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澄清关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几个认识误区⋯⋯⋯⋯⋯⋯⋯⋯⋯⋯⋯⋯⋯⋯12．湘潭大学商学院张磊：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73．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24．安蓓、杨思琦：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何深意？⋯⋯⋯⋯⋯⋯⋯⋯⋯⋯⋯⋯⋯⋯295．佛山日报记者刘蓉）：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佛山企业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326．新华社记者：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专访国家发展改
革委负责同志⋯⋯⋯⋯⋯⋯⋯⋯⋯⋯⋯⋯⋯⋯⋯⋯⋯⋯⋯⋯⋯⋯⋯⋯⋯377．人民日报评论员邱海峰：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利好双循环⋯⋯⋯⋯⋯⋯⋯⋯⋯⋯⋯⋯⋯⋯⋯418．凡一：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义何在？⋯⋯⋯⋯⋯⋯⋯⋯⋯⋯⋯⋯⋯⋯⋯439．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探源⋯⋯⋯⋯⋯⋯⋯⋯⋯⋯⋯⋯⋯⋯⋯4810．每经评论员胥帅（2022年4月13日）：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更有效配置资源⋯⋯⋯⋯⋯⋯⋯⋯5411．刘馨蔚：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破与立⋯⋯⋯⋯⋯⋯⋯⋯⋯⋯⋯⋯⋯⋯⋯⋯⋯⋯5612．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杜刚：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铲除地方保护“土政策”⋯⋯⋯⋯⋯⋯⋯⋯⋯⋯6013．张东锋：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立破并举⋯⋯⋯⋯⋯⋯⋯⋯⋯⋯⋯⋯⋯⋯⋯⋯⋯6114．每经特约评论员张敬伟：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疏通内循环梗阻⋯⋯⋯⋯⋯⋯⋯⋯⋯⋯⋯⋯⋯⋯6315．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小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坚决拆除两道“围墙”⋯⋯⋯⋯⋯⋯⋯⋯⋯⋯⋯6516．《法人》全媒体记者贾宝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法治保障⋯⋯⋯⋯⋯⋯⋯⋯⋯⋯⋯⋯⋯⋯⋯⋯7117．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文娟：
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则与方向⋯⋯⋯⋯⋯⋯⋯⋯⋯⋯⋯7318．金观平：
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8219．陆铭：
陆铭：统一大市场下的区域经济和县城⋯⋯⋯⋯⋯⋯⋯⋯⋯⋯⋯⋯⋯⋯842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张福军：努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9321．乔晓楠：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中国经济循环的重塑⋯⋯⋯⋯⋯⋯⋯⋯⋯⋯9822．苏剑、邵宇佳：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涵、现状与政策建议⋯⋯⋯⋯⋯⋯⋯⋯⋯⋯1092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安宁：
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市场主体发展提供更优环境和更大舞台专访国
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12024．本刊编辑部：
全国统一大市场利于促进“双循环”⋯⋯⋯⋯⋯⋯⋯⋯⋯⋯⋯⋯⋯⋯123
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撑起服务业天空⋯⋯⋯⋯⋯⋯⋯⋯⋯⋯⋯⋯⋯⋯⋯12626．金融时报记者谢晶晶：
如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13327．沐凡：
统一大市场符合高质量发展趋势⋯⋯⋯⋯⋯⋯⋯⋯⋯⋯⋯⋯⋯⋯⋯⋯14128．郑俊镗、郑文焱：以变应变着眼战略体制支撑夯实基础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意义解读⋯⋯⋯⋯⋯⋯⋯⋯⋯⋯⋯⋯⋯⋯⋯⋯⋯14229．新经济杂志社社长、广东省市场经济促进会会长杨明：
以创新作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突破口⋯⋯⋯15730．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关利欣：
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15931．刘青青、石丹：
余淼杰：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中国内循环的关键⋯⋯⋯⋯⋯⋯1623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兼论市场体
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165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当前中国难道不是统一大市场吗？建设统一大市场是要重回计划经济吗？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
要理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就要首先理解国家发展的目标。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实现长期和全局的发展目标。
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中投资和消费的比率要处在“黄金律”之上。投资过多，虽然短期能带来GDP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缺乏消费的支撑则投资回报必然下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损。在200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依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国内消费相对不足，需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的产能。在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依靠别国来消化自身产能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其他国家的外贸赤字。在这一背景下，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在2009年之后逐步得到了改变。当前，虽然中国经济仍然高度开放，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与GDP之比）仍然很高，但外贸盈余（出口减进口）对GDP的贡献降到了1%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依靠内循环，国内大市场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经济发展要有全局视野。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重要，它能够使得城乡间和区域间实现人均GDP差距缩小。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向分工协调的发展格局：一些地区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人力资本条件较好，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条件相对较差，则更多为国家提供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功能，中央政府提供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让这些地区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
要实现长期和全局的发展目标，本质上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经济拥有价格机制，帮助我们判断哪些领域投资回报更高，收入更高，因此，价格引导生产要素流动，提高配置效率。同时，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
流动，还可能形成对于经济发展的“用脚投票”机制。如果人们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公共服务、生态宜居、营商环境等方面不满意，就可以选择离开，从而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约束力。当然，市场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公共品问题方面，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大国来讲，统一大市场可以解决跨界的外部性和公共品问题。例如，在河流的保护方面，需要上下游统一行动治理污染，否则，很容易形成上游地区只管经济增长，不顾污染治理的局面。另外，在基础设施方面，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需要进行网络化的建设，仅局部地区发展是不够的。在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需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行业进入的负面清单等，否则就会出现各个地区所谓“逐底竞争”，纷纷降低监管标准，牺牲发展质量。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尤其重要。例如，在美国没有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障碍，也没有类似于语言、宗教这样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商品在国内自由流通，因此美国是世界上大的经济体里统一大市场建设最好的国家。二战以后，欧洲从推进贸易一体化走向推进欧盟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跨境投资自由，上世纪末一些欧洲国家成立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但是至今欧洲国家之间仍然面临着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障碍，市场一体化水平远不及美国。相比之下，中国早在秦朝就已形成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小的国家，同时，当代中国还在不断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来推进商品市场的统一，未来还要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和统一市场体系来进一步建设统一大市场，使得“大市场”变得更强，享受大国的红利。
当前中国面向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目标，仍然存在一些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障碍，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
经济增长的来源包含生产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投资回报不高；在土地要素方面，也存在城市面积扩张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就需要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例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对劳
动力的流动产生阻碍作用；土地要素市场化仍面临诸多障碍，一些人口流入多的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而另一些人口流入少甚至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则出现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已经开发建设的城市建设用地闲置。在资金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再配置障碍，一些地区出现投资回报下降和企业亏损的局面，但地方政府仍然在不断对企业输血，形成了所谓“僵尸企业”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除了生产要素市场存在不足的问题之外，中国的商品市场一体化也存在不足。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体上来讲，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已经通畅了很多。但仍有研究发现，在2005年之后，省和省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又死灰复燃。我们团队利用上海评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汽车大数据，研究了地理距离和省际边界对于城市间货车车流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际边界效应仍然阻碍车流。对于相距200公里的城市而言，如果它们不在同一个省，它们之间的车流数量相当于同省内相距约300公里的城市间车流。
除了旧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外，以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经济规模和税收有关。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考核和激励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有不少经济学研究指出，在考核和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经得起考验的因果关系。即使地方官员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带来的也只是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规模经济效应不强，短期、局部的经济增长和整个国家长期、全局的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个国家对市场一体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地方政府不顾本地条件，过度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就有可能损害整个国家长期、全局的发展。
除了转型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外，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存在影响。这里以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利于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观念障碍为例。
哪有土地哪里就有人口，人口是天然分散的。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约只有7%，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是至
今，人们仍然担心经济的集聚会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资源流失。事实上，这种担心没有意识到，人口从发展条件不好的地方向条件好的地方转移，恰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伴随着人口流动，城乡间和地区间要实现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意义上的相对均等，而不是要维持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均匀分布。
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在当前中国，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被大大低估了，而集聚产生的问题却是可以治理的。近年来，环境污染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也在轨道交通建设等综合手段的治理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高房价的问题也正在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的住房供应，特别是租赁房市场的发展来加以治理。当前，中国需要做的是两手抓，一方面，进一步治理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制度障碍，畅通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获得大国发展红利。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在土地资源上，增加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能够更好地为这些地区缓解高房价和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创造条件。
人们对现实中存在的劳动力未能自由流动的现象往往习以为常，甚至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人们经常把国内的户籍制度和国际上存在的对跨国移民的制度障碍放在一起加以类比，而没有看到两者本质的差异。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因为作为移民流入的国家，没有必然的责任考虑其他国家的福利，除非是像欧盟这样结成一体化的区域。但是，对于国内发展而言，就需要把发展的目标设定在整个社会的全局发展之下，要看到国内人口跨地区流动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同时还要看到，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用脚投票”机制，是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治理机制。
虽然当前仍存在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但全国统一大市场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因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逐渐形成，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
由于经济的现代化，人口已经出现了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当前，中
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5%，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这个过程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
与此同时，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集中的趋势。全国已经形成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形成了中心城市引领，中小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心城市及周围地区正在逐渐形成现代化的都市圈发展状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年来正在不断出台一些都市圈规划，推进大城市向都市圈形态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向着沿海城市群集中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中国经济仍然是高度开放的，未来还要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只要中国仍是世界工厂的定位不发生改变，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运输成本最低的海运，那么，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沿海地区就仍然是引领全中国发展的引擎。而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以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其他以省会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板块，又各自在所在的区域成为当地发展的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形成不同城市群梯度发展的格局。
有一些地方成为人口流入地，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出现人口流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大约有40%的中国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那么可怕，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伟老师的团队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80%的城市，它们中心城区的人口是正增长的。换句话说，即使在有些城市管辖范围内人口负增长，其实主要是郊县和农村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的表现。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有三类。首先，一些各方面综合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发展。其次是人口迁徙，发展条件不够好的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流动到发展条件更好的地区来增加收入，平等地享受发展的机遇。第三，在人口流出的过程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集中在农业、生态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在人口逐渐减少的过程中，相关行业必然会出现逐步规模化和现代化的趋势，也同样能够逐渐提高收入水平。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还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让人口流出地区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主要是帮助他们改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如果我们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去看不同国家的发展，就可以看到，在统一大市场下，经济和人口出现向少数地区的集中，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人均GDP的差距缩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经济和人口是同步
集中在少数城市群的，特别是大城市周围，而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非常小。从经济集中的指标来看，中国的经济集中程度仅相当于日本的水平，明显低于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人口的集中程度明显低于经济的集中程度，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明显高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从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正在向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最近20年来，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正在慢慢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已经走在了在发展中实现相对平衡的道路上。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恰恰有利于为这条现代化道路扫除障碍。
当前，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根本上是一场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要通过激励机制的调整，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追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和税收。要通过强化问责制，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中偏离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后果，如债务风险和环境恶化等进行追责。中央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以此来破除地方政府和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主体责任，避免低效率的投资及其恶果。
同时，在中央政府更好地发挥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过程中，要把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作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格机制本身就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要避免行政力量对于价格机制的不当干预。同时，要下定改革的决心，破除一切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其中，改革的难点在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体制改革，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加快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未来统一市场的监管、负面清单等制度建设方面，要注重保护产权，实施不同市场主体的所有制中性政策，避免各级政府的发展政策产生对一部分企业的歧视，事实上形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只有坚定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才能在全社会凝聚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共识，使得中国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大国红利。
湘潭大学商学院张磊
202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财富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愈发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大循环动能有所弱化。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客观条件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党中央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谋划，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打开多元化开放新局面，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整体统筹发展与安全，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项系统性的市场建设工程任务。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三统一、一联通”要求，实现供给与需求互促匹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的一种良好市场运行状态。其核心是“三统一、一联通”，即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市场竞争和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打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收入增长通道，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供需互促匹配，更好地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见》从制度体系层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规则、设施、体制机制要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方向和基本遵循。
学术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思路要点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但迄今未见文献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出发来进行系统化审视。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无阻，这是大多数研究已经
形成的共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是微观经济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有机统一。另有研究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实质是在实现国内经济繁荣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5]；其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强自立[6]；关键条件是实现制度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打破联通内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打造开放度更高、规范性更强的国际化营商环境[7]，不同国家形成适应本国国情的规则，并且全世界不同规则空间实现有效衔接。总体来看，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其“新”涉及或体现为新供需格局、新分配格局、新生产格局、新流通（贸易）格局，深刻反映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调整过程。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思路或着力点，既有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调控政策调整，其核心要义着眼于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关战略部署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体制层面，需从系统性、全局性视角出发找准着力点。
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模式和战略，要系统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和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推进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
环；重点修复社会再生产失衡，加快提高生产部门对于中高端消费品供给增速和质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实现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畅
通。
力量突破和实现“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自立自强，以内循环为主建立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自我循环。
值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市场动能。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和作用，学者们的相关论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产业链在全球循环中面临地位不高及断链风险的双重压力[2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韧性、增强应对各类挑战和风险能力的必然路径。
新发展格局不但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韧性，而且关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世界经济层面的稳定。新发展格局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形势的特殊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国内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同时体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深刻理解和运用[28]；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世界市场理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推进思路及着力点、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关于基本内涵的提法涉及内涵实质、本质特征、关键条件等，对推进思路和着力点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异，牵涉面较广，这反映出作为一场深刻变革的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复杂性、系统性。已有研究认识到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优势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但迄今未见文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逻辑起点对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和现实堵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分析原点，系统探究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和主要方向，进而
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框架，以期为更好地疏通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堵点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逻辑起点，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性解析，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更好地明确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
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循环本质上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过程，它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高度融合统一。尽管新发展格局在空间维度上包括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两个方面，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经济循环归根结底不是取决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环节中的某一节，而是依赖于市场经济运行整个过程的耦合协调度。例如，以创新为导向的生产结构能够引领新消费，与时俱进的流通体制可以扩大消费量，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反之，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又能促进生产结构优化、收入分配公平、流通体制革新。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4个环节更多地依托国内大市场进行，但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对内循环的有益补充，它丰富了内循环中生产与消费的内容、扩大了流通范围、拓展了分配来源。
一方面，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挑战，我国需要立足国内大市场，提升供给创新能力、夯实经济基础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能力、防范化解外部风险，这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兴国家市场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演变趋势，经济循环需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国际要素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高质量结合，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韧劲，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应有之义。
畅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而市场是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空间载体。任何区域壁垒的存在都可能阻碍经济循环畅通，因此市场畅通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序衔接和循环的核心前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前提，论证了区际间要素自由流动会促
进区域经济差距收敛[30]。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扩大市场规模能够吸引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落地本国，推动价值链攀升[31]。上述分析表明，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循环应是在全国“这一整盘棋”上形成循环，即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而非仅仅局限于区域内、省内甚至市县内搞封闭低效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经济循环畅通要求进一步破除妨碍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建立健全公平统一的市场制度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全国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畅通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进而推动双循环。畅通内循环要求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进而达致要素和商品市场的动态均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供给与需求两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两个基本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供需之间的动态综合作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但需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实现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
内循环畅通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之上依托禀赋、制度等优势统筹配置国内外资源，能够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破除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攀升全球价值链，畅通良性双循环。
内外双循环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发展。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前提，更是在国内大循环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互动的起点。在开放经济中，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得以在更大市场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国际分工推动各国生产专业化，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国际经济竞争对国内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现代化形成“牵引”与“倒逼”双重机制，有助于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同时，要素所有者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公平的要素报酬，品类丰富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畅通国内国际循环。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建设绝不局限于空间开放、区域开放，更重要的是规则、政策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追求封闭性的内循环，它要求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外循环来避免“低水平畅通”的内循环。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以提升经济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出发点，意味着分工更加精细、市场更加开放、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有助于产业
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有关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证明，地区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程度呈正相关，而产业集聚程度则与国际竞争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32]，这表明开放对于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我国普遍依靠投资驱动实现“斯密式增长”，现阶段则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分工深化进一步提升区域性的专业化程度，通过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自贸区、构建城市群等途径发展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型经济，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落地，作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丰富资金和技术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和优化供给结构，最大程度地发挥要素集聚效应、专业分工效应和超大市场规模效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要素需求扩大及结构调整，会引致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实现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购买能力增强，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提高，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并不是孤立的，二者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公平竞争提供广阔的舞台，从而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33]。要素和产品的进出口双向流动从来都不矛盾，国民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为基础，反过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又是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正如我们身边的太平洋，汇聚千流、连通四海，铸就了浩瀚宽广的胸怀，孕育了波涛澎湃的活力”。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可以减少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竞争摩擦，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内外循环联动效应的发挥。一个国家或地区若充分利用经济体自身的比较优势，通常可以成功地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并进一步培育先发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家间经济关系上的生动体现，有助于实现不同国家的互利共赢。新发展格局在内外互促的过程中实现内循环能力的提高、双循环动能的强化以及内外循环的动态平衡。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出口市场导向特征，实施“以外为
主，以外促内”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现如今，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等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驱动力趋于下降，国内可持续稳健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比如，2018年受美国执意挑起的新一轮贸易争端影响，我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2017年的4.7%降为2018年的
-7.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则由0.3%变为-0.5%，呈现负向贡献①。再者，由储蓄和出口“双盈余”所积累的大量外汇资本的回报率低于国内资本的回报率，无异于一种无形的资本浪费。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负反馈机制，若一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现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发生增长，就会造成本币升值，进而影响出口，这一结果会随着中国实现后发赶超的事实而避无可避。
净出口需求应当是可贸易品基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获得的产品竞争优势和国际市场份额，它只是总需求的一小部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外贸依存度呈下降趋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显著提升[35]，2009-2020年间平均水平达到102%，同期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平均水平超过了50%。2000-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08、15.41、12.19，消费部分波动幅度最小，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器”作用。这意味着国内市场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部分，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为突出。需求战略由外需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已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外需走低以及世界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的有力应对。
尽管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过去三四十年中，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劳动人口规模攀升叠加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对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这一“人口双转型”的红利不断减少。同时，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为低廉，逐渐挤占了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部分地区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有悖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一般地，若长期依靠低要素成本或资源禀赋优势维系经济增长，可能陷
入“资源诅咒”和比较优势陷阱。
转向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是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市场规模是影响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36]。所谓新发展格局下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是指重组国内价值链以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后发优势或先发优势，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从供给端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具有丰富的资本存量，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这为我国塑造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重要支撑。从需求端看，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WTO提供的数据，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2万亿美元，占据了11.5%的世界市场份额，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3775亿美元，贡献了全世界8.2%的市场份额②，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我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FDI市场，中国市场对国外资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外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管理技术的流入，也有助于拓展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这一系列条件充分表明，我国具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的强大能力。
市场需求可以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引致创新”和价值增值。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是连接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国内产业链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发展方式，加工制造曾是我国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重要产业形态。现阶段这一方式难以为继，一方面，低附加值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进入壁垒低，众多新兴国家加入竞争，易诱发利益争端，不利于国内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间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中的国内产业链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形势下高端产业回流以及低端产业转移至新兴国家的叠加影响，存在着断链的压力。
由“技术追随者”转变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跑者”，实现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是促进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高质量匹配、抢占国际大市场的根本途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突破当前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支撑，是供给结构优化、价值链攀升、大国经济竞争的必然走向和核心所在。增长理论表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
实践同样证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长期回报是一段时期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受限于过高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营利者转而研发纺织机，以资本要素取代劳动力，能源的低价格使得蒸汽机等先进机器得以大范围推广应用，使得英国在17-18世纪近百年内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37]。需要明确的是，“以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念在工业化中后期难以再发挥效用。关键核心技术既买不来，更要不来、讨不来。2018年以来美国限制与中国在芯片等关键原材料领域的贸易往来，直接导致中国相关上下游产业产出大幅下降，其中仅汽车产量就减少了10%。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早已表明，产业部门在国家竞争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着力强化产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起能够替代存在断链风险的外循环环节的产业群，进而提高国内价值链在全球循环中的附加值和自立性。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内外协同开放。对外开放是国民经济更好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开放发展战略的一方面，若只注重对外开放则是本末倒置；对内开放既是新发展格局下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首要要求。在对外开放策略下，我国沿海地区依赖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内外开放不协同导致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内大循环畅通。在一个国家内部，虽然能够通过牺牲部分地区、部门和群体的利益快速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嵌入全球价值链，但能否达到世界先进制造水平、跨入高收入行列和实现国民经济由大到强，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劳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那部分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开放交流更加频繁、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国内大循环的整体能力才能得到提高，在国际循环中才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者协同，是开放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
内外协同开放不仅是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有力手段，也是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必要举措。李克强总理曾强调：“随着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产业竞争力开始有所削弱。⋯⋯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必须转移出来，而转移的方向就是中西部地区”。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基础、生态环境承载力、自身特色等实际情况，只有推动制造业由沿海地区向内
地梯度转移，重构国内产业空间格局，强化现代产业体系的协同能力并放大其配套优势，方能打造合理分工、协调联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以有机融合的区域价值链循环为“桥梁”重组联通国内价值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发展，这一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同样也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
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与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但目前在多个方面都存在一些堵点，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不相适应。
目前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的深层次问题是市场和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导致政府职能错位，过多干预市场行为。在政府官员的“锦标赛”晋升模式下，地方经济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本地思维”和短期行为，形成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市场的条块分割，导致“行政区市场经济”。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周期短、投资收益大的产业项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地区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在企业兼并扩张方面，为防止企业向外地发展或保护当地企业，存在“拉郎配”或“劫富济贫”式兼并。具体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行政干预过度的现象同样较为普遍，不利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竞争，且间接强化了优势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行为，根本上源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区域倾斜和不规范优惠政策、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偏好、政府间合作机制虚化等。
市场制度体系和设施建设直接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发育。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竞争规则、市场信用等制度规则以及流通体系、信息和交易平台等市场设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信息和产权交易市场平台不健全，产权保护的司法执行不到位、执法标准不一；在与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对接方面不够灵活；各地区市场之间的行政壁垒及不合理限制阻碍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失信和违法成本不高，社会公共信用信息难以获取、信用体系不健全等。由制度不规范和制度漏洞导
致的寻租、行贿、贪污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降低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不过山海关”更是生动反映了东北地区偏低的营商环境质量。在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区域之间交通、物流、通信、能源等设施网络的健全程度差异较大，“最后一公里”“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等问题突出，均不利于经济循环畅通。
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可以为匹配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循环提供强有力支撑。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循环在产业和科技支撑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在产业链方面，产业空间格局存在地区异质性突出而产业同质性明显的症结，导致多元化的地区优势未被充分利用，产业链整合资源的能力弱、协同效率低、产业配套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出现了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产业结构脱离实际需求的倾向。外资品牌形象及品牌文化渗透到国内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中，对本土企业赢取市场份额造成一定挤出效应。在价值链方面，我国产业价值链长期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环节，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低，产业“大而不强”的发展矛盾较为突出。在创新链方面，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5%。这一方面源于基础研发投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为6%左右，远低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也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偏低。企业研发更多侧重于应用，但严重依赖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激励，这导致企业研发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提高企业研发的内在积极性，是强化经济循环科技支撑、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当务之急。
开放可以增添市场活力和循环动力。改革开放初期，为快速积累物质资本，我国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内、对外开放的协同作用。政策性开放下的资源倾斜造成了“先富”未能较好带动“后富”的局面，东部沿海地区外向性明显、经济发达，但未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内陆地区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党中央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内开放跨上了新台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战略使得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上的空间扭曲有所缓解。但东部以外地区的
外向度偏低、区域之间联通力弱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虽有所缩小但并不显著。内外开放不协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005-2020年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GDP之比由3.28缩小到2.46，与中部地区之间由2.95缩小到2.37，但与东北地区之间则由6.41扩大到10.28；2020年人均GDP最高值为北京的16.4万元，是最低地区甘肃3.6万元的4.6倍。当前亟需推进国内市场对内、对外协同开放，否则在“累积循环”作用下区域发展失衡会更加严峻，进一步弱化国内大循环动力。
劳动力等要素自由参与市场经济生产并凭借市场贡献获取公平的要素报酬，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牵引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失衡问题总体呈现结构性恶化，过高的收入差距和较小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利于释放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最高2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家庭的10.2倍，两者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8167元扩大到2020年的72425元。我国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9年的38.8%，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的64.8%、南非的60.2%和印度的60.5%，居民消费需求提升仍有较大空间。由于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从城乡差距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支出比依然较大。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动摇了“需求牵引供给”和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内在基础。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一个发展方式和增长路径的转变过程，更是一个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结合前文分析，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需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要求找准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定位的最佳结合点，关键在于推动政府治理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政府作用发挥并不矛盾，相反，它离不开政府提供的相关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不能抹掉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只是其行为方式应当由直接干预、管制经济活动转变为重点强化市场监管，建设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行为，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彻底打破市场分割和不正当竞争局面。比如，将国内统一市场规划、市场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人才及创新要素引进与共享、企业跨地区交流合作与重组等内容，统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行动激励计划，真正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职能有效发挥结合起来，强化地方政府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动力。
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和高质量的市场基础设施，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竞争新优势的根本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全局性制度安排。基本思路应是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区域市场壁垒，推动市场发展更加包容、平等、开放，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竞争活力。首先，企业是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应强化竞争规则的基础地位，为保持微观主体活力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行业垄断以及地方保护，完善产权制度和公平竞争机制，切实做到依《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各种所有制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引导。其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基础上推动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要破除各种妨碍商品、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物流系统和交易平台，畅通地区、城乡之间的商品及要素循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建立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制度性开放市场，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国内市场环境，提高国内循环效率，吸引和留住更多国内外优质要素资源。
坚持创新驱动、健全现代产业体系，是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的根本路径，也是推动供给与需求平衡、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举措。这要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提升供给体系的关联度，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动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品牌，并且推动创新技术在相应产业领域广泛应用，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禀赋和特色优势打造产业集群，结合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推进产业配套效应最大化，做优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国层面重点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产业链在全球循环中的韧性以及竞争力，提高产业链国内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打造以创新为导向的更
高质量的供应链、产业链。另外，创新来源于人才，要注重对各类高质量人才资源的培育和配置，健全科技人才创新激励、评价体系和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创新环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自贸试验区、贸易港建设及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为开放窗口，打造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合作新局面，直面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国际循环的复杂多变局势。其中，在对内开放上，以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城市群等建设重大发展战略为依托，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优化配置，推进产业转移示范区与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打造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功能明确、协调联动的区域经济格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就对外开放而言，规则和信用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石，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是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要促进国内经贸法律法规、质量标准、认证认可等接轨国际标准，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推进多双边合作，不断健全政策保障和服务体系，在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欧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性平台及条约框架中积极作为，夯实国内国际循环的市场基础。
经济循环是财富生产与分配过程的统一，一方面要体现效率，通过生产和提供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形成高质量供给；另一方面也应促进公平，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市场购买力和居民消费需求满足能力。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配套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国内市场购买力，具体可从三次分配方面综合施策。首先，提高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取收入的能力。重点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农地流转制度，促进更高质量就业，拓宽劳动致富途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等群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通过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切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其次，要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加速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并通过公共服务消费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等手段，加大对高收入、不合理收入
的调节力度和规范强度。最后，鼓励社会优势力量“分利于民”，营造全社会相互帮扶的良好氛围，引导各类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三次分配。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来看，以合理的收入分配实现消费需求满足，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牵引。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
在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正式发布，明确了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这既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能够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再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和国家接连出台了大量相关的规范性文件，高度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的要求，使资源要素按照经济规律顺畅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市场领域始终存在着行业壁垒、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和市场封锁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务仍然还没有完成，构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成为当前应对国内外压力和挑战的当务之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国家治理的任务非常繁重，其中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市场规则和价值体系，提供明确的、统一的和稳定的秩序。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地区、城乡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也受到差异性的挑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治理难题，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根深蒂固，滋生出大量的市场乱象和管理难题，甚至是腐败问题。市场领域中大量隐性或显性的封锁，割裂了部门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了市场运行的成本，损害了市场主体的权益，也限制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不仅制约了国家谋划重大战略规划的能力，也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路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绝不仅仅是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产品和服务等要素的流通及其优化配置问题，更涉及到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技术标准、实现公平执法和加大监督力度等政府治理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必须要加大力度建立健全法治体系、优化政府职能体系以及全面提升社会活力，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支撑，尤其是要实现全国范围内资源的优化组合，不断提升国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
统一的大市场需要统一的制度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要强化中央的权威性，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多边协调机制等，深入调整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发展高度灵活和行之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也意味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突破口，打破制约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要素和环节，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营造更加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升级。而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不仅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枢纽所在，也是把市场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结合起来的关键途径，具体包括强化统一的法律制度、建设高标准联通的基础设施、形成统一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强化公平公正监管、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及其效率损失，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市场经济体制通过高度简化的价格机制，来安排和协调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探索的要求，也是思想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和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认知也不断深化。其中，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数量和范围等方面的“量”的变化，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强度和深度等方面的“质”的提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相关领域改革
的基本方针，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更加重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精准，对运用市场机制更加自信。
经过四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初步显示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但也不得不看到，超大规模市场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专业分工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还体现得不够充分。特别是，随着各个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知识和数据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不断市场化，市场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拓展，加快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但国内市场的区域壁垒和地方保护也逐渐升级，还变得更加精巧和隐蔽，比如从保护本地资源和商品转向保护本地要素和服务，从保护本地企业转向保护本地市场，从简单护短保护转向给予差别化优惠待遇等。这些导致市场体系的分散，市场机制的扭曲，要素资源的阻滞，更导致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平。所以，市场虽然很大，但却不统一，更不强大。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打造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良性发展的新格局，更好地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核心任务就是做强市场，由大转强。做强市场不仅是要扩大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搞所谓“大而全”的大市场建设，而且也是要注重制度规则更加完备，结构层次更加优化，市场发展更高质量，影响力和吸引力更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达到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均衡。只有立足全国，做大做强市场，提高经济发展的能级，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有效消解外来风险的侵袭。
做强市场必须要依靠深化改革来实现。面对市场条块人为分割、市场要素流动不通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竞争不公平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优惠政策、选择性执法等地方性壁垒，做强市场意味着要打破市场壁垒，破除地区分割，瞄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准入等关键问题，实现制度规则、流通体系、要素配置、商品服务市场和市场监管的统一。其中重点是畅通市场循环，促进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构建公平竞争、高效运行和动态均衡的国内市场。当然，改革绝不是枉顾地区差异搞“一刀切”，更不是要完全抹杀地方的比较优势，而是要在
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协同发挥地区特色及其优势。这是要在坚持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从点到面到全局逐步推进，最终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益增多。2020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经济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高质量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磅文件，为持续做大做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方向和政策指引。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的背景下，物流配送、信息传播和商品销售等领域的数字经济业态加快发展，推动了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高标准联通、数字化改革和智能化升级，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案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可以预期的是，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必将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塑造更加强大的数字生产和消费大市场。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国家治理的保障和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要合理发挥“有形之手”的保障作用，更要积极发挥“无形之手”的杠杆功能。政府既要做到有所作为，也要做到有所不为，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基本经验。而真正要坚持和落实这些经验，首先必须要从国家治理上寻找答案。正如《意见》第“二十七”条所指出的，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认识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坚决做到全国一盘棋，打破各种制约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障碍。
有为政府意味着政府必须要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的能动作用，使经济和社会活动回归到市场的轨道上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补救和矫正市场失灵的消极后果。但政府有所作为并不是政府可以任意作为，更不是胡乱作为，而是有边界、有限制和有约束的作为，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要在法治的框架内积极作为，把精力放在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和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
争和社会信用等制度体系上，以制度优势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尤其是落脚在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等关键问题上，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使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同样重要的是，有为政府也意味着政府必须要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不是政府无所事事，放任自流，不管不问，而是指政府必须要抛弃“一亩三分地”思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既不能盲目自信，认为政府能够比市场做得更好，也不能狂妄自大，认为政府能做好市场做不好的事情，避免介入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依法依规维持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促进合法经营，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特别是，有所不为必须要树立大局意识，坚持法治的底线，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尊重企业和企业家，坚决避免乱作为，比如随意打乱企业的正常工作，粗暴要求企业停工停产，给企业和企业家“穿小鞋”，不择手段地招商引资。当然，有所不为与有所作为是相对应的，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
有为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立破并举，有破有立，双向用力。其中“立”主要是贯彻和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紧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和部署，着眼于运转规范、标准明确、公平竞争和平等开放等方面的制度统一，切实解决市场主体的难题和诉求，为社会各方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尤其是要大力推进政府治理理念、制度和方法的革新，注重应用数字化技术创新市场监管方式等，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破”则是指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加快清除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着力解决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行为，加速破除各种封闭小循环和小市场，全方位消解分割市场的力量，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土壤。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运行，都牢牢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之中，既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影响到社会的运行及其风格。从《意见》的内容来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社会建设有关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大力建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共同体，打造多元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是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社会活力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市场价值：首先，打造更加有活力的社会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民众的权益，推动社会主体广泛而深度的参与，提高社会民众的法治和民主素养，提升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其次，更加有活力的社会也能提升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激发多元社会主体的自治和共治，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市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具有活力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民众的聪明才智，多维度孕育和激活市场改革、发展和创新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提升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市场主体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坚力量，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的质量和潜力。但这些也是跟社会活力紧密相关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允许人们自主选择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发展特异性的思维方式，去构想新事物，去创造新事物，最终激发出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市场的创新及其活力说到底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精神，具体的精神元素包括开拓创新的意识、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积极进取的态度，比如要真正尊重企业家的地位，就必须要形成开放平等的社会文化，尊重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切实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给予企业家应有的地位和荣誉。只有社会更加丰富多彩，拥有更多精彩而丰富的灵魂，才能激发社会民众的想象力，才能带来创新发展的浪潮，获得改革和发展的红利。
打造具有活力的社会，必须要加强社会的系统化建设，深入推动民主和法治建设，为社会运行提供良好的规则和秩序，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激发社会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力，打造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打造与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活力社会，既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来反哺社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为社会生活注入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也需要严格划定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避免政府大包大揽。最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充分结
合起来，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的良性互动，正向循环，相辅相成。只有社会更加有活力，市场才会更加有动力，政府才能更加有定力，国家才会有更强的综合国力。
安蓓、杨思琦
（2022年5月21日）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安蓓、杨思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应当如何准确认识和理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何深意？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彰显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势，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同时，有助于更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这位负责人说。
从意见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看，无论是强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还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等重大举措，都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动体现。
意见开宗明义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这是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要性的一个基本判断。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不断增强我国的市场优势，才能有效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和市场资源，更好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支撑。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改革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强调，这涉及发展方式深层次的变革，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必然要求攻坚克难推动深层次改革。
意见把“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作为首要任务，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四方面提出统一要求。
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关键是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重点是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重点是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综合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加快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促进营商便利化、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有利于维护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关键的是要破除要素市场分割和多轨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明确了构建统一要素市场这一重要改革方向，进一步部署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大举措，既一脉相承，又进一步深化发展。
在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方面，意见提出“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等；在技术和数据要素方面，提出“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等，并将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纳入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体系。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关键所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也是关键所在。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关键是正确认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大市场，畅通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说。
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要求企业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不得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设置障碍；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以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意见提出四个“清理”的硬任务和若干“不得”的硬要求，明确要动态发布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清单，建立典型案例通报约谈和问题整改制度。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市场，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面貌。通过改革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形成大工厂和大市场协同效应，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说。
佛山日报记者刘蓉
（2022年5月16日）
上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出，中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明确要建立统一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等，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肖金成在接受佛山日报《理论周刊》专访时表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提高国内消费市场的水平，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佛山企业要抓住机遇，做到“两个面向”，既面向国际也面向国内，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什么是“统一大市场”？为何现阶段需要“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全国一盘棋，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规则，形成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市场引擎。
《理论周刊》：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何现阶段我们需要“统一大市场”？
肖金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发展格局具有密切的关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际大循环就是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国内大循环则强调扩大国内的市场需求，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国内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如受疫情影响，各地“层层加码”，不让卡车下高速等，严重影响生产和流通，说明中国的“内循环”还存在很多堵点。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大力
度畅通国内大循环。“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实现全国一盘棋，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规则，形成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市场引擎。
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之一。不过，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市场，但是大而不强。14亿人的消费规模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国内居民消费能力还比较弱，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大，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要素流动的障碍比较多，物流成本还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出台《意见》有利于消除区域壁垒与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要义就是扩大国内市场，将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数据和技术市场、能源市场、生态环境市场做到全国统一制度规则。我国此前推出了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区域重大战略，提出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全国则要求市场一体化，消除区域壁垒，经济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流动。
当前中国要素市场流动依然存在颇多障碍。以劳动力流动为例，中国的劳动者包括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跨省市、跨区域流动，但是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依然牢牢与户籍挂钩，不能享受和当地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资本和产业转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再如资本市场。产权交易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应建立多层次证券交易体系，并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合作衔接，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
另外，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这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如果分省下达指标对于能源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的省市的压力就很大。如果碳排放指标在全国进行统筹，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利于建立节约能源的体制机制，有利于能源的结构调整，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此次《意见》的亮点之一便是首次提到了生态环境市场与能源市场，值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此外，城乡要素流动还存在很多障碍，如城乡土地制度还不统一，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实行不同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还遇到很多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需要进行深入探索。还有就是外来务工人员，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地区打工的人很多。劳动力要素是要素市场的重要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经商，很多人到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低，一般一个人进城，家属留在原籍，收入的
大部分汇到老家，使就业当地的消费市场难以扩大。如果他们选择回到原籍去就业，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就会短缺，劳动力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就会下降。
制度与规则，“立”要立得起来，“破”要破得彻底，才能真正建立起全国统一大市场。
《理论周刊》：对于如何建设统一大市场，《意见》提出“立破并举，完善制度”，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您如何看待《意见》中提出的这六项重点任务？如何实现这六项重点任务？
肖金成：这六项重点任务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每一项都有具体措施。谈到立破并举，这个非常有针对性，破和立主要在制度和规则层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初期，再到如今提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是三个发展阶段。必须把不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或者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破除掉。这些制度规则有些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有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有些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有些是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应彻底清理加快废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内循环”不是“小循环”，国内市场不是行政分割的各种“小市场”，应破除形形色色的“小市场”“小循环”。
立是指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新规则新制度，地方规则不能违反中央制定的制度和全国通用的规则，就像普通法规不能违反宪法一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定要把统一的制度规则建立起来，不能各行其是，另搞一套。制度与规则，“立”要立得起来，“破”要破得彻底，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理论周刊》：《意见》提出“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家陆续推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粤港澳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您有什么建议？肖金成：过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常说世界有两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经
济全球化，第二大趋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在趋势仍没有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国际和国内，比如欧盟、东盟、亚太，都是国际化区域。国内也有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我们
研究这四大区域的时候，都会提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多个方面。推进区域合作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矛盾，合作应由近及远，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形成新的模式，总结经验，其他地方可以借鉴。因此，我提出全国市场一体化要从区域开始。要突破行政分割，消除区域壁垒，才能实现一体化。
当然，一体化也是分层次的，要寻找突破口，要建立示范区，然后推动全国的一体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从区域到全国，再到全球，以国内大循环支撑推动国际大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来看大湾区范围内的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基本实现，下一步就要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先行先试的区域，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能够形成一些有效模式或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明显的信号，就是拓展国内市场，外向型企业能不能调头，做到“两个面向”，既面向国际也面向国内，做到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理论周刊》：广东佛山是民营经济、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此次《意见》中也着重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企发展。您认为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佛山的民营企业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肖金成：的确，《意见》着重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企发展。《意见》中指出，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研究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要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所以说，《意见》通过强化反垄断、加强平等准入，以及对于诸多久拖未决的痼疾治理，未来中国多数地区的营商环境有望迎来新转机。
佛山的民营经济很发达，尤其像顺德、南海两个区，在全国影响很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佛山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我有两个方面的建议给佛山企业界：
市场。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产业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像顺德、南海的一些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等。目前国际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一些企业仅仅面向国际市场，将来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要看到，国际市场不再畅通无阻，美元贬值，企业赚到的美元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生产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各种要素成本都在上升，国际竞争力在减弱，佛山的企业应该看到这些变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明显的信号，就是拓展国内市场，外向型企业能不能面向国内市场，开拓国内市场，做到“两个面向”，既面向国际也面向国内，在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业结构要优化调整，产业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很多地方政府担心产业转移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担心空心化，我认为这只是结构发生变化，总量不会发生变化，企业总部、企业的主体仍留在当地，只是产业链条延伸了，企业规模扩大了，实力变得更强，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当地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10日发布。为何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什么重要意义？有哪些重要改革举措？如何落实？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不断显现，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设施加快联通，要素市场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共识不断凝聚，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但也要看到，实践中还有一些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比较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不完善，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和程序不统一，超大规模市场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等。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行动纲领，必将对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利用发挥、巩固增强我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只有国内市场高效联通，打通从市场效率提升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市场主体壮大、供给质量提升、需求优化升级的通道，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才能扩大市场规模容量，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的优势，进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市场体系首先应该是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市场基础制度、市场设施联通水平、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监管现代化水平等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加快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统一市场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基础。
果转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可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禀赋优势转变为强大竞争力，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捷流动，形成对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还有利于提高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取得新优势。
更多市场需求，以优化市场环境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以打通堵点卡点拓展更广阔流通空间，以公平公正监管营造更透明营商环境，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
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
场干预行为。意见从着力强化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等五方面作出明确部署，旨在打破各种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显性、隐性壁垒。
建立健全完善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及时督促检查。加强跟踪分析和协调指导，切实协调解决相关问题。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市场干预和不当竞争行为问题。
人民日报评论员邱海峰
（2022年5月17日）
当前，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但近期外媒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回计划经济”“搞自我封闭的内循环”“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等。这显然是误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明确“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非“重回计划经济”，而是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高度重视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聚焦基础制度完善、市场设施联通、要素市场建设等重点方面，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不断显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不仅如此，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持续增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2021年中国引资规模创新高，达到1.15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62.9%，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既让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也促进了国内国际双循环。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中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这一优势已经且仍在发挥巨大作用，但要让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挑战不少，特别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比较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不完善等。破解难题，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必然选择，也是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基础的题中之义。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搞小循环，而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尤
其是要拆除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壁垒”，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让小循环变大循环，让大市场成为强市场。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伊里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搞封闭的内循环，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很多人注意到，1—4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25799亿元，同比增长7.9%；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0.5%，平均每天有1.5个外资大项目落地。事实反复证明，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封闭，也不会封闭。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世界各国在此过程中将共享更多的中国发展机遇。正如渣打银行（中国）总裁张晓蕾所说：“我们看好中国长期发展前景，对中国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机遇满怀期待，也将继续在华投资发展。”
畅通大循环，利好双循环。中国越发展，世界越受益。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必将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活力。
凡一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我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何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对此，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张鹏，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朱克力，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杨德龙，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端等多位全国知名专家，多维度解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何在。
何为全国统一大市场？
4月10日，《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提出我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那么，何为统一大市场？打造统一大市场到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统一大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同时，市场的监管要公平统一，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进一步规范的大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根据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主要目标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
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的角度，意见明确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指引“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取得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整个经济体系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显。
徐洪才以城乡协同发展为例，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在过去形成了一种单向流动，城市虹吸效应明显，如同抽水机一样，把农村的人才、资金吸并到城市中，没有形成良好的回流机制，未来中国要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而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而得到相应缓解。
徐洪才认为，尤其近几年因受疫情和复杂国际关系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科技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卡脖子环节，创新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能否进一步发挥，影响到未来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性。
“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非常有必要性，通过统一市场准入标准，让所有要素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与分配，打破各种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运转效率，为各类资源要素流动提供方向性指引。”徐洪才表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破有立，规则统一，不能各行其是，而且这个规则要跟国际接轨，有助于形成高水平的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鹏表示，建立统一大市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结束和城市化时期的开启，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源泉，已经由工业化时期要素需求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合理配置和优化配置。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解决要素市场流通中各种制度壁垒、流通壁垒，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使各种要素在价值最高的地方得到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要素配置扭曲，这对激发创新效率、挖掘潜在需求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助于疏通国内大循环堵点，加速产品和要素流通和循环，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
具体到资本市场建设，张鹏表示，在统一的全国市场体系下，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分类支持。资本市场对龙头企业转型发展要从聚焦于做大向聚焦于做强转变，将龙头企业培育为各行业规模大、实力厚、有特色、创新强的能代表中国一流世界前列的优质企业。
比如对于传统制造业，资本市场要在支持其数字化转型、工业化与数字化融合、智能化制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传统行业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二次增长曲线腾飞。对于符合专精特新类等新科技行业，建议资本市场适度放宽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等企业上市条件，支持符合条件龙头企业相关板块通过分拆、分类上市实现龙头公司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针对意见中提到的“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宏观而言，当前正值大数据发展的关键时期，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为数据开放共享奠定基础，通过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个人等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让数据能够更好地流动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数据资源价值，从而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
就微观而言，随着大数据产业和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企业数据治理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统一大市场需求，数据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有序的流动和合理的集聚，这将会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不断涌现。
那么，关于未来数据要素市场应该如何搭建？
朱克力认为，一方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统筹规划，需要顶层设计和有效监管。加快推动不同主体间的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数据开发利用、交易服务等流通机制，加强合理的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数据资源配置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灵活配置，需要多方力量有机结合。鼓励
市场微观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共同搭建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探索可行的数据交易机制。
“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是我国打破区域划分、实现全国一盘棋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有利于推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国一体化格局。”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在新形势之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的重要方针，有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杨德龙认为，意见着眼于中长期规划，在战略新兴行业以及传统要素市场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涉及多个领域，如新能源、传统基建、大数据、物流、储能行业等。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疫情时代的复杂局面，国家宣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恰逢其时。杨德龙称，通过统一规则和标准可以大幅提升市场效率，尤其市场监管方面也要统一标准，如此一来，全国一盘棋、多头并进、齐抓共管、实现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弥补监管的漏洞。
在杨德龙看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进一步畅通，提升内需，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高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数字技术又将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对此，记者采访到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端。
“面对世纪疫情、百年变局叠加演化和大国博弈复杂化的时代背景，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进一步畅通内循环体系，把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供应链韧性优势有效结合，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陈端表示，这样既可以倒逼产业升级，又能让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陈端看来，意见的出台不是着眼于当时当下，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是致力于构建长效机制、形成长效影响力的纲领性、方向性问题。”
当下，意见从政策精神到实际落地，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实现？
陈端认为，首先要打破过去形成的区域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着眼于全国
统一大市场大格局，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东中西部发展的再平衡，实现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配置，推动各个区域产业发展升级。
在数字建设方面，陈端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征程中，数字新基建可以带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有效推进区域分工整合、互补和协同。此外，数字技术对于微观企业主体的提质增效、生产赋能，可以有效带动微观层面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
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方式和目标发生了系统调整。中国经济要在新的条件下达成新的目标，必须站在国际格局转变和中国国情特征的宏阔视野，充分发挥并不断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来释放国内增长潜力，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总体要求、重点工作、保障举措等多个方面，对我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做了系统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充分体现出对实践需要的积极回应。
对于一个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言，中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种理解本质上是对“为何要加快建设”以及“怎样能加快建设”的回答。考虑到在中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多面性、复杂性，充分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把握其背后的理论、历史、时代和实施逻辑，这四重逻辑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过往和未来、方向和操作相结合的特征，因此是大历史观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个主题中的具体应用。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增强、流动范围扩展，促使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顺畅对接，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市场规模和能级不断扩展提升的良性格局。就本质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是在时空变动中更加彰显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这种实践诉求可以从已有经济理论中得到支持。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
生成逻辑，强调了社会分工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社会分工通过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约工作转换时间、促进机械和技术发明等机制而导
致社会财富增长。进一步地，亚当
程。
如果说亚当
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视为人类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构建起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并强调了商品向货币“惊险的跳跃”、不同经济部类之间平衡、虚拟资本服务产业资本、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即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联系中来实现，而且应保持不同部门、产业、领域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力高度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此前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就有可能从“促进”转为“制约”，据此，更需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和目标定位，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样的生产关系调整来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总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本质是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这是符合现有经济理论的。中国的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特征、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实践条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将理论逻辑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持续过程。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高度依赖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选择。中国的实践经验清晰地表明：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是显著，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范围越是广泛，则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是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中国这个传统的东方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探索。为了突破国内外多重制约，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直至70年代末期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以政府高度集权和计划配置资源为基本特征，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安排将资源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自主权极为有限，微观主体用以交换商品和配置要素的市场也被禁止。如农产品通过政府统购统销进行供求对接，农村劳动力被局限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等等（高帆，2019）。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非常微弱，商品和要素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完成调配，尽管这种调配可能是全国性的，但其与微观主体依据价格信号形成的“全国市场”存在重大差别。从绩效来看，以限制市场作用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但却因资源错配、对微观主体的激励不足而导致经济效率长期低下。
1978年，以安徽小岗村实施大包干为起点，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向是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主要方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微观主体活力释放、市场机制作用凸显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我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外，涌现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等市场主体，微观主体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长。在“放权让利”的改革逻辑下，通过指令性计划对资源进行配置的领域大幅度缩小，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权也在扩大，其可以依据市场信号进行自主决策，决定自己的产品交易对象和要素配置方式。在政府管制放松和微观主体逐利的共同作用下，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的地理范围逐步从本地走向全国，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先后通过“离土不离乡”“离土且离乡”两个阶段进行社会化配置，这种配置是微观主体市场选择的结果。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劳动力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全国范围内再就业，其流动的规模和范围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围内也举世罕见。这一全国性的流动过程对微观主体意味着工资性收入增长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整体经济意味着要素配置优化和经济持续增长。
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历史“参照系”。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限制甚至禁止市场作用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凸显市场功能并推动市场规模扩展，能够产生财富生成效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一个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商品和要素配置范围扩展的过程。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则是对上述历史逻辑的延续，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凸显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改革开放推进40余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大规模脱贫、快速城市化等一系列发展奇迹。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视角出发，当前中国需要站在新的起点，重新审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基于时代逻辑来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义和方式。从宏观角度看，当前中国面临的时代特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融入全球经济密不可分，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但现阶段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增强，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经贸压力日趋加剧，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在产业升级和核心科技领域面临着“卡脖子”挑战，这种外部环境变化需要中国更加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压舱石”“稳定器”功能，在国内市场扩展、产业竞争力增强的基础上形成与域外经济的高水平再平衡。二是在国内层面，中华民族已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深刻改变了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局面，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社会财富进一步扩大、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大国实现共同富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激发国内的经济活力，实现商品和要素更为高效顺畅的对接，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经济持续发展能力。新时代我国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以外部压力、内部推力等方式促使我国必须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与上述时代要求相对应，我国的经济实践存在着诸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因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从国际比较角度
看，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消费对产品供给的带动作用亟待增强，而企业生产针对多元化需求的创新尚不充分，这影响了供求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动态攀升态势；地区间的
资本要素时并不平等，要素配置存在着“短缺”与“过剩”并存的情形；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王一鸣，2021），物流成本降低程度较为缓慢，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对接尚不顺畅，技术型和制度型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存在着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资本配置存在着“脱实向虚”情形；信息化技术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中的作用有待增强，农民的要素配置选择权需要进一步扩展，等等。
显然，从时代背景看，现阶段我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极为重要，但实践中存在着这种建设进程的多重阻力，这意味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任重而道远，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或毕其功于一役。
新时代中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契合理论、历史和时代逻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单纯强调加快建设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必须深入探究加快建设的具体方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说到底是要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是衡量建设绩效的根本标尺。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作用的因素有些是技术层面的，如信息技术在供求对接中的应用程度；有些则是制度层面的，如地方政府对商品流动和要素配置的影响。但技术变迁与经济制度的激励方式有关，微观主体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下开展经济活动。从这种理解出发，我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是经济制度改革，通过生产关系再调整来激发新一轮的生产力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实施基础，即通过经济体制机制完善来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权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拓展市场机制作用，在价格精确反映稀缺程度的条件下实现商品、要素在全国范围
内的再配置。扩展而非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而非抑制微观主体的活力，是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路径。
从实施的角度看，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味着政府-市场关系的再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增长等目标而介入土地配置中；在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本配置中，政府也通过施加影响而使国有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在资本获取中占据优势；在商品销售领域，地方政府出于对当地企业或产业的保护而形成市场分割，导致其他地区产品面临着跨地区交易的制约；等等。在这些领域行政力量形成了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为此必须加快深化市场化改革，从制度层面限制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介入，将商品交换和要素配置的权利更多交给微观主体和市场机制。
“精巧的机器”是有运行条件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更是建立在对微观主体产权保护、各地区各部门市场规则统一、市场交易成本降低的基础上，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均有赖于政府的作用。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加强对微观主体的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对市场欺诈、违约、垄断、侵犯知识产权等的防范和惩处力度，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发展形成稳定预期。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提高跨地区跨部门的物流效率，切实降低微观主体利用和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
革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与实践需求相匹配的央地关系和政企关系，完善目标导向和约束机制，激励不同地区在全国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探索加快市场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使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从增长目标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从直接参与市场转向服务和保障市场，从与微观主体相竞争转向更加鼓励微观主体发展，进而夯实市场秩序扩展的体制基础和持续动力，为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基石。
每经评论员胥帅
（2022年4月13日）
4月10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简称《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明确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并从六个方面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笔者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广泛，资本市场也将极大受益。
最近两个交易日，A股物流板块集体大涨，当中就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利好刺激。消除交通、物流运输的地域阻隔，这是相对容易实施的标准操作。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标准不是拘泥于个别行业管理的微调，而是规则的标准。规则的标准不是要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之路，而是通过规则建设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这些梗阻就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生产要素的人为割裂、资源市场活力不足等。
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地方企业的过度“关爱”。而市场的逻辑是通过竞争完成资源配置，效率高低决定生产资料的分配，这必然导致市场主体的清算和淘汰兑付。但在地方不断通过税收、财政补贴、订单买断等方式输血后，形成了市场的软约束机制。推导到资本市场，这也容易造成一些壳股被不断炒作，不少投资者笃定垃圾股有国有资本兜底。无论垃圾股跌多深，似乎悬崖边总有一双兜底的手，随时可以拉一把。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出之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点名“僵尸”企业，明确对于主业萎缩、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企业，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制度，坚决推动出清。不难看出，这是对A股“僵尸企业”的双重暴击。全国统一大市场既然强调市场，兜底逻辑就不复存在。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还会让伪“小而美”无所遁形。一直以来，一些企业打上“小而美”的标签，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超过平均水平的估值。当中存在一些依靠行政壁垒或者地方扶持的伪“小而美”，这些企业依靠的不是生产效率、管理效率、竞争力等刚性指标，而是通过地方设置禁入门槛、独家垄断销售等方式存活。尽管这种方式令伪“小而美”获得最大利润，但伤害了整个区域的效率和收益，是隐性成本外部化的一种表现。
《意见》里提到，“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
的名义搞地区封锁”。一旦该项政策贯彻实施，资本市场的一些伪“小而美”就会露出马脚。投资者可以观察的一些重要指标就是毛利率、市销率、产能利用率等。同样，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会让更有竞争力的真“小而美”扩张，对这类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企业构成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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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专题系列713（32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评论理论文章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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