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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意义
1.国内背景：
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文革”结束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铁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文化上，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收到残酷迫害。在思想上，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2.国际背景：新科技革命，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军事技术运用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运用。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期间，中国周边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文革结束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的感受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1.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是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支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冲破了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推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2.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阶级斗阵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3.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们知道，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就只有挨饿。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农村中最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富余了，开始投入到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集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经济要发展，各地都想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4.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从数量规模上看，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中国三产结构的比例分别为7.9%、40.5%和51.6%。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幅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4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二、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变化
（一）改革开放大事记
1.思想解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爆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2.农村改革：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不干（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严俊昌说：“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第一项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巧合的是，李克强 于1976－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3.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次会议被国内外普遍视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4.经济特区：1979年8月26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395．992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历史性地终结了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词之一。
5.计划生育：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增殖率为20‰。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直到1980年国家才正式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1970年我国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净增669万人。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实践证明了在特定阶段对缓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历史贡献。
2015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6.私营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私有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傻子瓜子的起伏见证了民营经济艰难的破茧。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4年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7年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7年10月十三大举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由此，“聚精会神搞经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目前，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GDP，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顺天应时，十九大宣布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8.浦东开发开放：1990年1月邓小平来沪，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同年3月邓小平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非常明确地又一次说“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1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你们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三天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人察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并再次讲话，“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留余地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开发迟了，迟了至少五年，我在84、85年就觉得应该开发上海，但那时还没下这个决心。”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推进的第二阶段。
9.股票市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在那个连“市场经济”都是敏感词的年代，这不能不说中国对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次分外大胆的跨越式熊抱。
10.皇甫平事件：1991年《解放日报》负责人周瑞金与施芝鸿和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当时沉闷的思想市场投下重磅炸弹。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少数进行攻击、批判。“皇甫平”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大幕，成为邓小平南巡的投石问路。
11.头脑风暴：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2.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5次。吴敬琏、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周小川、郭树清等都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这些会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做好了接生准备。
12.九二南巡与下海：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88岁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抛出“三个有利于”、“谁不改革谁下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为陷入困局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局面，改革春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由此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大批官员学者下海，中国企业家的“九二派”诞生。
13.市场经济诞生：1993年11月11～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此次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统的“顶层设计”。
14.破三铁与下岗：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破三铁”成为朱镕基改革攻坚战的关键一战，是一次异常剧烈的观念和利益的冲撞。以3000万国企职工下岗的阵痛为代价，国有企业真正迈上了“市场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银行坏帐的死结。
15.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上任副总理后发现，“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朱镕基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分税制彻底逆转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但也留下两个后遗症：央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中央转移支付导致“跑部钱进”）；土地出让金归地方，埋下了土地财政的历史隐患。
16.房改：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变了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入住新房成为老百姓购房自住的最佳选择，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如今，房地产早已成为对经济、金融、居民财富举足轻重的关键行业。
17.香港回归：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遗憾地错过了几个月后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更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国际桥梁、标杆和金融资源。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朱镕基曾聘请香港监管人士史美伦、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高层。
18.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第一次面对家门口的金融风暴：人民币顶住压力没有贬值；中央力挺香港击退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攻击；通过减税等方法扩大内需。这次危机中国目睹了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遭受危机打击的惨痛经历，增强了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危机和金融开放风险的认知，也为此后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强大危机感和驱动力。
19.国退民进：十五届四中全会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国企改革里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启了“国退民进”；（2）政商分家：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3）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遗憾的是，这一点后来未得以被落实）。
20.银行业重整：2001年是中国金融业最困难的时刻：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30％，连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为拯救银行业，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财政对银行注资。此后，中国银行业奇迹般起死回生，工商银行成为“宇宙行”。
21.入世：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拉锯式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亲自披挂上阵。事后看来，中国成为2001年入世的最大赢家。但在当时，国内却弥漫着“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观气氛，可以说入世是一次充满历史勇气的抉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入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入世也证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22.世间已无体改办：1980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体改委到体改办，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机制创新，也培养了大批“改革促进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为代表。由于体改委本身没有审批权，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门利益绑架的陷阱。遗憾的是，2003年体改办被并入新成立的“发改委”。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学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设立“体改委”。取而代之，中央决定设立更高层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3.一行三会体制确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深化的进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专门的中央银行，随后证监会（1992）、保监会（1998）、银监会（2003）分别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为此后金融业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近年来，随着金融混业、金融创新的演进，一行三会体制变得难以适应。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拉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大幕。
24.保护私有财产入宪：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这一突破，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经济观念，私营经济历史性地赢得正式合法化。彼时，民企已占GDP50％左右。
25.废除农业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崛起，背后则是“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贡献。但沉重的负担令低效率的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承受。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笔者至今对小时候去乡里交公粮挥汗如雨的痛苦场面记忆犹新）。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26.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成长中一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权。“大非小非”转为流通股的恐惧，导致股市持续低迷。2005年，中国创造性地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证监会“非常英明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这一政策是2005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没有导致股市崩盘，反而迎来一轮历史性大牛市。这一改革，可以为当前悬浮的IPO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27.国进民退：21世纪入世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型央企成为最大受益者。实力大增的央企，开始逆转，走向扩张之路，出现“国进民退”之势。最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国资委勒令非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未能如愿。
28.北京奥运会：从历史上看，主办奥运会常常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标志，例如韩国汉城奥运会、日本东京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93年，北京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以2票之差败于悉尼。2001年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北京40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全面绽放，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29.2008年次贷危机：2018年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十周年。此次危机不仅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后续的欧债危机，还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巨大改变。2008年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的终结。2008年危机也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宣告了1978年以来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由此，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L型增长。
30.四万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尤其以广东最为严峻，大量工厂关门。
为缓和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保八”，并迅即出台“四万亿”。在此后的很多年，“四万亿”都成为倍受诟病的政策：引发货币超发和通胀、产能不减反增、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2012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提出“三期叠加”中的“前期刺激消化期”，指的就是四万亿，“不搞强刺激”成为朝野共识。不过，事后来看，四万亿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高铁。尽管遭遇了温州动车事故、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但高铁日益迸发出惊人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一抹亮丽的彩虹，也成为“一带一路”的利器。
31.十八大：2012年十八大召开，诞生新一届领导集体。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社会充满焦虑，重庆唱红打黑更引发激烈争论。吴敬琏认为，十八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终结了两条路线的争论：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32.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各界为重启改革呐喊奔走的社会氛围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堪称一次惊艳、完美、超预期的顶层设计。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类似，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将影响中国20年的发展与转型之路。
33.2015年股灾：2015年在“改革牛”、“水牛”、“国家牛”等一批吹鼓手和部分媒体的推动下，中国股市出现一次史无前例的泡沫，创业板是“市梦率”突破150倍。1997年《人民日报》社论“暴涨必有暴跌”的历史忠告已经被抛在脑后。2015年6月泡沫崩盘，20万亿市值灰飞烟灭，又一批股民被“割韭菜”。此次股灾导致证监会主席肖钢下台，证监会副主席“发审皇帝”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命题。
34.打虎：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反腐成为最大的亮点。反腐力度之大、层级之高，堪称史诗级：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白恩培、苏荣、蒋洁敏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440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厅局级干部、6.3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山西、辽宁、江西、云南等多地塌方式腐败被整治。打虎，治标为治本（改革）赢得了时间。
35.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周小川第一时间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的根源。随后，中国抛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试图打破美元“一币独大”的格局。2016年人民币成功加入IMF的SDR篮子。为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还借鉴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其中，亚投行的创立，获得包括大批发达国家在内的77国热烈追捧，始料未及。
3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局面：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钢铁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全年社会用电量增速仅0.5%，创历史最低。为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紧急出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这些措施引发过度行政干预的争议，但从结果上看，迅速缓解了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风险，为2016、2017经济回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37.互联网＋：腾讯、阿里、京东的快速崛起，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让中国在全球的互联网版图中占据了领先位置。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提出“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希望以互联网引领中国企业的升级与创新。2017年，腾讯市值超越Facebook，阿里巴巴超越亚马逊也为期不远。互联网也成为创新和创业最为密集的领域，不断涌现滴滴、摩拜、今日头条等独角兽。
38.双创与简政放权：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句“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红利”，引爆社会改革预期。中国政府聚焦“简政放权”，提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等一系列理念，提前实现行政审批减少1/3的目标。简政放权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特别是以“注册资本认缴制”为核心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社会创业激情。
39.雄安新区：2017年，被中央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雄安新区是继深圳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之后的第三次神来之笔。其意义在于：疏解北京的非首度功能；高起点、零包袱，以创新理念探索新型城市建设路径，摆脱“大城市病”；改变房地产绑架经济的畸形结构。
40.十九大：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中，2017年十九大具有多重历史意义：宣告中国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权威；明确了到2049年的长远规划，力图打破“政治短周期”带来的行为短期化。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较罕见地要求：“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1980－2010年中国大陆GDP列表（按国际汇率换算成美元），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释：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汇率管制，80年代中期人民币曾大幅贬值，所以1986年GDP换算成美元时候数值出现下降现象)
年份
GDP
增长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78
3650亿
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