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建党百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与时俱进制定管党治党方针，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不断以强盛大党的气魄进行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站在建党百年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百年历史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围绕中心工作和大局，始终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思想，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在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方法创新基础上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聚力于锻造党和军队的纪律性，形成了反对腐化、追求廉洁政治的优良传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一直主张“消灭党员‘特殊地位’与官僚腐化”。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把党建设成有严密组织和铁一般纪律的“群众党”。成为全国性革命政党后，党员数量急剧增加。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于1926年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坚决清除混入革命队伍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和坏倾向，确保党自身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以争取革命的胜利。1927年4月，党的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局部执政探索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先后提出“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现象”“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两个务必”等思想。1933年，在中央苏区，党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贪污行为进行惩处。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宣传引导和思想纠偏，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强调共产党员有犯罪者从重治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贪污腐化行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全面执政后政治地位变化带来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懈怠、贪图享乐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贪污腐化行为是资产阶级作风，是极大的犯罪。党的八大指出，要重视我党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等情况，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坚决把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我们党先后开展包括整党运动、“三反”运动、60年代农村“三反”运动、“新五反”运动在内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等廉政教育运动，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在内的系列法规制度，探索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国务院监察部），对贪污浪费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加强思想和制度建设，探索制度化法治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新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社会转折时期两种体制并存带来的“漏洞”以及部分党员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二大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要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目睹“苏东剧变”及官员腐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党深刻总结苏共的教训，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探索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
斗争的有效途径，力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在这一时期先后恢复设立，成为我们党纯洁党风、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四大后，我们党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将“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方针。党的十六大后，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腐败带来的巨大危害，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同时强调“惩防并举、注重预防”，通过反腐败制度创新和拒腐防变长效机制建设，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受到管党治党“宽松软”、监督缺位和惩治腐败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因素影响，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成为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动摇党长期执政基础的严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