产生创新成果的周期长、难度高，需要满足临床实用化与安全性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与市场、资本、标准的发展风向高度有关。因此，VX:180914整理，医工结合创新研究，需要临床专家、医生、工程师、市场分析师、战略投资者等共同研讨，方可确定技术要求及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形成系统的工程化解决方案，最终让产品真正解决临床的痛点、难点。
智能医疗器械、数字医疗、人体生物力学、生物医药制造、生物材料等领域是医工结合重点研究方向，医学新材料、生物学统计与生物物理学、器官修复与移植、类器官研究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医工结合快速发展的重要领域。实现医工结合的可行办法是需要以项目为抓手，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组建由医学专家和工科专家融合的项目团队，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制度设计，合理划分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制造出更多能够服务于临床的医疗产品，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坚持自主研发，技术不受制于人，跨越从跟随到模仿再到原始创新的阶段，方能实现医学科技成果的源头技术创新。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改变医疗的当下，加强新医科-医工结合领域的创新学习，加速理工科专业知识的弥补和同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场景应用与创新升级，刻不容缓。
医学科技成果研发与转化的传统模式为“基础研究-原创发现-专利申请-概念验证-中试-转化-产品-产业化”，逆向医学科技转化应用研究体系的创新思路，是指实践摸索，从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基于市场筛选临床问题，逆向设计研究项目及研发内容，组建研发团队，匹配研发资源，设定技术框架，筹划利益分配方式，可以成倍提高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效能。逆向医学科技转化应用研究体系的核心在于从项目立项之初，即需要进行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可能性评估，弥补传统医学科研项目的不足，构建“市场-科研-生产-产业化-市场”的闭环。医学科研需要重新走进临床和了解医学产业基础，在了解临床与产业现状之后聚焦技术突破点并解决市场需求和临床问题，充分进行商业化和产业化评估。但市场需求和临床问题的明确，商业化和产业化评估并不必然意味着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成功的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哪些重要因素，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有效运行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均要基于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内在属性来探究，以及不断实践试错来解决。逆向医学科技转化应用研究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改善目前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现象，提高医学科技的产业化程度，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现有机制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重要因素。2022年，习近平同志指示：走出一条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路子。目前，“五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尚未形成。产业链方面，企业主体参与“五链融合”的内驱力不够；创新链方面，科技创新贡献力度不大，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率低；资金链方面，融资不易，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政策链方面，政策的制定源于行政惯性，与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匹配，政策的有效执行力较差；人才链方面，人才作用发挥不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相对脱节。“五链融合”的实质是知识、技术、能力、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的加快集聚并实现共享互联相通，形成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五链融合”是解决目前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有效办法。创新主体（多指企业）从市场需求和临床实际问题（“用”）出发，通过政府相关政策（“政”）的推动（科技金融政策支持），不同阶段的资金匹配（“资”，分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资金、概念验证资金、中试平台验证资金、市场应用研究资金、市场推广阶段的商业资金等多种不同渠道和性质的资金），与具有解决技术能力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同组建研究团队进行产学研合作（“研”），生产产品，推动健
康产业发展（“产”）。通过不断实践，探索“政产资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高质量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资源是高质量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最重要的资源。现有人才素质和人才培养体系不能高效支撑高质量医学科技转化。高质量的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非一种技能的人或者某个人完成，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医学产业化团队，培养一批医学产业科学家。医学产业科学家是以医学用技术为主要科研对象，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健康产业和医学应用，研究实用技术并且能进行产业化的科学家。医学产业科学家在医学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对医学科研和产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能够为研究机构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支持。
高质量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战场，是实现中国高水平医学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活水，是“新质生产力”在医疗领域的场景实践。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目前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是医学科技成果产业化不足的问题，以医学科技产业化为导向，坚持医工结合形成原创性技术的源头创新，坚持逆向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创新，坚持“政产资研用”的机制创新，可以提高中国医学科技转化效率，推动高质量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在2023年5月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是党中央赋予京津冀的全新历史使命，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第一个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它在整个国土空间布局和区域战略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合作、生态联防共治、公共产品均等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有力促进和支撑了京津冀三地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样板和借鉴。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过程中，京津冀地区要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地区发展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方面，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
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所有的创新类型中，又以原始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最大。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加速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冀作为我国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理应勇当先锋，持续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整体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
持之以恒地加强基础研究。北京是全国乃至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基础研究力量也远强于国内其他城市。在推进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北京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优势，携手津冀，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引领，遵循基础研究规律，明确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确保政府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有序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以社会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参与，从而能够不断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要率先推进人才评价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
加强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各类创新
人才的培养。京津冀地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要发挥开放程度高、国际化水平高的优势，积极推进国际教育和科技交流与合作。京津冀在国际交流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持续推动国际学术和科技活动交流，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
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需要依靠市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来吸引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原始创新活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加快构建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渠道。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优势明显，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上具有坚实基础。以技术合同成交额这一指标为例，2022年京津冀三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都超过了1000亿元，分别为7948亿元、1677亿元、1010亿元，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北京市向国内其他地区输出了95062项技术，同样位居全国第一，是全国名副其实的创新增长动力源。京津冀地区应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加快推动科技体制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通道，提高科技创新成果产业转化水平。
2014年以来，京津冀地区探索了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框架。2015年4月30日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形成了“交通—产业—生态”三维框架，其后陆续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思路，都借鉴了该框架。这充分证明了这一框架的重要现实和指导价值。当前，党中央已经部署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任务，这对进一步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体系中的首个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地区应深入探索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和模式。
在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上继续作表率。在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目标推动绿色发展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区域协同发展不仅仅涉及交通、产业、生态三个领域，还涉及包括政府治理、公共产品、营商环境等其他领域。因此，深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既需要重视交通、产业、生态三个传统领域的一体化工作，也需要从区域制度与政策趋同、公共产品如何实现均等化等
方面着手，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
在平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上继续作表率。作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肩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历史使命。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就要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通过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着力处理好“一核”与“两翼”、北三县等周边地区关系，持续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全面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增添强力后劲、开拓更大空间。要立足全国南北区域差距逐渐拉大的现状，深刻认识到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加强与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的交通连接和产业合作，通过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领示范与辐射带动作用，为北方其他地区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持续缩小南北区域发展差距。
在探索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继续作表率。在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是确保京津冀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根本前提。围绕这一目标，要以“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为原则，开展公共服务政策相关研究，统筹规划京津冀区域内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资源，研究制定实施统一的设施配置、建设及服务标准，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要抓住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强雄安新区与京津公共服务领域全方位深度合作，充分利用京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机构向外拓展的机会，鼓励和引导优质资源优先向雄安新区及河北省其他地区转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从各地实践及面临的挑战看，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仍是各地实现绿色发展的最大难题。作为典型的完整生态系统区域，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仅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京津冀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京津冀地区应加快探索科学、可行、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率先探索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处理好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关键在于探索一条新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京津冀地区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为方向，从主导产业培育、能源结构调整、运输结构优化等方面，系统性提高京津冀地区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要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度量难、变现难、交易难、抵押难等问题，加快开发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在降碳产品价值实现和高排放企业碳减排之间搭建起市场化的转化渠道，探索出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相统筹的实践路径。
积极探索系统性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从过去10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从全国发展大局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巨大，尤其对流域经济等处于同一完整生态系统内的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此，京津冀地区要着眼全局，全面比较国际和国内典型地区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案例，充分借鉴各类补偿经验和做法，加快构建包含“补不补、补多少、谁来补、怎么补”的系统性跨行政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因生态补偿不平衡而导致的区域合作难题。
加快探索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决定“绿水青山”能否顺利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因素。生态产品价值用绿色GDP等指标引导政府部门重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制度机制。
实现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生态产品能够得到更多的市场回报，这是生态屏障型地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一方面，要加快对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系统梳理各地区已有的优质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建立相关的产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路径，加大生态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提升生态产品的市场关注度，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和生态产业的市场收益。另一方面，要加快优化调整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提高生态产品价值考核在整个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和地位，探索建立运2021年，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甘棠船闸投入使用。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这是对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高度概括和精准把握，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根本方向。京津冀地区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以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根本目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大发展。
一方面，克服制约区域协同发展的短板和弱项，发挥京津冀地区区位优势，助力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还面临一些短
板，比如美西方国家对“卡脖子”技术的封锁制约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世界市场格局的变动对我国外贸企业提出新的挑战。对此，京津冀地区要坚持全球思维、国际视野，抓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机遇，以有力的政策制度畅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循环大通道，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方面，系统性构建内外联动新机制，实现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相互促进。
另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京津冀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京津冀地区的开放平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在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具有良好基础，要充分利用相关平台，加快建立以产业协同开放为核心的促进体系和合作机制，实现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之间的互补错位发展，推动京津冀区域在更高层次上协同开放。同时，要建立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深度合作机制，加强三地在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政府合作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措施全面落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和生产要素，不断增强地区发展活力，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共享发展程度不够是制约三地形成高度一体化发展格局的重点难题。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共享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整体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北京要着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作为首都，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当之无愧的科技创新中心，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都应发挥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在顶层设计上，要坚持把北京发展纳入京津冀战略空间考量，发挥“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津冀协同联动，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协作布局上，要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以一体化为路径，促进节点城市产业圈强链补链，形成紧密分工协作格局。在具体思路上，要唱好京津“双城记”，推动符合定位的北京非首都功能向河北雄安新区疏解转移，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天津与河北省要着力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区域协同发展，不仅要发挥首都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天津河北的独特优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对天津而言，要把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到重要位置，以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不断向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全面增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竞争力。从河北省地理结构看，既有沿海城市、也有内陆城市；既有城市化地区，也有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加快缩小省内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省竞争力整体提升。
区域协同发展要着力探索更加有效的共享发展机制。加强京津冀三地在规划、交通、产业、生态、创新等重点领域的深度对接，优化要素空间布局，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建立完善深度融合发展的途径机制。不断探索新的区域合作与互助模式，灵活运用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模式，充分发挥京津两市的发展能力优势和河北的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格局，开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近年来，按照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六维三力”模式，中国船舶集团党组站在“两船”重组新起点，把抓党建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把党的建设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不断深化改革与整合融合，持续巩固深化全国国企党建会工作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动力充沛的国企改革“船舶样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有企业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队”，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国有企业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中国船舶集团在总结近年来党建工作和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总结形成了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六维三力”模型，坚定不移抓党建、强党建，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双融互促。
根本体现就是国有企业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的水平，即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否取得实效，起到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与企业发展全面深度融合的首要着力点，就是与“公司治理”相融合。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干部人才、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六个维度”是党建与企业发展全面深度融合的路径，引领推动、动员激发、自我革命“三力”是在六个维度上，使二者能够实现融合的方式。路径侧重于融合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融合发生作用的方式侧重于形式。具体来讲，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全面深度融合，就是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干部人才、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六个维度”，每个维度上党建工作都能发挥引领推动力、动员激发力、自我革命力，从而实现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学、完备、高效的治理机制，全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湾区建设、海南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机遇，积极推动“绿色珠江”“新蓝色海洋经济综合体”等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推动国内市场畅通和规模拓展。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当好排头兵，承接建造一批国际先进的品牌船型，带动中国装备制造、技术、服务加快“走出去”。压实责任、健全体系提升能力，向“一把手”下达责任令，对型号研制实行一体化管理和捆绑考核，将军工责任压实扛牢。成立工程管理中心等四个中心，强化军品供应链管理，推动军工核心能力全面跃升。标本兼治狠抓装备质量，坚持“质量至上”，健全《军工科研生产管理办法》《舰船精细化质量管理办法》等制度体系，强力推进质量专项行动，新发质量问题数量同比大幅下降，军品质量实现重大改善。坚决压实型号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进“干净工程”建设，型号风险防控全面加强。
“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顺应新形势，运用互联网思维，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大力弘扬、传播企业文化。旗下第七○一研究所在微信公众号围绕舰船设计师的故事，开展“党旗映我心”系列宣传活动，使全体职工通过“微党课”体悟军工精神的时代价值。旗下大船集团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策划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大型主题快闪活动，在全球首艘智能VLCC“凯征”轮甲板上，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船集团劳模群体以及100余名基层员工倾情献唱，激发员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弘扬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干部人才、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六个维度”是党建与企业发展全面深度融合的路径，引领推动、动员激发、自我革命“三力”是在六个维度上，使二者能够实现融合的方式。
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专业能力的干部，调整补充优化86家成员单位领导班子。坚持“先定分工后补人”“先历练后提拔”，重组以来，新提拔领导人员均具有基层党支部书记、核心主业部门正职、重大项目工程或重要子公司负责人等锻炼经历。强化干部政治能力素养培训，始终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体现在教学、研究等各项工作中，坚持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课程比重不低于总课时的70%，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考核指标。
管理充分结合。持续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格履行党组主体责任、党组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机制，细化完善定期会议、问题线索移交、协查协办、处分台账共享、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等工作机制，整合巡视、审计、财务等监督力量，切实发挥监督合力。扎实推进中央巡视整改，突出重点领域开展以案促改，有效加强企业治理、规范权力运行。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注重宽严相济、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大力推动装备领域军地廉政共建，开展某重点工程信息监管系统建设，打造“干净工程”。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整治，对顶风违纪从严惩处。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巡视工作，扎实推进集团内部巡视。近5年开展巡视工作17轮，巡视成员单位党组织146个；对巡视发现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党组领导约谈成员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纪委书记；从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利剑作用有力彰显。
《关于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意见》，树立“大项目要有党员领着、关键岗位有党员顶着，争取完成一个项目，培养一批干部和人才，发现和表彰一批优秀党员”的思想，明确促进融合的方向和路径。基层企业党组织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带领党员干部职工，在航母、大型邮轮等任务现场开展“舰船一线党旗红”活动，建立现场党组织117个，开展“试航之星”评比、海上劳动竞赛等活动832场，创建先锋岗、示范区3500多个，开展“两优一先”“两标兵一示范”选树活动，8000名党员带头亮身份、践承诺、当先锋，“5+2”“白加黑”，2020年成功抢回被疫情耽误的5个月时间，有力保障工程进展，攻克了多个“卡脖子”技术。
余场，有效凝聚重大项目攻坚力量。旗下第七○二研究所在研制“奋斗者”号载人作业潜水器过程中，通过做一份庄严承诺、读一本红色书籍、做一次党课分享等方式，引导团队成员秉承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集智攻关各项关键核心技术。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把临时党委建在大型水面舰艇项目上，用党旗引领、用思想团结，积极促进军地、厂所形成合力，创下大型舰船最短建造纪录，填补海军装备发展空白。同时，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系统在保障职工权益方面累计办实事4436项。企业基层党组织广泛开展“暖心工程”，搭建心灵驿站，全覆盖实施职工心理援助计划（EAP），积极协调解决劳务工子女入学问题并开展“爱心家教”志愿服务。常态化为青年员工搭鹊桥、举办集体婚礼、提供暑期托管，落实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困难慰问、孕妇营养餐、妈咪小屋等系列举措，让广大职工更好安心、安业，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创新经济、绿色经济、数智经济、融合经济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四大主流经济形态”。其中，创新是动力，提供核心支撑；绿色是底色，激发长期价值；数智是平台，全面嫁接赋能；融合是方向，实现转型升级价值链扩大并共享共赢。作为能源电力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国家队、排头兵，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能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中央企业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三个总”“两个途径”“三个作用”新使新任务，将“创新、绿色、数智、融合”核心发展理念贯穿始终，突出价值创造，加快创新驱动转型、绿色低碳转型、数字智慧转型、共享融合转型“四大转型”，系统打造新能源、新基建、新产业“三新”能建平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能建智慧与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中央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队与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既是履行主体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中国能建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头号工程”的重要位置，大力实施“科技强企、创新发展”战略，立足国家所需、产业所趋、产业链供应链所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形成更具创新性融合性的新质生产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能建围绕“双碳”时代命题，坚持顶层设计、产业布局、创新驱动一体推进，持续在引领支撑“双碳”战略目标上扛旗领跑。公司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绿色版图接续扩展、绿色经济持续增强、绿色贡献持续放大，发展的绿色底色与高质量成色持续提升。
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两大关键”，走好能源供给低碳化、能源消费电气化、新型能源技术产业化、低碳发展机制化、碳中和责任协同化“五化路径”，着力处理好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化、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集约化、以主要用户为主的提效节能系统化“三者辩证关系”，同时聚焦
“30
精准发力，编制发布《践行“30
提供具有能建特色的一体化、高端化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先后承担了国家“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等重大研究，为20余个省市、100余个县市编制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方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变量，也正在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力量。中国能建紧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场景，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深入推动管理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四化”跃升，大力提升产信融合水平。
理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四大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横向集成、纵向集成和端到端集成，实现不同职能、层级、系统之间的协同、贯通与融合，实现穿透式管理、集约化管控、数字化驱动，提升企业的管控力与决策力。
融合发展不仅仅是做简单的加法，而是追求水乳交融的深度融合，产生“1
＋1＞2”甚至倍增的效果。中国能建充分发挥“能源＋”独特优势，全面推动产业间跨界融合、产业链内部一体化融合、产业与要素间交互融合、区域间协同融合“四大融合”，提出具有时代特征与能建特色的能源融合发展系统化解决方案。
批产业融合项目加快落地实施，有力支撑与保障了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美丽中国建设。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皖北煤电集团公司认真遵循企业发展规律，主动对标一流企业，吸收先进管理思想，及时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愿景，强势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构建与塑造并举，不断设计构建符合发展需要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培育体系，持续推进企业文化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战略发展等融合，使职工与企业结成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有效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2004年，围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战略发展、职工行为等方面，初步确立了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愿景、发展战略等涉及企业发展、经营、
工作、安全等方面的16项理念，形成了理念、行为、视觉、听觉四大识别系统；发布实施了《企业文化手册》《安全文化手册》《视觉识别系统手册》三大手册；在建设体系上初步形成以企业价值观为统领、培育载体为支撑、方法内容为基础的金字塔式架构。这为稳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十四五”以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皖北煤电集团公司急需以新战略、新理念、新愿景，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正确认识当前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特点，主动适应新时期企业变革新需求。2023年，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坚持守正创新，在对企业发展新目标、管理新实践和面临新形势进行综合思考、理性分析和自我诊断的基础上，在广大干部职工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时代要求，把忠诚担当作为精神之源，与时俱进重新确定了企业战略、企业愿景、企业宗旨等企业文化核心要素，总结提炼出“本土提效、外围发展、聚焦煤电、做精化贸、善用资本、科创赋能”的发展战略、“推高质量发展，圆好日子梦想”的企业宗旨、“忠诚、担当、规范、开放、情怀”的企业精神、打造“实力强、运营稳、环境优、活力足、氛围好”高质量发展能源企业的企业愿景、“一心向党、心系职工、忠于企业、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严于律己”的干部政治要求5项理念，使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在文化上得到升华和体现，形成了高度共识，获得了广泛认同。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确立的新的企业战略、企业愿景、企业宗旨，展示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也构建完善了与发展战略高度匹配、反映新时期企业与职工共同追求、保持企业发展活力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磅礴力量，企业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建设企业文化，必须要让职工真正了解掌握企业的价值理念，并在脑海里形成文化意识，方可对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强化职工对企业价值认知、认同和践行，做到“知”“行”统一。
围绕企业新理念宣贯和培植，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出宣传灌输法、礼仪熏陶法、实践活动法、典型示范法和皖煤人故事激励法“五大方法”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塑造职工。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组织
开展“永远跟党走
等系列活动；大力开展文化主题活动，在生产单位班前会诵安全誓词、举办齐唱《皖煤之歌》大赛、举行践行企业价值观演讲比赛、举办“感动皖北”先进
事迹报告会、开展“作风大转变，我该怎么办”大讨论等宣教、实践活动，增强企业理念渗透力。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的宣传效应，构建出“一报（皖北煤电）一刊（皖煤文化）一台（矿区电视台）一网（集团公司网站）一窗（宣传橱窗）一廊（文化长廊）两微（握手皖煤微信公众号和皖煤微频）”八大宣传平台，持续对企业新理念、企业改革发展史、劳模工匠先进典型等进行广泛宣传，讲好皖煤人故事，传播皖煤好文化，形成浓烈的视觉听觉氛围和文化环境，使企业理念得到干部职工广泛认同，增强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文化管理机制是企业文化体制运行的保障。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建立工作规划机制、评估考核机制和交流机制，保证企业文化建设落地落实。
在工作规划上，坚持“长短”结合，“长”即中长期规划，制定了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指导集团上下文化建设管理及落地；“短”即年度建设工作规划，每个年度制定企业文化、安全文化等实施意见，督促指导各单位做实企业文化工作。在评估考核上，安全文化采取季度一评估、年终一奖励的形式，企业文化采取年终一考核一总评的方式；考核结果直接纳入集团公司各单位年度综合绩效考核。在交流机制上，采取工作推进会、对标学习交流等形式，不定期组织各单位之间、与外部单位之间相互学习、交流。这些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为实现企业文化建设持续健康深入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如何让企业文化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以此统一职工思想，提高企业执行力，增强企业凝聚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企业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工作追求的目标。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方式方法上进行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通过大力培育“五大子文化”，即旗帜领航的党建文化、责任如山的安全文化、夯基固本的班组文化、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推动企业文化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高度融合，为实现“本土提效、外围发展、聚焦煤电、做精化贸、善用资本、科创赋能”的新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
皖北煤电坚持把企业文化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来推进，经过不懈的探索实践，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管理之魂、人本管理之道，广大干部职工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愈加坚定，企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企业发展战略更加清晰，凝聚力迅速增强，职工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在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以党建引领、文化为基，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企业将认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文化兴企战略，为实现打造“实力强、运营稳、环境优、活力足、氛围好”的高质量发展能源企业愿景阔步前行。
老字号具有原创性、正宗性、特定品牌情境等特征[1]，兼具鲜明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呈现出极高的辨识度和排他性[2]，并蕴藏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3]。然而，面对现代企业和新兴品牌的冲击，以及“三新消费”（即新消费群体、新消费场景和新消费用途）的影响，老字号发展仅靠“老”是不行的。若品牌管理僵化、产品研发迟缓、运营模式陈旧、技术创新滞后，拥有传统竞争优势的老字号也会面临老化甚至退出市场的尴尬境地[4]。以餐饮业中华老字号为例，2020年，“狗不理”因经营不善而退市，又于2021年全面退出北京市场，其大本营天津也开始收缩门店[5]；“全聚德”因菜品形态和服务意识未能契合消费者需求，整体营收与净利润几年来连续下滑，2020年亏损额逾2亿元[6]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7]。集历史、文化、商业于一体的“老字号”是锦州市建设东北陆海新通道和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力量和烫金名片，受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经济发展，锦州市“老字号”也同样面临着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需求不确定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发展瓶颈和现实挑战。
关于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研究，学者们主要从老字号数字化转型[8]、文化营销[9]、党建引领、品牌管理[10]、发展路径[11]等维度实施了探讨。其中，黄纪波等[12]36指出了企业党建引领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并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迈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3]研究认为，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包括研发新品、升级工艺、提升质量、契合新业态、借力新营销等多维度和多内涵。李明宇等[14]25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应从政府政策制度层面、企业创新驱动层面和产业生态系统层面来设计路径并提出具体对策。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关于老字号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多是对全国层面或单个企业层面的聚焦，鲜有针对一座城市的老字号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据此，本文以锦州市老字号为研究对象，分析老字号发展现状及存在
问题，结合现代企业和新兴品牌的运作经验，在传承与创新中构建锦州市老字号高质量发展路径并提炼对策，以期为振兴锦州市自主品牌、促进老字号高质量发展、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调研资料显示，除了北京、上海、浙江等老字号比较集中的地区外，辽宁也属于老字号数量众多的地区，仅在辽宁获得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就有34家，企业种类主要涉及酿酒、餐饮、食品、中药以及零售等行业[15]32。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千余家中华老字号中只有一成企业健康运转、效益较好，而有近七成企业由于观念、机制、组织等方面原因导致传承无力、创新不足甚至陷入经营困境，还有约二成企业处于破产边缘[6]106。辽宁省老字号企业同样面临着发展压力，在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上受到了新商业模式的冲击[15]32。
锦州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城市，涌现出众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发展潜力大、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承载着锦州的品牌历史、文化内涵、传统技艺、工匠精神，是不可再生的民族财富、价值符号和民众记忆，在满足需求、保障供应、繁荣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锦州市共拥有39家老字号企业、56个老字号称号，包括中华老字号4个、辽宁老字号16个、锦州老字号36个，涵盖酿酒、食品、餐饮、中医药等多个行业。其中，锦州小菜有限责任公司、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沟帮子熏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镇市刘家猪蹄熏鸡厂为中华老字号。
虽然锦州市老字号数量和质量一直位于全省第一方阵，但是企业体量相对较小，真正有品牌、有规模、有效益的企业不足15%。由锦州市商务局数据统计可知：2021年锦州市老字号营业额前5名分别为沟帮子熏鸡、百合食品、达莲海参、笔架山食品和道光廿五白酒，但鲜有超过亿元的企业。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16]，锦州市老字号有望通过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辽沈战役”中争先锋、打头阵，有力有效推动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商流通发
〔2022〕11号）精神，进一步推动老字号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辽宁省最近出
台了《省商务厅等8部门关于推进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辽商零售
〔2022〕72号），包括总体要求、加大老字号保护力度、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培育老字号创新发展动能、保障措施等5个维度，但在具体实施层面，还需要各市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原因，与相对发达省市相比，锦州市对老字号政策支持相对不足。在锦州市产业结构中，老字号所在的酿酒、食品、中医药、餐饮等轻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较低，很难得到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例如白酒产业政策对锦州市白酒老字号（道光廿五集团、凌河酿酒公司、闾山酒业、华夏鼓楼酒业、常胜金酒业）的支持力度相对不够。与川、贵、豫、晋等白酒大省相比，辽宁缺少类似于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南、意见和行动计划的政策支持。
老字号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底蕴和商业的风格。无可否认，锦州市老字号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次文化从整体来看仍然存在着定位不清、规划不远、挖掘不深和创新不足的共性问题。锦州市老字号的品牌文化与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未能深度融合；锦州市老字号的产品文化缺少个性化设计，包装风格平淡，产品核心价值不突出，无法有效契合顾客越来越高的需求情境。
受品牌定位、设计、传播和创新等因素影响，包括锦州小菜、尹家熏鸡、道光廿五白酒等中华老字号在内的锦州市老字号品牌的影响力还未能与其真实的美誉度相匹配。而且，大多数锦州市老字号的品牌推广只重视新媒体推广，忽视传统媒体的主流地位，对于宣传战役的“噪声”问题亦无法有效应对[17]。有些老字号缺少长期导向的规划与设计，忽视品牌传播和价值再造对于企业绩效的重要作用，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多数锦州市老字号重销售而轻研发，导致核心产品处于同质化的初级阶段，且受经济、技术条件等制约，锦州市老字号产品结构常以中、低档为主，极大地限制了利润空间扩展、技术设备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以中华老字号道光廿五白酒为例，尽管该白酒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前身凌川白酒早在1963年就被评为国家优质酒并获银质奖，但核心竞争力与国内一线白酒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此外，个别老字号固步自封、倚“老”卖“老”，缺乏创新的内生动力，加之管理不善，导致产品外在质量和内在质量下滑，顾客感知价值锐减。甚至在某些行业，还存在个别商家滥用老字号招牌的现象。
在锦州市老字号中，有的企业认为渠道建成即一劳永逸，忽视了客情沟通和客群拓展，影响了销量的达成；有的企业自建销售网络，但受专业水平所限，渠道效率低下，缺乏敏捷性和柔性，管理成本上升，销售业绩下降。以酿酒和食品类老字号线上渠道为例，在“京东”和“天猫”电商平台建立自营店铺的锦州市老字号达10余个，然而截至2022年底关注人数超过20万的仅有道光廿五白酒和沟帮子熏鸡。
人才是第一资源，但由于区域优势相对弱化、企业效益不景气、工作环境欠佳、激励机制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企业文化不认同等原因，锦州市老字号大多面临着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一方面存在专业人才流失现象，另一方面多数企业长期未系统性招聘人才，关键岗位人才断档隐患凸显。同时，文名公众号整理，锦州市老字号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吸纳、维持、激励和开发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欠缺，尤其在劳动合同、离职、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等环节存在争议，并在劳动纠纷中被动应对风险。
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的老字号大多拥有成熟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且在理念和方法上均已达到数字化赋能阶段。但锦州市老字号在信息化建设上尚处于局部信息化阶段，导致其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改善质量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锦州市老字号的产业生态系统在构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发特征，未能系统性地协同老字号企业与供应企业、物流企业、销售企业和客户之间的质量和效益关系，尚未形成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产业布局与供应链结构。此外，产业集聚数字化的精细化管理欠缺，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困难、数字平台运营不规范、数字文化消费品质不到位，企业间经营管理协同效应未能显现。锦州市老字号经营规模和销售半径相对有限，鲜有超过亿元销售额的企业。锦州市虽然拥有道光廿五白酒、锦州小菜、尹家熏鸡、刘万成猪蹄等地域强势品牌，却没
有国家一线品牌，且酿酒企业、食品企业、餐饮企业、中医药企业之间协同度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低。
根据以上分析，锦州市老字号发展问题是复杂而多维的，但主要集中于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创新驱动和产业生态系统三个层面。
所谓老字号高质量发展，是指老字号企业在合法合规的产业生态系统内基于技术运用、质量控制与流程优化，通过供应链产业链战略协同创新，实现质量改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从而向需求方提供更加优良的产品和服务，确保老字号利益相关者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结合对锦州市老字号企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分析，以及对相关参考文献的梳理与归纳，借鉴新兴品牌和现代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经验，本文认为主要是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创新驱动和产业生态系统之间交互影响，共同制约着锦州市老字号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从政府政策支持层面、企业创新驱动层面和产业生态系统层面来设计锦州市老字号高质量发展路径并提炼对策。
首先，政府部门须对锦州市老字号进行深入调研，切实掌握其历史底蕴、经营现状、文化理念、战略规划等情况；把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纳入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中；积极构建市级协调推进工作机制，千方百计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培育老字号发展动能。
其次，在质量控制、技术应用、标准化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对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给予切实的服务、帮助和指导；鼓励依托省内外科研机构和所在地高校，创建老字号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对制约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的系列生产工艺与技术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大力支持老字号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和配方的标准化，例如沟帮子熏鸡可借鉴全聚德的标准化运营模式[18]，建立企业标准，开发高新设备，既保持统一风味，又防止技术外流，推进老字号熏鸡现代化、规模化和连锁化；积极围绕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等时间节点，发挥中央大街、地一大道等商街平台载体作用，引导线上店铺、线下门店集中开展“老字号精品展销”系列活动。
首先，常态化开展老字号普查，重点保护好店铺原貌，充分考虑延续与彰
显老字号文化，鼓励在其历史遗迹上拓建老字号展示馆、博物馆、工匠室、体验中心和特色商圈；建立老字号名录信息库，采集和梳理老字号的起源、历史、技艺、特色、理念、品牌内涵等文化信息，运用文字、图片、音像、多媒体等手段进行分类存档，为政府制定老字号保护与发展规划提供数据保障；对现有老字号实行动态管理，考核不合格者取消老字号资格。
其次，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老字号完善商标注册、专利申请以及境外商标注册和延展；严厉打击侵犯老字号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行径。
首先，积极支持老字号资格升级，尤其是抓住2023年“中华老字号”新一轮评选启动的契机。例如，助力有潜力的笔架山食品、云杉熏鸡、大凌河白酒等“辽宁老字号”升级为“中华老字号”，并助力优秀的“锦州老字号”升级为“辽宁老字号”。
其次，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强对锦州市老字号的宣传推广；支持老字号参加各类展洽会以及国内外同业交流合作活动；出台政策整合辽宁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和万得汽车等企业资源，建立锦州市老字号培训基地，每年组织“锦州市老字号掌门人培训”活动，课程包括品牌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媒体宣传、商法培训等，邀请高校教授或业内专家授课；召开锦州市老字号年度表彰大会，表彰业绩卓越的企业和老字号掌门人，并对“锦州市十大老字号产品”提供重点扶持。
首先，强化锦州市老字号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的深度融合；把党的建设内容纳入公司章程，把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结构，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环节；推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并把党委会作为公司进行重大战略决策的前置程序；完善党委督促落实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目标执行到位[12]37。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建+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模式”[19]，按照“政治家+企业家”标准建设企业领导班子，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效能；在组织机制、责任机制、制度安排、治理结构、激励机制上勇于创新，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强化对老字号文化涵义的深描；深入挖掘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飘香文化、滨海文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将文化元素及老字号传承主题，融入“三新消费”之中，渗透进生产、包装、流通等各个环节，催化出新的营销效能、市场价值和竞争优势。例如借鉴老字号“国宝李渡”的文化赋能模式[20]，让消费者对老字号产品形成更高的冲动性购买倾向和品牌认同感，最终提升品牌忠诚度。
其次，在挖掘和梳理老字号文化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高频次弘扬老字号文化，为老字号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锦州市老字号应从“字号”经营向“品牌”经营过渡；品牌价值大的老字号企业，应在政府和协会的支持下千方百计地打造全国知名的品牌形象，不仅要依托“定位+设计”的创新，也要借势“传播+推广”的创新。
其次，与文旅部门合作，拓展老字号情境体验，将消费行为演变为“文化康养旅游”。例如酿酒、食品、医药类老字号企业可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旅游、品鉴、养生、保健、定制等文旅康养项目融为一体，实现协同营销效果，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进而最大限度地契合游客需求，以实现老字号核心产品的功能与价值。
首先，锦州市老字号须有战略眼光，实施长期有效的研发投入，以使产品更加契合顾客需求；考虑到商超购物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和休闲方式，因此借鉴道光廿五等白酒企业在大型商超的营销模式[21]，食品类老字号可研发大型商超渠道产品，并且对标主导性产品、标志性产品和对冲性产品，在独特包装、锦州风味、传统技艺、卓越质量等维度精心诠释，让产品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推进老字号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强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品牌和企业形象，减少老字号成本和风险，最终让顾客满意。
其次，在渠道为王的背景下，锦州市老字号应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吸引新的消费群体，开拓新的消费渠道。例如，庞家水馅包子馆、人和美茶食店、白氏餐饮、懋楼饭店等餐饮类老字号可充分利用自身产品特色，积极通过电子商务、微商、主播带货等新业态实现销售升级，做到线上与线下、实体与
首先，老字号应从机制和制度建设入手，释放要素活力，扭转人才管理弱势；聚焦经营管理关键领域，集中力量提升引才精准度和引才质量，并借助政府力量加快形成高激励标准的人才管理制度，构建符合人才偏好的引才平台，在用才、留才环节精心设计和长期倾斜，确保人才“引得进、过得好、留得住”。如华为人才梯队建设的成功经验[22]值得借鉴，即挖掘、培养和激励三管齐下，实施精准的人才引进策略，搭建“应用型”培养平台，打造“多元化”激励体系，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其次，老字号应强化柔性人力资源管理[23]，既要出台有助于员工职业发展的制度，又要考虑员工需求及制度执行的可行性，确保关系型心理契约的形成，培养工匠自信与文化认同；借鉴海尔模式[24]，老字号通过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员工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将传统静态薪酬形式升级为与市场价值匹配的动态薪酬制度。
最后，老字号应基于合法性原则、公正性原则、企业文化一致性原则和高绩效原则实施劳动关系管理，并设立专职劳动关系协调员；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与工会工作实践耦合，营造集体主义、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使员工将自身、企业和工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而促进工作幸福感的最大化[25]。
首先，锦州市老字号应尽快由企业局部信息化阶段升级到企业内部和外部信息化集成阶段，消除“信息孤岛”；通过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等信息管理系统来实现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等合作企业共享数据和信息，从而在效率、成本和质量维度赢得优势。例如北京食品类老字号“稻香村”早在2003年就运用ERP支持管理升级，目前在全国有800多家专卖专营店；鞋业类老字号“内联升”则在2010年运用CRM对顾客数据实现了高效管理。
其次，在数字化精准营销方面，锦州市老字号一方面积极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依托信息化技术，形成线上店铺与线下门店、组货与配送、采购与生产的协同管理；另一方面锦州市老字号力争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构建自身的营销管理系统，形成全面规划、智慧运维、敏捷服务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提升企业销售业绩。
其次，大力支持老字号企业原始创新和自主攻关活动，借助省内第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势，通过组建“政府—协会—企业—高校”创新联盟，完善攻坚激励、要素保障、成果转化等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基于需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老字号产品质量更精良、传承载体更丰富、文化特色更鲜明、品牌信誉更可靠、核心竞争力更强大。
首先，围绕核心老字号企业，通过对生态系统上下游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决策、协调和控制，基于双碳目标形成完整的绿色供应链产业链；在跨界合作过程中，锦州市老字号应摒弃单打独斗的消极亚文化，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品牌协同效应，促进链上所有参与主体的长期利润和运作效率，从整体上提升竞争力。例如，以尹家熏鸡、刘万成猪蹄等老字号为依托，建立辐射周边的肉鸡、生猪养殖加工基地；以道光廿五白酒、锦州小菜等品牌为依托，建立高粱、蔬菜种植、酿造（加工）与旅游一体化基地等。
其次，集中老字号协会、行业协会和老字号企业的力量，在关键渠道资源、营销技术应用上协同培育包括中华老字号道光廿五、锦州小菜、尹家、刘万成在内的4个以上的全国知名老字号品牌及5个以上的全年破亿的超级大单品。
鉴于产业集聚数字化有助于改变老字号发展窘境内因、缓解企业发展窘境外因[27]，锦州市应围绕老字号集聚电商平台、老字号公共服务平台、老字号产品追溯平台、文商旅融合数字化平台，助力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积极打造老字号产业集聚数字化特色模式。
首先，支持锦州市老字号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即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老字号企业基于公司控制权市场，兼并、收购、重组同行业的其他老字号，并充分
利用公司资源形成老字号企业集团。
其次，利用锦州市建设东北陆海新通道的区位优势和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优势，千方百计助推老字号产业链供应链招商，提高整个产供链的效率和效益，进而促进产业生态系统的资源整合、结构优化与创新升级。
综上所述，锦州市老字号是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优势资源，其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产业的协同治理，以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创新驱动和产业生态系统层面为路径，强化政府领导、完善保护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推进“企业党建+公司治理+企业管理”融合创新、营销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数字化应用创新，构建“政府—协会—企业—高校”创新联盟、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品牌协同效应、打造产业集聚数字化特色模式、支持老字号企业资产重组，从而全面推动锦州市老字号高质量发展，进而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为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发展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促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理论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内涵、特征、目标、路径以及如何衡量等。一方面，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来看，张军扩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支撑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2〕。赵剑波等（2019）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受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的约束〔3〕。张占斌等（2022）分析和概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政策措施，从发展目标、方式、内容、结构和要素来阐释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4〕。另一方面，就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和实现路径而言，金碚（2018）认为发展质量评判的标准最终追求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5〕。高培勇（2019）阐述了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秉持的发展理念，面对的经济运行矛盾，贯穿的宏观经济主线，实施的宏观调控手段等〔6〕。刘志彪（2018）从评价标准、历史背景、实现手段三个方面分析了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发展的区别，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要素、重点问题及其解决思路〔7〕。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历史性、革命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题〔8〕。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意义进一步拔高。同时，从解决“有没有”到转向“好不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新征程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都要求我们，既要回答好生产关系范畴内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更要回答好生产力范畴内具体怎么依靠先进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引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鉴于此，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在阐述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基础上，重点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来展开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同时批判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借鉴和吸纳人类文明中有关发展的优秀成果，推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这些宝贵成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和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9〕。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要对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引以为戒，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经济理论〔10〕，包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强国”的战略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等〔11〕。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抓住机遇，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建设小康社会
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思想，指明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12-13〕，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厘清了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14〕，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勾勒新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上述经济发展的理论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道路稳步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了21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15-16〕。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充分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
件
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新境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包括：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根本目的；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是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全面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17〕。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8〕。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19〕。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厘清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重大意义以及推动的方向、路线，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权威、最科学的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逐步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等软约束、硬约束的压力相伴而生。同时，尽管在经济发展中将“蛋糕”做大，但距离做好“蛋糕”仍有较大差距，并且在把已经做大的“蛋糕”切好、分好方面也不尽如人意。事实表明，传统上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发展难以持续，而新的发展动力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21〕。这三个“必然要求”从根本上深刻阐明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进而言之，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的演进，站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战略高度，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目的
和当前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挑战等多个维度来深入阐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保持着年均9.5%的增速。持续高速增长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发展。客观来看，2022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超过120万亿元，在这样的经济体量下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已殊为不易。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角色的转变，原有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红利都在不同程度地削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开始出现，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22〕。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如果解决不好发展的动力问题，那么想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难以做到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成功实现了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以此为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绝不意味发展速度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和充足的发展动力来支撑。根据刘伟等（2021）的测算，如果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左右、汇率保持基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中国的人均GDP到2035年和2050年分别应达到2.7万美元和7.5万美元〔23〕。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41美元。如果以2022年为基年测算的话，保持同样的假设条件，意味着到2035年和到2050年我国年均实际增速分别需要保持在4%、4.5%以上。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有学者测算，“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5.5%左右，2026-2035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4.2%左右〔24〕。因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动力支撑，推动经济增长由原来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问题，从“有速度”的经济增长转向兼顾速度与质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目的。一方面，就发展不平衡来看，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就发展不协调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还未做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快，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就发展不充分来看，在产业结构和资本构成方面，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比，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和资本有机构成偏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仍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需进一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另一方面，我国供求不平衡、供需错配的现象仍然存在。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达成，越来越多的居民跨越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逐步升级的特点。但从供给端来看，我国供给的商品多而不精、品牌大而不强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在高端商品和服务方面并未形成竞争优势和赛道优势。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人民的这种“美好生活需要”既需要经济保持继续增长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发展方式在做大“蛋糕”，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上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在面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在做好“蛋糕”以及切好、分好“蛋糕”方面所能起到的效果就难以凸显。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26〕。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更突出表现了人民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产品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以往的发展方式，虽然能够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但在关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所能够提供给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仍不够强。在这个意义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建成高效多样的供给体系，提供优质、多样的商品和服务，进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之，平衡供给与需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等，必然都要回到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上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演进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外国资本的“引进来”有效地缓解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现状、激发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前沿的技术创新、先进的管理经验及高素质人才对于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建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衬衫换飞机”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基础上。2020年，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引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国家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只有抓住机遇，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升级的国家，才能成功跨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反之，则容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在发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利用好国际大市场，提高外贸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面对发展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和引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以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谋求生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函数，使我国经济焕发新的发展活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激发新的发展潜力，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构建起国际大循环的竞争优势。
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衡量的标准相对简单，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是评判的主要标准，一般可以用GDP增速或人均GDP增速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水平〔27〕。一般而言，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28〕。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
〔29〕。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而言，在不同领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不同主体的要求也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30〕。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概括是进一步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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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智囊团”系列№666（60篇）2024年高质量发展素材（经济、党建、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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