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变局中开新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中）⋯⋯⋯337．经济日报调研组：
牢牢抓住能源转型牛鼻子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下）⋯⋯⋯408．经济日报调研组：
把握防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469．经济日报调研组：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5210．经济日报调研组：
以自身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下）⋯5711．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张晓彤：把握员工思想动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
实效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分析⋯⋯⋯⋯⋯⋯⋯⋯⋯6312．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曲洪波、吕晓荣：
百年来党内警示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6813．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王志：
百年煤企“融党建”品牌的探索与实践⋯⋯⋯⋯⋯⋯⋯⋯⋯⋯⋯⋯⋯⋯7714．黑龙江省能源环境研究院赵娴：
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8115．余星：本科高校“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研究以武昌
工学院为例⋯⋯⋯⋯⋯⋯⋯⋯⋯⋯⋯⋯⋯⋯⋯⋯⋯⋯⋯⋯⋯⋯⋯⋯⋯⋯841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8917．中国计量大学王亚琴：
城市红色旅游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11318．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孙树莉、汤宇：
从河南省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工作中得到的思考专题综述⋯⋯⋯⋯⋯⋯11819．中共郴州市北湖区委党校刘文蔚：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郴州市北湖区为例⋯⋯⋯⋯12420．中国人民银行乌兰察布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探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情况为例⋯⋯⋯⋯⋯1322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则琴、运迪：高校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
经验及优化路径基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调研分析⋯⋯⋯⋯⋯⋯13822．中共无锡市委党校课题组：
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与启示以无锡马山为例⋯⋯⋯⋯15123．农发行浙江省分行课题组：
高质量服务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15724．光明日报调研组：根在应用魂在创新四川宜宾学院坚持扎根地方培育
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实践探索⋯⋯⋯⋯⋯⋯⋯⋯⋯⋯⋯⋯⋯⋯⋯⋯⋯⋯16425．中经行业发展研究课题组：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工业经济企稳回升韧性强⋯⋯⋯⋯⋯⋯⋯⋯17026．上海市中医医院曹芳、范青、叶茂：
公立医院干部廉政档案建设现状调查研究*⋯⋯⋯⋯⋯⋯⋯⋯⋯⋯⋯⋯17627．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欧阳邦辉：公立医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实践与
探索以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18128．沧州交通学院李秀天、孟覃：
共同富裕背景下推动沧州市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18429．河南工程学院人文政法学院高庆国：
构建柔性执法机制，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对策研究⋯⋯⋯⋯⋯⋯⋯⋯⋯1893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外事华侨委员会：关于广西发挥旅游业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重要作用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19631．抚顺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关于加快打造辽东绿色经济先导区的调研报告⋯⋯⋯⋯⋯⋯⋯⋯⋯⋯20132．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发展及实践要求⋯⋯⋯⋯⋯⋯⋯20533．周渝金：
湖南省三级医院法治建设开展情况调查研究⋯⋯⋯⋯⋯⋯⋯⋯⋯⋯⋯21134．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21835．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华东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路径研究⋯⋯⋯⋯⋯⋯⋯⋯⋯⋯⋯⋯⋯23336．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课题组：
基于培训调研分析的基层员工教育培训工作思考⋯⋯⋯⋯⋯⋯⋯⋯⋯24237．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张庆熠：
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台州市仙居县和
宁波市象山县实地调研报告⋯⋯⋯⋯⋯⋯⋯⋯⋯⋯⋯⋯⋯⋯⋯⋯⋯⋯247
38．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揭阳市侨资企业营商环境调研报告⋯⋯⋯⋯⋯⋯⋯⋯⋯⋯⋯⋯⋯⋯⋯25939．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以石城为例⋯⋯⋯⋯⋯⋯⋯⋯⋯26440．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孔春林、张榕：
金山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与实践⋯⋯⋯⋯⋯⋯⋯⋯⋯27141．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刘云贺：立德树人培根“五育并举”铸魂新时代
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探索⋯⋯⋯⋯⋯⋯⋯⋯⋯⋯⋯⋯⋯⋯⋯⋯27542．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溧阳市南渡镇庆丰村：稻花飘香的“诗意江南”⋯⋯⋯⋯⋯⋯⋯⋯⋯27843．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领导干部办理信访申诉案件新时代探索⋯⋯⋯⋯⋯⋯⋯⋯⋯⋯⋯⋯⋯28144．山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实践培训基地张婧文：
吕梁市城乡房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督导调研报告⋯⋯⋯⋯⋯28745．衢州银保监分局课题组：
绿色保险助力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以衢州市为例⋯⋯⋯⋯⋯⋯⋯⋯29346．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雪和：
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以新疆为例⋯⋯⋯⋯⋯⋯30047．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李雅芝：
黔南州乡镇中学教师媒介素养调查研究⋯⋯⋯⋯⋯⋯⋯⋯⋯⋯⋯⋯⋯30648．江西省南昌市总工会财务部：让工会经费收得上来、管得住、用得好
关于江西省南昌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的调研报告⋯⋯⋯⋯⋯⋯⋯⋯⋯31249．中国农业银行公司业务部课题组：
商业银行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策略分析⋯⋯⋯⋯⋯⋯⋯⋯⋯⋯⋯⋯⋯31650．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袁峰：
沈阳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322
51．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课题组：
数字时代检察案例库的建设路径研究⋯⋯⋯⋯⋯⋯⋯⋯⋯⋯⋯⋯⋯⋯32852．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哥：
四川省林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33853．中国质量报赴宁夏回族自治区采访调研组：为特色经济崛起提供特别
助力市场监管助力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采访调研记⋯⋯⋯⋯⋯34554．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
债务分析”课题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中的风险及化解建议⋯⋯⋯35255．甘肃惠普律师事务所沈冰涛：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3685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组：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与建设路径⋯⋯⋯⋯⋯⋯⋯⋯⋯37357．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组：西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38558．周立军：
乡村旅游空间体验满意度调查研究以哈尔滨市镇北村为例⋯⋯⋯⋯39359．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业潮”探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40160．梅萍：
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政课评价的优势、困境及策略⋯⋯⋯⋯⋯⋯⋯⋯41161．毛军吉：
新时代金融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研究基于深圳市的调研分析⋯⋯⋯⋯41762．光明日报调研组：幸福花开三涧溪暖山东省济南市三涧溪村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与启示⋯⋯⋯⋯⋯⋯⋯⋯⋯⋯⋯⋯⋯⋯⋯⋯43163．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在文化兴村上“一马当先”⋯⋯⋯438
徐州市沛县河口镇丁溜村：傍着牛蒡，薄弱村发展“牛”起来⋯⋯⋯44265．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邳州市八义集镇苗楼村：“能人”创新，穷村打赢翻身仗⋯⋯44666．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善治拔“穷根”，“桃醉”南北客⋯⋯45067．湖北经济学院徐勇：
央行数字货币推广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45368．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董绚：
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45869．李婷婷：
长子县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实践探索⋯⋯⋯⋯⋯⋯⋯⋯⋯⋯46270．杨欣怡、周静：
重庆某三甲医院推进医联体建设实践探索⋯⋯⋯⋯⋯⋯⋯⋯⋯⋯⋯⋯46771．遵义市政协：
遵义市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调研报告⋯⋯⋯⋯⋯⋯⋯⋯⋯⋯473
“雪域桃源”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依托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6日）
尼洋河奔腾南去，印度洋季风顺江北上，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市形成了高原独特的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域内植被丰富，森林密布。
位于尼洋河北岸的嘎拉村，拥有数百亩野生桃林，每年三四月份，夹岸而生的桃花次第绽放，漫山粉红霞蔚，山野一片明媚。如诗如画的雪域春光，使嘎拉村赢得了“最美桃花村”的美誉。依托桃花，嘎拉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带动全村走上了致富路。
2021年7月21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嘎拉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介绍，走进村便民服务中心、“绿色银行”兑换商店、卫生室等详细了解有关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
总书记殷切的话语，道出了嘎拉村在时代发展下的美好变迁，鼓舞着当地干部群众乘势而上谋发展，不断书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总书记考察嘎拉村一年来，嘎拉村发展思路更清晰、干劲更足了，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围绕嘎拉桃花源、农业综合体等项目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进一步拓展“旅游+”发展模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绿树掩映之下，一幢幢藏家庭院错落有致，村道宽敞整洁，溪水潺潺流淌。嘎拉村在细雨蒙蒙中展现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韵。
嘎拉村曾经一下雨就满地泥泞的土路，早已被一块块青石板取代；过去好几户共用一台犁地车，现在家家都有小汽车；以前守着绿水青山只会卖资源，如今靠着“桃花源”做大做强产业链。
回首过往，恍如隔世。今年38岁的嘎拉村村民达瓦坚参清楚地记得，自己十几岁时，父亲为养家糊口要赶着牛羊翻越村北面的大山去放牧，达瓦坚参经常带着给父亲的食物，清晨从家里出发，黄昏时分才能背着父亲采集的蘑菇、
松茸等林下产品回到家中，那时他只能辍学在家。
“父亲早些年已去世了，他没能看见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年，靠着景区分红、跑运输、流转土地、种植养殖等，一年下来全家收入达30多万。不仅如此，村子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有了水泥路，环境卫生质量也大大提升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达瓦坚参说。
外人难以想象，如今生活比蜜还要甜的嘎拉村村民，20世纪80年代还在色季拉山山沟里靠伐木维生。随着伐木被禁止，村民们才从伐木向护林转变。当时，村里的1200多棵古桃树被分到各家各户，眼看着一年一年花开花落，村民的生活却没有一点起色。
嘎拉村的美丽蝶变，离不开援藏力量。村支部书记边巴说，2014年，在广东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嘎拉村以“整村推进、村景合一”的思路着力打造“桃花村”品牌，统一经营桃花林，兴建游客接待站，逐步推进人畜分离、造林绿化、庭院改造、道路硬化、管网入地等工程，完成了从村庄到景区的蝶变，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收入连年累增，村民们通过吃“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近年来，随着林芝市成功打造“两节一季”“进藏第一站”“人间净地·醉美林芝”等旅游品牌，当地旅游热度不断升温。去年，嘎拉村桃花节累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0余万元，户均分红10万元。“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思路，通过探索推出精品民宿、文创产品等，完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产业要素，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下派到嘎拉村开展驻村工作的达珍表示。
8月的嘎拉村，瓜果飘香、麦田金黄，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乡村美景，映衬着嘎拉人犹如桃花盛开般灿烂的笑脸，诉说着乡村振兴带来的幸福光景。
望着挂满枝头红彤彤的苹果，村民次央开心地笑了。“今年我们村的苹果产量高、品质好，一斤可以卖到6到8块钱，在果园工作一年有两三万收入，这比过去种青稞收入高很多。”嘎拉村观光采摘园占地100多亩，有桃、李、樱桃、葡萄、苹果等十余种水果，硕果累累的果树给村民们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
就在几年前，嘎拉村绝大部分村民仍然只会种青稞，信守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在村党员干部的开导帮扶下，不少村民开始学习种植水果苗木，进入村办
观光采摘园工作。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作用是关键。”边巴说。
桃花过了花期怎么办？季节性收入不稳定怎么办？这些都是嘎拉村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嘎拉村建强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党建+乡村旅游”“党建+基层治理”“党建+乡村文化”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汇聚发展动力，形成“产业富农、组织强农、文化兴农”的乡村振兴新气象，带动了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围绕桃花旅游观光，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进一步拓展“旅游+”发展模式，建设观光采摘园、升级改造农家乐、培育花草基地、开发民俗体验项目、推出文创产品、制作桃花特色美食，旅游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
除此之外，土地流转也是嘎拉村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现在嘎拉村有100多亩流转土地，平均每亩租金1300元，主要用来种植蔬果和苗木。“流转土地是为了不浪费资源，让每一块地都发挥作用，让村民们都能够从中获益。”边巴说。
如今，在嘎拉村村“两委”的带动引领下，全村构筑起了以桃花源景区为主、农牧民运输队和观光采摘园齐头并进的三大产业，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村民腰包越来越鼓。2021年嘎拉村集体收入1262.3万元，同比增长13.2%；33户152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同比增长12.9%。
片片盛开的桃花铺满了嘎拉村的致富路，嘎拉村正成为雪域高原生态致富的乡村振兴样本。
今年3月，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正式开馆。“通过不忘总书记的嘱托、颂好党的恩情、办好老百姓的展览、讲好村里人的故事，展览不断扩大红色研学的影响力，提升红色研学的魅力，进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讲解员、大学生村官黄海芬表示，自开馆以来，展馆先后接待党员群众120余批次，1万余人次观看了展览。
为了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把故事讲“新”，把人物讲“近”，把情怀讲“浓”，展馆内还设置了党员初心学堂、“笑脸墙”拍照留言系统、桃花实景打卡点等，增加互动体验功能，实现“联展、联学、联训、联游”目标，通过开发文创套盒、桃花口罩等文创产品，形成产业链条，
助推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与村民亲切交流的生动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边巴说，总书记来到嘎拉村后，全体村民受到极大鼓舞，掀起了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形成了团结一心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殷殷嘱托的思想共识。
边巴结合身边的故事，用村民听得懂的“乡言乡语”为村民讲解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嘎拉村脱贫攻坚成果和村民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尤其是村里人居环境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改变等成效进行宣讲，让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村里巨大的变化都是依靠党的领导、党的好政策。
除了宣讲，嘎拉村党员干部还开展了和村民面对面谈心交流，对于村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并询问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和群众一同探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策略，共谋发展路径，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嘎拉村以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开馆为契机，进一步牢记总书记嘱托、践行初心使命，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共绘发展蓝图，共建幸福家园，共护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边巴表示。
一纸杯烟头可兑换20积分、一斤塑料袋可兑换100积分、5公斤废报纸或纸板可兑换300积分“绿色银行”兑换商店的垃圾兑换明细表上，积分兑换规则一目了然。
兑换商店内另一边的货架上，摆满了食品、生活用品，每一样商品下面，都标注着单价和换购需要的积分数量。
近年来，嘎拉村以“绿色银行”为载体，对垃圾处理方式进行了一次分门别类的整体升级。2022年，嘎拉村“两委”创新推出“绿色银行”积分制度，给村民建起了绿色信用档案——“绿色金融积分排行榜”，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可在中国农业银行“惠农e贷”中予以增量授信，并优先享受农户信息建档、信用等级评定及贷款额度提升等金融服务。
“绿色银行”背后，是一幅原生态与现代气息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
村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标语格外醒目。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为嘎拉村群众带来经济收益，也渐渐内化成他们的自我
意识。许多村民在生产生活闲暇之余，借着散步的机会在村中转转，捡拾地上的垃圾。每一次弯腰，都会为“桃花村”添上一抹生态底色。
据统计，从2021年1月4日营业至今，“绿色银行”兑换商店共兑换26万多积分，为村民换购各类商品。
绿色招牌越擦越亮，“生态饭”越吃越香。嘎拉村先后被评定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自治区级生态村”“自治区文明村镇”。边巴说，总书记考察后，嘎拉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更清晰，干部群众干劲更足了。
在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的鼓舞下，嘎拉村不仅开展季节性植树造林活动，而且进一步实施绿化亮化、绿色篱笆、瓜果庭院建设等工程。如今，嘎拉村已经实现庭院绿化全覆盖，周边植树造林绿化面积达到240亩。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嘎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让美丽河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对于嘎拉的未来，嘎拉村干部群众满怀期待。
依托良好的生态发展乡村旅游，不断延伸产业链，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嘎拉村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高原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对嘎拉村的采访调研结束后，调研组认为，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底子薄，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资源禀赋各有不同，嘎拉村发展经验不可完全复制，但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对西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启迪作用。
党建引领是关键。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将步履维艰；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便会蹄疾步稳。嘎拉村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通过驻村工作组、双联户、“一对一”结对子帮扶，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从推动党建工作与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度融合，到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治理工作行稳致远，嘎拉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红色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对“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红色动能”这一时代课题做出了生动注解、积累了可贵经验。
产业发展是路径。嘎拉村桃林有数百年历史，但在未形成旅游观光产业之前，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任何收益。依托资源发展产业，是变“输血”为“造
血”的长久之策，农牧民可通过从事产业经营活动、参加劳动实现增收致富和提高劳动技能，也就是捧上更加有保障的“金饭碗”。
人才振兴是保障。构筑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人留得安心，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人才兴则乡村兴。将资金、项目、人才、产业扩展到广大农牧区。同时，选调一批优秀的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建设基层，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优势深度融合。
守住绿色是底线。嘎拉村依托村中桃花资源发展旅游业，形成“旅游＋”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这是嘎拉村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嘎拉村的成功，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努力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缩影。牢记嘱托，砥砺前行，西藏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一定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最深厚基础在高质量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上）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3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从“摸石过河”进入到以强化顶层设计、凝聚社会共识为动力的新阶段，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实现价值追求与制度设计的有机统一。如何理解把握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其中一个宏大命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致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党的一贯立场、方针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生命健康至上”；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到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来没有改变过、动摇过、迟疑过。这10年，“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奠定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列入了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提供了行动指南。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胜利，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一张在更高水平上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发展导航图，正在全面布局、全面谋划、全面开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辩证法，即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中，优化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把“富裕”和“共同”统筹协调起来，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统一起来。
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这是开创性事业，也是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一套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如保障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一系列目标，指向一个由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的和谐的、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唯有推动更富活力、创新力、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才会实现。
怎样做、怎样改，才能让人民群众对分好“蛋糕”看得见、摸得着、真切可感？这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和任务，聚焦新的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工作中去。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以试点先行为牵引，浙江省明确提出，将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包括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谋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资收入合理增长机制、共富型大社保体系、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进城农民工共同富裕等改革方案。实践也在扎实推进，如围绕山区26县制定的“一县一策”已经实现全覆盖，为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切实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突破口和有力抓手。
同”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时，提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六个方面。解决好这些问题，都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使整体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的富裕，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共享，包括发展成果的共享、发展机会的共享、公共服务的共享等。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历史任务，需要一个过程，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扎实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战略的定力、历史的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
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推进。无论是推进改革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还是保障就业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要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认为，要正确处理发展和分配的关系。“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差距还很大，即使把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不能说是共同富裕。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约束，我国过去那种经济高速增长态势难以重现，潜在增长率逐步降低，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果不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把‘蛋糕’做大，共同富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按照“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未来我国经济增速需至少保持在年均5%，才能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基础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靠多方面力量，多措并举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进一步做大做好社会财富的“蛋糕”，在产业层面，就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企业层面，就要努力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优势企业，扶持和维护发展好中小微企业，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支撑；在劳动者层面，就要继续鼓励创业创新创造，引导劳动者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能力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共同富裕不是口号，必须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来实现。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
障所有的人获得公平机会和基本能力。“如果仅仅是从分配结果上把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差距也缩小，但能力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进一步强化共同富裕的前提保障。当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能发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
共同富裕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即“富裕”和“公平”，富裕依靠发展，共同依靠公平。一个理想状态当然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进而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各国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动调控，收入差距不可能自动缩小。
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加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破坏社会再生产，进而使大量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为此，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慈善事业等来制约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上的差距扩大，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但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根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国人拥有该国2/3以上的财富，前1%拥有31%的财富。而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更是把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沟壑冲刷得更为分明，以美国国会遭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为标志，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撕裂极为严重，经历了现代政治史上的“至暗时刻”。
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认为，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过去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保持了社会稳定大局，但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
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的实现，关系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对社会生产和效率产生反作用。近年来，我们党不仅从战略目标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在分配领域提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强调“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新时代的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变幻、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正在未雨绸缪，转变发展理念，加快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由此激励和引导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潮，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高效率的投资热情，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市场竞争创造更多财富、走上富裕之路，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拥有禀赋不同、生产要素占有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再分配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财政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使高收入者个人、阶层、行业或机构收入的一部分再转化为社会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获益者，由此限制社会各类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深厚的慈善传统，广济善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三次分配是道德、文化、习惯影响下社会力量的自愿自觉行为，以募集、捐赠、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但其“补充性”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改变的，那些期望通过三次分配“迅速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显然过于放大了三次分配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并不是强迫对高收入者“均贫富”，而是要在全社会强调共同富裕的意识与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激励人们自愿捐助回馈社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持久战”，不是“突击战”，要基于国情、立足现实，分阶段、有步骤，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向前推进。在这一征途上，必须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即初次分配中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再分配过程中让政府尽到应有责任，三次分配中动员社会力量各尽其责。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带后富的体现与实践，必将在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福祉中充分发挥作用。
澎湃动力在“扩中”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中）
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
（2022年8月4日）
在新发展阶段和复杂形势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怎么走？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除了继续做大做好社会财富“蛋糕”、健全用好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一个重要抓手应是加快推动形成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其中蕴含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澎湃动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回想改革开放之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数人施展智慧、大显身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时代的命运，推动着一个古老农业大国成为生产经营无比活跃、经济快速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在“先富带后富”的又一个历史阶段，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也将照亮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
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阶段，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十四五”时期“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可以说，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表现。
那么，如果为中等收入群体画像，这个群体具有怎样的特征？专家认为，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是指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生活相对较为宽裕的群体，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较为稳定，且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力技能，受教育水平较高，从事相对专业的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分析指出，从城乡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户籍人口占3/4左右，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约占1/4。从区域看，中等收入群体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约有60%中等收入群体分
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0%。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看来，中等收入群体不再是一个根据“收入”单一指标可以准确定义、说明和描述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国民素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的概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年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了54倍多，目前已超4亿人，大约1.4亿个家庭。从规模看，我国无疑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从比例来看，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不到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0%至75%的水平，离橄榄型分配结构尚有较大差距。
从低收入群体规模大、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小的金字塔型分配结构转向共同富裕的扁平型分配结构，必然要经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历史地看，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不仅改变了长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状况，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带动了财富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分别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扶持中小企业计划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培育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迅速扩张，形成了对实体经济和工业化的巨大拉动作用，从而以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紧密结合实现了经济腾飞。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不断优化、社会公正度不断提升。同样经历经济腾飞的国家，其增长红利是被少数人群所享受还是惠及大众，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只有那些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收入差距缩小的国家，才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繁荣富裕。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消费动力更加澎湃。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消费增长会产生明显拉动作用。从实际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才能扩大居民消费，并且通过消费升级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升级—产业优化—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促进城乡居民生活品质进入新境界，都具有强大支撑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层”更加充实稳定。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橄榄型社会结构中，职业、收入、消费能
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往往能够主动缓解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和对立，其勤奋努力还可以为全社会树立勤劳致富、踏实肯干的良好形象和示范作用，从多方面维护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必须为之，也有坚实基础。立足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多位专家学者建议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用10年—15年的时间，即到2030年至2035年，推动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人—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王一鸣则从各方面条件判断，我国到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现在4亿人扩大到8亿人是可以实现的。
部分地区正先行探路。比如，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其“扩中”“提低”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50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80%，20万元—60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45%。部分省份还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如安徽省提出，“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导向，推进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工程”，山东省提出“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计划”。
那么，谁是最有可能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
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认为，低收入人群规模庞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与界定中等收入的下限标准相差不大，还有一部分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应识别那些低收入人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人群，并对这个人群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活力”。一些地方的规划也可作为参考。比如广东省在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更多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人员等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专家普遍认为，农民工群体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
人群。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目前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是最庞大最接近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其融入城市，绝大多数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民工总量有2.86亿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重大。
有共识、有基础、有目标，关键是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丰沛裕饶，宏观经济环境持续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冲击，我们更要不断做强经济基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经济增长也就有坚实支撑。稳就业的关键又在于稳市场主体，我国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量大面广，是经济的微观基础，近来生产经营遇到很多困难。对此，财政、金融等部门和各级政府都应当强化减负纾困措施，帮助这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夯实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
改善人力资本条件，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收入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共同富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共同”是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力，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若社会成员能力普遍提升，消除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人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也就自然融合了。”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就要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职业技能培训和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和落户，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这是“十三五”以来两个城镇化率首次缩小差距，但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当前，城镇化已进入“下半程”，但还有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完全覆盖转移进城的常住人口。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放开放宽了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下一步还要加大力度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格局，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老百姓的腰包，如何才能更饱满？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投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立足各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此外，还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要扩大增量，也要稳住存量，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能“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对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而言，他们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但其收入水平易受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减轻税费负担，优化金融服务，帮助他们稳定经营、持续增收，尽可能避免其因风险冲击滑出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老龄人口而言，退休后收入降低，养老、医疗支出增加，有可能从中等收入群体
滑入低收入群体，而家庭养老压力也将影响处于劳动年龄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就需要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需要明确的是，“调高、扩中、提低”不是劫富济贫，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也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厘清并处理好几组关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推动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对企业而言，技能型劳动者收入增加，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如果企业发展不好，职工收入增加也成无源之水。消除这种“跷跷板”效应，要通过多重手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到兼顾劳动收入和企业生产、兼顾就业质量和产业升级、兼顾薪酬市场决定和基本收入保障。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关注其收入提升，而且要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多人，既具有灵活性、短期性、流动性和非契约性等特点，也有从业者普遍感到“收入不稳定”“保障不稳定”“不能形成长期规划”和“社会认同较低”等问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及各项配套政策，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增强其收入和保障的稳定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人群的相对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受过良好教育、适应新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增速明显上升，而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易被新技术取代的行业的劳动者则更容易失业或陷入收入增速停滞。这种劳动力市场摩擦，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教育、培训、转移支付等手段，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
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中等收入群体固然是以收入为标准划分，却并非以收入为唯一标准。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们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答案是蓝图已然绘就——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从根本上看，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推动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最艰巨任务在农村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5日）
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壮举。接下来，如何在此基础上继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惠及亿万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收入较低等问题，统筹推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和超常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历史高度，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扎实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现了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从贫困到实现全面小康、再到走向共同富裕，三个历史阶段铺展出一幅乡村振兴、宜居富民的壮美画卷。来自国家统计部门的数字显示，2011年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0.6%，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比从2010年的2.99下降到2020年的2.56。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万元，实际增长9.7%，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6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6.7%。各地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常住人口享有更多更好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位500多万个，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有所提高。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加快落实实施方案，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步伐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形成。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都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也要看到，眼下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仍然是“三农”发展不充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以收入水平为核心的发展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尽管连续13年下降，但在2020年仍达2.56，这意味着至少需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的2.56倍，才能缩小二者绝对差距；从农村不同群体看，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持续扩大，从2000年的4388元扩大到2020年的33839元，两者倍差为8.23，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6.16；从不同地区看，以浙江和甘肃两省农村比较为例，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从2013年的11905元扩大到2020年的21586元，而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也保持在高位。
总体来看，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是通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不仅体现在收入和生产生活水平上，而且教育、医疗、社保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差距。
还要联系地看，扩大内需是当前必须牢牢扭住的战略基点，其中，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劲支撑和深厚底蕴；而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脱贫地区、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仅可以填充甚至扩大高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升级留下的市场空间，更有利于形成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产业市场扩张的“雁阵模式”，弥补城乡消费断层，延长我国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进而促进国内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畅通无阻。
农民增收是扩大消费的前提，也是“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今年上半年，在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下，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2%，快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但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还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比如因疫情散发，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地区农产品产销不畅，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推高农业生产成本等。
困难不小，问题不少，但同时也要看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动力也很强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为遵循，近年来，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发力，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有国家战略规划引领，有党内法规保障，有重要战略、重大行动和重大工程支撑，也有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给，每一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干货满满的指导“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希望洒满金色田野。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意味着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提升。同时，种植、畜牧、渔业结构不断优化。各地积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持续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搭上了“数字快车”，也为乡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致富新理念新方式。
广阔土地大有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一方面培育乡土人才，在全国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外来人才，大学生、复员军人、企业家、科技人员、农民工等各界人士返乡、下乡创业，投身农村新产业、发展新业态。这些拥有能力经验和知识储备的返乡入乡人才，不少都将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
务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多元化支撑，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而农民致富来源、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农民增收问题已由“三农”问题，转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由此，研究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也要跳出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的局限，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促
进城乡良性循环的角度，在促进农民增收上扩视野、上格局，通过发展产业、稳岗就业、推进创业、投资兴业，系统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举措，千方百计保持农民增收好势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人口比重还将有所提高、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的国情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落实到具体工作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但不宜像脱贫攻坚那样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务必持之以恒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把推动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的短板，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五大振兴”中，
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三大乡村产业；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后端延伸，向下游拓展，由卖“原”字号向卖品牌产品转变，推动产品增值、产业增效；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康养、生态、文化、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产业的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要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科学布局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节，宜县则县、宜乡则乡、宜村则村，形成县城、乡镇、中心村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引导农产品加工业更多向县域、主产区转移，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打造城乡联动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批乡村产业强镇、强村、强企，着力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要引导人才和技术、工商资本与农民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推行保底
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集体经济之所以能为农民提供保障，在于参与的农民享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享有向本集体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权利、享有参与分配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权利、享有参与乡村自治的权利。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数据，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近90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5万亿元。2020年8月，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指出，5年中的5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取得显著成效，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3800亿元。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办法，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更好引领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大力推进乡村建设，更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扩内需、稳投资、搞建设，农村的欠账还很多，投资空间很大。这几年，农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短板要加快补上，加强农村道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网络、新能源和冷链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要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如多渠道加快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提高农村教育供给水平，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逐步提高农民医疗保障待遇，补上农村养老短板，提升县级和乡村敬老院能力水平；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强化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增加农业农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目前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390万家和220万个，农业社会化
服务覆盖面积达到16.7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7800万户，在破解“谁来种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这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和质量；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设施导入小农户，推动服务领域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等环节延伸，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推动承包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维护农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资源为抓手，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一定要看到，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从规划编制、要素配置等方面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农村改革的目标所向，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也为扎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我们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上）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9日）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放眼全球，一场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已然开启，“双碳”航道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只有那些真正洞见“双碳”目标下革命性变化和巨大潜力的国家，才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行稳致远；只有那些主动顺应碳中和发展趋势，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的弄潮者，才能占得发展先机。
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发达国家，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经历了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由增转降的自然过程。基于经济增长不再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碳达峰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早日达成碳中和”，始于人们对地球变暖现实的自省与自律，后来成为被各国政府重视的一致性行动。如今，全球承诺碳中和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30个。
再将目光转向我们自身。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路径上，推进“双碳”既是顺天下大势而为，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推进“双碳”，是我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自然资源是国家发展之基、生态之源、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接近上限。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攀升至73%和43%。铁、铜、镍、钴等战略性矿产品供应长期依赖国际市场；近70%的城市群、
90%以上的能源基地、65%的粮食主产区缺水问题突出；对资源不当利用导致环
境污染、生态退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传统粗放的增长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从源头上、从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坎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抉择。
从长远看，相对于分布极不均衡的化石能源，如果能够构建起以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就将大大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对我国的影响，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对构建能源发展新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推进“双碳”，是我国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双碳”时代，世界经济将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全球能源版图面临革命性重构。地球上普遍存在的风、光，抹平了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未来能源利用的重点将不再是资源争夺，而是技术竞争。
事实上，新一轮产业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欧盟提出2035年前要完成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研发，美国也计划在氢能、储能和先进核能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储存和运输、氢能发电和燃料电池汽车领域都具有优势，其目标是氢能利用的综合系统成本降低到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水平。竞争远不止此，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潮下，能源、电力、材料、建筑以及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等多领域将出现一系列创新成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机不可失，我国必须迎头赶上，争创新优势。
全球碳中和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低碳化将成为产业链新标准。仅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其原材料获取、零部件生产、芯片制造、产品组装等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现碳中和，这将倒逼整个产业链形成新标准。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只有练好“内功”，才能拿到“通行证”。
——推进“双碳”，是我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
从发展的角度看，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与经济转型，是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未来，随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术潜力收窄，源头减排将对我国2035年乃至2050年重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由此，推进“双碳”的行动，也是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着力点。
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态系统是碳汇的重要来源。推进“双碳”，将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间共生联系，通过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将带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净化等多重协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向好”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双碳”，是我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去何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实现“双碳”目标，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积极促进国际大合作，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的大国担当。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推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付诸行动。以此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那就是气候问题亟待解决，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达成的，需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首先，与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推进，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继续保持刚性增长。其次，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过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长的有70年，而我国只有30年。
挑战更在于，我国经济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来形成的高碳路径依赖存在较大惯性。以能源结构为例，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左右，燃煤发电更是占到全部发电量的62%左右。再看产业结构，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石化、水泥等占比过高。我国钢铁产量全球占比超过50%，水泥产量全球占比接近60%。即便如此，当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
发达国家的经历显示，如果不考虑绿能替代效应，那么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
或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时，碳排放开始达峰并下降。而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这两个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综合决策和战略抉择，它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好高骛远。
我国碳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双碳”目标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加快构建了“双碳”政策体系。
我国拥有开发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国能源禀赋固然可以说是“多煤、缺油、少气”，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不应再被轻视。后者不仅储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风能、太阳能均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同时还有可观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固废能源化等。技术进步、规模化经济以及行业竞争，推动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急剧下降。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已经形成对煤电的价格优势，并进入平价上网阶段。
特别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已在国际上具有一定优势。历经40年追赶，我国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资金投入能力与市场规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国风电设备生产为例，在起步阶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达2500美元，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后，进一步减至500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并已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
新能源产业优势不仅得益于制造与创新能力，还因为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支撑。2019年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别为6.5%、102.6%和39.5%，
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仅为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于在全球形成磁力场效应，聚拢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为我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换道超车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相对于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我国还拥有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起步较晚，新增的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
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产能和绿色基建来实现，避免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锁定效应”。此外，随着以重化工业较快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工业化接近尾声，诸如前些年开始，钢铁水泥等行业大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迹象，传统制造业碳排放将陆续达峰并转入平台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将持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并向各产业领域渗透，将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转型收益。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要求。当然，在这样广泛而深远的绿色转型中，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机，也要将能源价格保持在相对低廉的水平，既给百姓生活带来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国制造业继续在世界上保持足够竞争力。
实现“双碳”目标，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应坚持系统思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多维度关系。它既是一场跨度将长达40年的硬战、持久战，也是我们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治国理政能力大考。
实现“双碳”目标，尤其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中央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构成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成为“1+N”政策体系中的“1”，其他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都在推进之中。按照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加强统筹协调为首要之义。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可能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单打独斗”，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扎实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汇聚起地方、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合力。
推动能源革命是主阵地。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
划，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不能盲目追求“去煤化”。应加快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尤其是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推进新旧能源有序替代，不断提高能源自给率，增强能源供应稳定性、安全性、可持续性。
抓住机遇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迈过去的坎儿。在这方面，既要不断做大增量，也要逐步优化存量。做大增量，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优化存量，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加大垃圾资源化利用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能源资源浪费。
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技术为王”，是推进“双碳”的鲜明特征。谁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面，谁就将占得发展先机。要更好发挥体制优势，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加快相关学科建设，让绿色低碳发展人才充分涌流。
强化制度创新和系统集成，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推进“双碳”离不开政策保障。破除制约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障碍，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健全“双碳”标准，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尽快补齐基础短板，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价格、投资、金融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技术等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义务，是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共同的责任。我国要及时主动把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发展机遇期，在开放中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发展及在全球范围广泛应用，提升在世界科技治理体系的软实力、话语权，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撑。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面对实现“双碳”目标
这一世纪大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提高抓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全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在“双碳”变局中开新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中）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30日）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进这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切实提高驾驭局面、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等几对重大关系，有力有序推动重塑我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也只有在更好发展中得到解决。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气候和环境问题，实则是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
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增长模式，不计代价继续大干快上，那么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无疑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是在绿色转型模式下，那么发展内涵、资源条件、商业模式、企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会相应变化，推进“双碳”和经济增长之间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有句话说得好：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旧模式转型期，思想认识也要与时俱进。若以发展的老套路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挑战和阻力，行动上只会停滞不前；若以发展的新思路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机遇和动力，干工作愈加积极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认为，“双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是环境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过去一直认为二者是倒U形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会牺牲环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负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环境。而在碳排放的维度，现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碳中和，其中70%以上为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可以在低碳状态下起飞。
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早就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观念束缚，即从过去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冲突，到后来相互兼容，再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事实证明，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反而创造了大量新的增长机会，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
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8.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同期，我国GDP增长超4倍，实现95%的贫困人口脱贫，第三产业占比从41.3%增长到53.9%，煤炭消费比重从72.4%下降到57.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从7.4%提高到15.3%，居民平均寿命由72.9岁提高到77.3岁。
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可以更清楚理解“双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350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增长，我国汽车产销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车背后是庞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产业就是负增长；有了新能源汽车，汽车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一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正是“双碳”目标的驱动。
历史地看，当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时间窗口偏紧，技术储备不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相当艰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把握节奏。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先立后破，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伴生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
如何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
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牵一发而动全身，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需要地方、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必须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意志坚定信心，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下好全国一盘棋。
一方面，坚持目标引领，强化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从国际承诺上讲，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个整体性目标，不是国内某个地区、领域、行业的个体性目标；从谋划部署讲，“双碳”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强化顶层设计，注重政策协同，不能各行其是、单打独斗；从推进实施讲，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另一方面，基层实践不能生搬硬套文件，必须创造性开展工作。
推进“双碳”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基于客观情况和基本规律，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领域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整齐划一，政策措施也应避免“一刀切”。
具体来说，碳排放已经基本稳定的地区要巩固减排成果，在率先实现碳达峰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要把节能降碳摆在突出位置，大力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逐步实现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下好全国一盘棋，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又要在关键处落好子。推进“双碳”，各部门各地方须心怀“国之大者”，敢担当善作为，努力在系统变革性中找到最优解，谋求整体效益最大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双碳’目标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高耗能产业发展现已成为“双碳”目标下的焦点问题，既不能一关了之，也不能听之任之。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并不是要遏制其优化调整，应做到总量控制下的科学布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葛红林提出，要尽快优化高耗能产业的跨区域布局，做到全国一盘棋。加快先进产能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将项目配置到清洁能源占比较高的地区，提高清洁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
事实上，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优化生产力布局大有可为。东部及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能耗总量大，但可再生能源资源不足，土地资源日趋紧张。这些地区在承接西电的同时，把一些高耗能产业有序转移到西部地区，将扩大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就地消纳能力。只要因势利导，理顺体制机制，东中西部地区低碳协同发展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也是推进“双碳”工作的重要方法。从2010年7月开始，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减排与发展双赢的模式。实践表明，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成效高于非试点地区，而且越早开展低碳试点的城市减排效果越好。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积极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将为我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经验。
如何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力。
前一段时间，各地积极推进“双碳”工作，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冒进的，脱离实际搞“运动式减碳”，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对正常生产生活形成冲击；有走偏的，把碳达峰当成“攀高峰”，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给未来发展留后患；还有跟风的，空喊口号，炒作概念，乱贴标签，热衷做表面文章。这些变形走样的做法，暴露了不善为、乱作为的问题，反映出一些人对于“双碳”认识还不到位，工作还不适应，心理上甚至存在着某种焦虑和恐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着内在逻辑。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间和难度：达峰时间越早，减排压力就会越小；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难度就越大。我国采用的是削峰发展模式，而非“碳冲锋”模式，旨在尽量压低峰位，为实现碳中和创造更好条件。
我国推进“双碳”，将完成碳排放强度全球最大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从碳排放峰值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统筹近与远、把握时度效，切实把短期和中长期的时序关系统一于如期实
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打好这场持久战，既要坚定战略定力，又要讲究战略战术，以长远规划引领阶段性任务，以战术目标的实现支撑战略目标的达成。
一方面，求真务实，把握规律，注重实效。马拉松不能跑成百米赛，不能以短期思维看待中长期目标任务。比如，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从目前的不足16%提升到2060年的80%以上。问题的核心是化石能源如何平稳退出，保证退出时不造成过大的经济损失。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会事与愿违。要在近40年的进程中细化出阶段目标，持续用力。按照中央部署，“十四五”“十五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分别提升至20%左右、25%左右；到2060年，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再比如，一些关键技术也需要设定窗口期，明确技术的发展方向，有的放矢地开展攻关。有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只要保持战略耐心，把握节奏，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终归能将大挑战变成小问题，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当前，把该干的事、能干的事干好。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时期是关键。各方面应全力做好谋篇布局、夯基垒台的工作，为迎接拐点、开创新局做好准备。按照中央部署，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须迎难而上，奋力攻坚，为实现削峰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积极主动适应碳中和长期愿景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和影响。从长计议、科学谋划，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严防高碳路径锁定，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我国推进“双碳”，没有现成的模板和经验可以套用，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劲头，在边干边学、开拓创新中走向未来。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规律，完善做法，在动态调整中不断扩大战果。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关键少数”尤其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价值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接续奋斗推进“双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既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又需要上下联动、多方协作，更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治理体系，构建完善的管理体制、市场机制、政策支持、创新环境、社会氛围，推动全国实现共同目标。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用好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2021年7月启动以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逾2000家，覆盖企业的碳排放量逾40亿吨，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总体上看，碳市场运行健康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碳市场是将减排责任压实到企业的一项制度安排。尽管纳入到碳市场的重点排放企业增加了碳排放的政策约束和减排成本，但碳市场也通过交易机制提供更灵活的工具，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履约。可以说，碳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约束，更有激励。按照中央部署，将进一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等建设，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其次，切实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建章立制，做好预期引导和基础工作，有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要加快建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打好包括法律、规划、规则、标准、宣教在内的组合拳，强化统筹协调和督察考核，做好任务分解与落实情况的督察考核。
注意发挥好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比如，在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时，通过税收调节抑制不合理需求，研究以碳税方式约束高排放行为。以及政府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促进绿色低碳消费等。
与此同时，要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大力破除制约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完善电价和电力调度交易机制，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不断完善符合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配套机制和市场模式。
再次，政府和市场各有分工、各有擅长，要协调配合、协同发力，通过“两手并用”发挥出最大效能。
十几年前，我国以可再生能源促进法为依据，推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技术、电动汽车等产业的迭代进步，现已收到显著成效。以光伏发电为例，
10年前尚需对上网电价提供高额补贴，现在已经可以竞争平价上网。实践表明，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有关方面积极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卓有成效，但财政补贴须把握好时度效，企业发展终归要靠自身的造血机能。
根据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介于150万亿元至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3.75万亿元至7.5万亿元。满足巨量资金需求，必须进行市场运作，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
实现“双碳”目标有赖于创新驱动，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绿色溢价，稳中有进促转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绿色低碳技术整体仍处于“跟跑”状态，绿色低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不足。我们必须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提前布局低碳零碳负碳重大关键技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牢牢抓住能源转型牛鼻子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31日）
“双碳”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一次彻底洗牌。在能源结构重塑的进程中，绿色低碳转型被明确为首要任务、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对推进“双碳”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要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更好完成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必须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聚焦重点关键，做到先立后破、有序进退、加减并用。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
推进能源转型首先要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
——立系统。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电能在能源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经济效率最高，有研究表明，到2060年电力占能源消费比重将高达70%以上，绿色电力将是减排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安全可靠的电网，得益于输电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我国电网是过去20多年来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的特大型电网。但在“双碳”目标下，这张“网”将面临巨大考验。按照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测算，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数十亿千瓦，成为电力供应主体。
大规模高比例的新能源并网，给电力系统带来全新挑战：电能是一种特殊商品，发用需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大幅增加系统运行风险。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功能更加强大、运行更加灵活的新型电力系统迫在眉睫。
——立市场。
能源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能源转型过程中各类主体间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放开能源价格、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已成为必然趋势。
经过多年探索创新，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市场有序放开，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取得关键进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体制机制初步完善，但总体上仍跟不上能源转型变革的步伐。
2021年10月，“市场煤”“计划电”的价格机制导致飙涨的煤价无法有效传导至电力终端用户，煤电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电力紧张。历史上，我国也出现过油荒、气荒、电荒、煤荒等紧急情况。近年来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过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这些现象几乎都与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双碳”目标下，如何把市场组织好，合理高效配置能源资源显得尤为迫切。只有发挥好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在能源转型中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全面提升能源治理效能。
——立技术。
科技创新是推动低碳转型、降低用能成本、保障能源安全的根本动力。石油和天然气是第二、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由于世界能源消费中心与能源资源富集区域的失衡和错配，历史上围绕油气资源争夺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而全球可再生能源富足、分布均衡，开发潜力巨大，只要有技术就可以稳定经济地利用这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碳中和时代就是要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走向未来的技术依赖。
在国家能源科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明显提升，水电、风电、光伏、核电、输变电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比如，风电主轴轴承、氢燃料电池多项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在碳中和时代引领全球能源转型、提升全球竞争力，我国必须在绿色技术上有更大作为，亟需谋划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聚焦化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储能等重点技术，深化应用基础研究。只有从国家能源安全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有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主动权。
——破传统化石能源结构。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2021年全世界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是82%，化石能源占比高是共同问题。对我国而言，难在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超过一半。
数据显示，使用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我国能源系统产生的碳排放超过70%来自使用煤炭。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推动煤炭消费加快集中化和清洁化利用步伐，但煤炭仍是主体能源，是碳排放量巨大的首要原因。
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径就是用低碳能源和零碳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我们必将为此付出艰苦努力，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合理调控油气消费的部署要加快落地。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有序推进散煤替代等减煤举措也要坚决有力，以实现“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的目标。
能源转型要从供给侧发力，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供给革命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如何推进新能源加速发展，如何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都必须处理好“进”与“退”的关系。
能源是工业的血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能源转型能否成功，关键看新能源能否大规模替代。要在能源低碳化过程中，保障经济合理增长，核心就是要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安全可靠地发展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比重达43.5%。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雾霾少了、天更蓝了，这是老百姓近年来的真切感受，这方面可再生能源功不可没。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达到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
替代煤炭近10亿吨，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达17.9亿吨、86.4万吨与79.8万吨，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不过，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给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考验。2021年9月，我国东北多地由于风电骤减，电力供应缺口一度增加至严重级别，电网运行面临事故风险，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不得已拉闸限电。如不下大力气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安全性问题，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新能源的脆弱性会加剧能源系统的安全风险，类似的安全事件将继续上演。
推动新能源加速替代的“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安全可靠性。要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发展，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健全完善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退”，不能搞“一刀切”。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煤炭。减煤被视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措施，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减煤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将削弱煤炭对保障能源体系安全运转的“托底保供”作用。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份重现供电紧张，采取“有序用电”“拉闸限电”等应急手段。如果煤电退出操之过急，今后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和电力价格波动可能会频频出现。
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须扎实做好煤炭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我国能源禀赋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已探明煤炭储量占我国化石能源的90%以上。同时，我国煤炭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仍处主导地位。考虑到煤炭生产消费数量大、比重高，大规模替代并不容易。再者，去煤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新能源的发展也需要煤炭助一臂之力，应务实推动二者优化组合。由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利用好煤炭这一稳定、经济且自主保障程度较高的能源，对我国能源转型、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为此，在合理有序推动煤炭消费减量的同时，
应抓住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尤其在燃煤发电领域推动提效升级，在现代煤化工领域推动产品高端化、高值化。此外，要稳定石油消费规模，提高自产原油占比，增强天然气勘探开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将其作为减煤过渡期的重要支撑性能源。
推进“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供需两端发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作为重要方面，既要“减”得下去，大力推进节能提效；又要“加”得上来，不断增加绿色能源消费，并保障原料用能。
——做好“减法”，节能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
节能在减碳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其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且仍在不断增长，能源供给存在压力，要从需求侧进行调节。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52.4亿吨标准煤左右，如按现有能效水平，2060年该数字将突破100亿吨。如果敞开口子消耗能源，不仅无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将超出我国资源环境承载上限。其二，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节约空间也很大。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能源效率仍然偏低。终端环节节能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终端设备每提高1%的相对效率，就相当于能源生产环节提高5%左右的相对效率，节约1千瓦时电能相当于节约3倍左右的一次能源，可以创造比电自身价值高44倍的产值。因此，要维持原有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降低碳排放，必须贯彻节约理念。
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节能优先的长期战略，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2012年至2019年，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考虑到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我们需进一步落实节能优先方针，将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工业和居民部门“两手抓”。
首先，要深度推进工业部门节能提效。当前，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70%左右，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激活节能内生动力。通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大力压减高耗能高碳排放能源消费，遏制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需提升对居民部门节能的重视度。目前我国居民生活用电量远低于
三大产业用电量，但参考发达国家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将成为能源消费主力。必须着力提高居民节能意识，加强清洁低碳生活方式宣传，并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形成崇尚节能的良好氛围。
——做好“加法”，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是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尚未与能源消费增长完全脱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仍需要大量能源支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控制能源消费强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要处理好减碳与发展的关系，避免限产式能耗“双控”，让经济进一步承压，确保低碳转型可持续。
在不大幅影响经济增速的前提下推进能源转型，要更加注重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满足新增用能需求。在消费环节给一个“增”的空间，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既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体现，也是确保安全降碳的要求。
推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向原料利用转变也是重要路径。2021年9月中旬，全国多个省份出现限电，尤其是重工业。一些地方对于双控政策的把握不到位，部分化工企业正常运行受到冲击，由于管控方面无法将燃料用能和原料用能加以区分，“一刀切”地削减用能总量，导致企业生产停滞，产品无法被生产出来。这种将原料用能纳入全部能源消费的统计，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原料用能是将煤化工、石油化工等材料转换为原料进入工厂生产环节，并不是直接将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出去，而是二次利用转化为原料投入生产。按照中央关于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要求，各地政府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差别化管理，正确反映行业发展和能源利用情况，做到科学考核，保障企业原料用能，充分发挥化石能源原料功能，进一步拓宽化石能源利用方向、途径和范围。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能源转型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新路，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勇于攻坚克难、赢得胜利，中国能源安全、低碳、高效转型的道路就一定是康庄大道。
把握防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2日）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防风险”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每每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并论，处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体现出我们党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与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也为全党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课。
立足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全新问题。这既源自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目标等新情况，又表现为风险本身的变化、演进、传染、蔓延等新特征，还体现为对风险防范、化解、阻断、止损各项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以新战略来解决新矛盾。
所谓“新”，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相应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多极化趋势明显。变革之中冲突加剧，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许多国家内顾倾向明显，甚至重拾冷战思维。世纪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全球生产和贸易面临变局，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领域，战争、能源危机等极端风险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清醒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总体上看“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但要破除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拦路虎”，还要全力应对有可能“逆风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会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
所谓“新”，最大的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学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对科技革命引发的变革契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质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发展动能，用不好就可能为未知风险的累积和蔓延提供“温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风险、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范围和程度，仍然是业界争论的焦点。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两分法”，不能无视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也必须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未知风险保持警惕。
所谓“新”，最显著的特征是风险的系统化、全球化蔓延态势凸显。纵观新世纪以来，点上风险系统化、局部危机全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蔓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叠加效应之强、破坏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别是疫情席卷了整个人类世界，对社会治理、生产组织、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创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趋势，都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简言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新”，就难以深刻理解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难以在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的世界中谋求稳定的发展，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难以高质量制定政策、高水平执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制造出新的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发展机遇与挑战，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防风险”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预见到了重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党中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知模糊问题，特别是对“统筹”方法论的认识不足。这可能造成政策出台上的“挤碰头”、执行上的紊乱和不到
位，也可能出现因短期暂时波动而影响长期战略实施等现象。比如，对已经识别出的风险，虽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表面上的“易爆点”，但形成风险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风险点就会层出不穷；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风险点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趋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做不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后果；对一些风险的关联性认识不深，目光只停留一时一域，缺乏大局意识、系统观念，在操作上容易引发次生风险这些问题不解决，风险势必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疲于奔命四处救火却抓不到根子。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明确价值原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特别是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处于作出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如何考量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只要坚持从这个价值原点出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厘清逻辑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始终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发展是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从长期看，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一般经济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逻辑。
明确了价值原点，厘清了逻辑框架，还要认识和处理好一些重大平衡关系。例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会损失资源配置
效率，丧失经济活力，出现政府失灵；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会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权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争论贯穿百年、经久不衰。西方国家认识这一重大关系的“钟
摆”在政府与市场两端反复摇摆，一朝碰壁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就会“摆荡”回另一端。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弥补了西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认识上的缺陷，也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引。当前人们高度关注的经济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高企、各领域政策“挤碰头”等，从根子上梳理，都源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因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不到位。必须要既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扬长避短、有机结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发挥，才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不断化解前期风险、不累积新的风险，也更有余地余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极端情况。
再如，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追根溯源，都起因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失衡、外部竞争力下降，是实体经济扭曲体现到金融领域的危机大爆发。
不同国家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有专家分析说，有的国家认为金融可以独立运行，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人士，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认为在金融市场挣到了钱，这个钱就是“真”的，不考虑其背后是否有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有的国家在出现过度投机造成泡沫以致泡沫破裂时，才会关注二者关系，但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的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但在理论认识层面却缺乏总结和提升。我国一向高度重视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国内政策上，我们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就研究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力争反映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数量和程度。
百年来的各种局部或者全球性经济危机无不表明，把握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把握住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对于当前我们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如金融领域资金空转问题、市场主体高负债问题等，既要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也要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去化解。
道理千万，关键要以实践检验成效、在实践中深化认识。
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几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有力维护了经济大局稳定。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空间。
宏观上，我们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2017年至2019年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0%左右；微观上，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机构，有效避免了点上的风险系统化蔓延；制度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持续加码，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特别是在风险易发高发的重点领域，我们持续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下大力气改善金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情况。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非法集资、跨境赌博及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得到有力遏制；优化政府债务管理，调整地方债务发行进度，降低债务成本截至2019年末，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历史峰值缩减
了12万亿元。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实体经济发展向好，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占GDP的比重为27.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国际影响力继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额、外汇储备均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消费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取得如此亮丽的发展成绩，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持续努力功不可没。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冲击剧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都不好过。以前被掩盖的传统结构性问题有可能急剧恶化，原本蛰伏的风险有可能在短期内集中显现。对此，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在风险处置上既要果断出手又要精准拆弹，重点是用好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越要步调一致向前进、沉着应对，这是我们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证。
——坚持底线思维。即使处于发展的顺境，也要居安思危，增强对风险的预判，深入理解市场心态，关注市场曲线动向。特别是要在完善风险预警预判机制上下功夫，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
——坚持系统观念。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分出轻重缓急，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调整过快过猛而打击预期，非经济领域的政策出台亦需充分考量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既要防止不同领域政策“挤碰头”造成的“合成谬误”，又要防止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打成突击战造成的“分解谬误”，还要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风险蔓延至经济金融领域。
——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要在动态发展中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确保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风险。既不能只顾往前冲不看脚下路，也不能以发展停滞为代价解决风险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失速的严重后果，甚至错失发展良机。
——强化执行精准性。力争使处置风险的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抓到要害处，将波及面和破坏力降到最低。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要精准拆弹，绝不能让风险传染蔓延；对于暴露明显、短期化解会有阵痛但不会对全局伤筋动骨的，要果断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主动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于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坚持以改革弥补监管短板。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总的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学理论，强大稳固的实体经济“基本盘”，结构优化、运转健康的金融体系，富余的回旋余地以及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归根结底，要廓清思想认识迷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用好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积淀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的智慧，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3日）
无论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几十年来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人们总能在所谓“意外”与“巧合”中翻找出那条指向危机的线索，总能发现被人们忽视的经济规律在默默发生作用，总能在事后惊觉那些贯穿于繁荣时期的盲目、扭曲、过剩、膨胀，其实早已一次次传递出累积风险的明确信号。
世界经济已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能否精准预判风险苗头、把握危机走向，至关重要。对于我国而言，诸多新兴领域既无可参照的发展路径，也无可照搬的成熟经验，为此必须增强预判风险的本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水平。
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人们习惯用“黑天鹅”“灰犀牛”来比喻风险。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风险，如同犀牛，待它真正冲到眼前，人们才惊觉为时已晚。
“黑天鹅”难以预测，“灰犀牛”虽不易察觉却有迹可循。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可以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早在1996年泰国就已出现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们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识别、预判潜在风险，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以金融危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进入90年代，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外溢性影响突出。例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世界经济将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如果该国的经济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认识和操作误区频频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对市场繁荣有非理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投机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失效，纵容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等等。
此外，经济周期固有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值得重视。当前，世界经济依然低迷、复苏道路曲折，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三重压力”，经济下行有可能使各类隐性风险“水落石出”。
不论是在经济学的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发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
——风险无法完全被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风险无计可施。我们既要积极寻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应对之策，更要在危机处置中汲取经验、深化认识，总结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比如，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我们强调采用改革创新的思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有效避免了相关风险的“大爆发”“硬着陆”。
多方面共同发力，既要用好“政府之手”，也要用好“市场之手”，形成合力。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例，不能仅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参与。
债规模大、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稳定的高风险企业，果断决策、及时处置，稳稳托住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特征也都有所体现。
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都旨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抓早抓小。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谋求再平衡的过程。我们既不可能实现无风险的“真空环境”，又要将风险保持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密切关注、遏制、防范各层面各领域的盲目野蛮扩张。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老话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举债筹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国家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等，会发行国债；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地方财力不足、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也会举借“地方债”。
就债务本身而言，并非越少越好，债务风险与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直接相关，只要资产质量有保证，债务风险就基本可控。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财力，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隐性债务。而部分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在提升业绩的驱动下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弹药”，进而助推了隐性债务的增长。
隐性债务具有存量规模不清、增量难以控制、债务结构复杂、融资成本高企、缺乏有效监管、偿债压力过重等特点。可以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绝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有专家认为，2022年是地方债到期的高峰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承压、土地市场降温等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
其二，房地产市场风险较为典型。
2021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逐渐显性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长期看，若既要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又要实现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目标，就需正视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合理定位房地产行业，进而为有效构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打下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
涉及面广、关乎众多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系着社会民生，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未来仍将持续。从这个角度看，保持房地产融资的稳定性对于稳定宏观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
与转型升级、“房住不炒”定位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逻辑发生变化，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缩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业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治顽疾需用缓药。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机构曾误解监管部门的房企融资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风险不断抬升，融资市场曾出现短期、过度的应激反应，大幅收缩信贷资金，一定程度上误伤了部分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甚至造成预期不稳，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下一步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积极稳妥处置已暴露风险，同时加强预期引导，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金融政策的精准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强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其三，企业层面滋生的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一些大企业盲目投资，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部分中小企业借助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渡过了难关、避免了被市场淘汰，却掩盖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经营短板问题，甚至错过了转型机会。当政策收缩、再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偿债压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贷款。
以信贷领域的“联保互保”为例。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偿债。此举虽方便了企业融资，可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就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
企业拖入偿债泥沼，“火烧连营”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一些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经济，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破产重组事件，广大企业愈发认识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一市场原则的硬约束。但也要看到，认识不等于行动，有行动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动的能力，企业进退两难、“饮鸩止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风险亦在持续累积。
“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当前面临的这些重点问题，表面上是盲目野蛮扩张惹的祸，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在推动发展中没有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不同领域各类型风险隐患发生和累积的“原点”，是我们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风险”“根本性风险”。
下一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既要切实转变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和坚持底线思维，又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办法，制定可行的风险化解方案，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及时预判风险、识别风险、处置风险。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强法治建设；在压实责任上下功夫，压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在强化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补齐监管短板，建立一体化风险处置机制，提高跨市场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总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的航程上行稳致远。
以自身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4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增长曲折，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实力对比变化显著，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逆全球化加剧，令原本就不稳定的世界更加动荡；全球性问题种类繁多且复杂多变，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可以说，当今世界最大的风险，就是日益凸显的不稳定、不确定。这一趋势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正是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洞察世界动荡变革大势给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我国直面“不确定”构建发展确定性的关键一招。
有经济学家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风险挑战下，全球经济将进入“三高一低”格局，即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增长。历经了蓬勃发展的全球化和总体上的经济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发展乏力、对抗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风险扩散加速等态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几十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世界的发展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全球性变革和风险加剧在国内经济领域的投射。
从我国自身看，所处的发展阶段、锚定的发展目标、现实的发展趋势等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虽然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目标、新要求，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通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具备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有利
条件，但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疫情冲击持续反复，我国在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亦前所未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也就是说，首先要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好发展。一个“稳”字，既凸显了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客观情况，又明确了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和着力点，给出了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构建经济发展确定性的清晰指向。
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就必须从不确定性出发，观察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形成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看法；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忧患意识出发，评估各项政策效果，考察市场主体行为；从构建发展的确定性出发，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唯此，才能成功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坚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问题，不断调整思路和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时刻保持警醒：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避免发生重大风险；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各种形式风险挑战的一系列准备；明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抓好实体经济、金融系统等重点领域归根结底，就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是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牢牢盯住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经济全局就会地动山摇。
综观历史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质都是生产过剩，也就是实体经济出现了扭曲，矛盾不断累积，形成总爆发、硬着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危机发源地美国在发展理念和实践中都过于重视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才酿成次贷危机，进而造成危机如海啸一般在全世界蔓延。“自己的事情”有千条万条，但稳住了实体经济，就能稳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办的头等大事就是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重点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曾经出现的产能过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影响之深，并不多见。以钢材为例，2014年一年时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99.14点下跌至83.09点，降幅达16.2%。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
更加剧烈，半年降幅就达19.7%。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党中央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作出工作部署，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齐上阵，抢在事态恶化之前刹住了车。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判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层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适应已经是累积风险的重大源头。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是供给侧、生产端出了问题；又如，农业的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在一些年份中，大豆生产缺口很大，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牛奶等产品还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再如，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从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这样的普通日用品延伸。事实证明，如果不从生产端入手解决问题，不使供给和需求达成新的动态平衡，不但已经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由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大力深入推进，正是不断化解实体经济风险的务实举措。
在行动上果决，也要在理念上深化。从如何认识产能过剩问题，到如何认识实体经济，再到如何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我们反复强调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逐步清晰实体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特别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金融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在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同时，避免金融反映以及放大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的扭曲。这也是保证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成色”的重要一环。
有研究认为，基于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不同，不同国家的长期发展实力对比会发生明显变化。以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变化为例，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1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约是中国的6倍；到了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时，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20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的1.5倍左右。其中，固然有美国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而遭受重挫的原因，也反映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恶果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都难以消除。即便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推动“制造业回流”，但长期形成的政策取向、价值取向以及资源配置态势难以掉头，以至于在危机爆发多年后，依然面临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的痛点，甚至在更长一个时期内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这些国家在实体经济上栽的跟头不
小，教训也是深刻的。
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实体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必须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十分重要。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和世纪疫情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资源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优势。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能够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消化和循环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产品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这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而且还会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将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内涵式增长优势，转化为新时代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在任何风险挑战面前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反复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归根结底就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来抵御一切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举措。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形势比预期的更加复杂，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的困难比预料的更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预期转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如果投资者对企业和行业发展信心减弱，就会丧失投资意愿，消费者对未来一个时期的稳定收入信心减弱，就会不敢消费、增加储蓄。消费和投资都乏力，供给与需求都收缩，进而带动预期继续波动，形成整体上经济下行的势头。
面向不确定构建确定性，政策的坐标要稳，政策的发力要准。中央要求“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进一步强调政策作用，并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作出具体部署，正是意在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关键在于高质量制定政策、高质量执行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评估政策影响，加强风险意识，坚持系统观念，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作出动态调整；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必须将“不确定性”作为常态化考量的重要内容，精准研判政策出台时机与推进节奏，既要对经济领域慎重决策，也要充分考虑非经济领域政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防止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的“合成谬误”；执行政策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脱离实际情况想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尤需防范将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的“分解谬误”，造成政策目标落空无法实现。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当前的重点在于因应形势、精准施策，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有助于解决堵点的政策。具体到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尤其是政策发力要打好“提前量”，及时精准预判，抓住关键节点，力争始终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总而言之，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
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既要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又要研究中长期影响；既要着眼于推动单一领域发展，又要看到关联领域态势；既要瞄准单一目标发力，又要充分考虑相关举措对实现全局发展目标的影响。迈上新的征程，“娄山关”“腊子口”还有不少，各领域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都有随经济下行而“水落石出”的风险，但我们依然有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的底气。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条件仍然不少，依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留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只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坚持系统思维，做好科学谋划，加强调研、慎重决策，就能稳定宏观经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化解已有风险的同时不增加新的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把握员工思想动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分析
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张晓彤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要求、新使命、新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石油企业对发展过程中员工思想动态变化高度关注，采油六厂党委把准前进方向，实施思想铸魂工程，努力筑牢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打好“主动仗”，打造“新引擎”，为支持引领全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为了更好地了解全厂员工干部思想动态，增强员工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实效性，根据厂党委安排，厂党委宣传部对全厂干部员工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研分析。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油田公司实施“三步走”战略的第一年，也是采油六厂建设示范油田、推动转型升级、追赶超越的关键之年。采油六厂目前在册员工2568人，为准确掌握全厂干部员工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决干部员工突出性、倾向性问题的利益诉求和困难，进一步统一全员思想、凝聚全员力量，该厂党委宣传部于10月14日至16日，利用【青春采六】微信公众号，在全厂干部员工中开展了广泛的思想动态调研，为采油六厂党委、采油六厂在全力建设绿色、智能、效益示范油田，开启“十四五”新征程过程中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此次调研以微信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研对象为本厂在册的合同化、合同制、宏田劳务工，共设置40道题目，主要内容涉及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团队合作、成长成才、员工归属感、文化生活六方面内容，本次调研线上参与问卷答题2367人，占本厂员工总数的92%。为保证评选数据的有效性，通过微信公众号后台反馈问卷数据按照完成本次问卷的全部题目为规则进行了筛选，最后选取有效样本2012份进行统计分析。
此次调研结果总体上看，全厂干部员工思想稳定，精神振奋，思维活跃，
状态良好，发展态势积极向上，思想状况总体上较好，但仍从调研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工的关心和帮助不够，缺乏与员工思想沟通和交流，导致部分干部员工对企业信心不足。
参加调研的33人增加了68人，“两所”科研单位今年参加调研人数为111人，比去年参加调研的64人增加了47人，可见以往思想动态调研机关部门及“两所”科研单位员工参与率较低。员工参与率低，无法最大程度反映员工所思所想。
内容开展主题宣讲，但从调研反馈问题整理来看，仍有员工对本厂大部制改革及基层单位机构调整表示不清楚，甚至表示不知道本厂已经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及基层单位机构调整。
听到周围人抱怨；13.42%员工反映本单位（部门）目前整体工作运行不能统筹安排，打乱仗；3.83%的员工表示影响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上下级关系；10.54%的员工反映在当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领导关系难处；13.47%的员工认为工作中领导办事不能够一视同仁，在员工寻求帮助时存在搪塞敷衍的现象，不能为员工解决实际问题。
员工平均年龄36岁，“00”后员工逐渐走上岗位，虽然有朝气、有活力，但部分员工由于工作时间早，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砺，思想情绪容易出现波动，一旦
现实与理想产生反差较大时，容易出现摇摆，导致思想认识陷入迷茫，工作生活态度消极。
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为党和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当前干部员工思想多元复杂，即使在相同行业也有岗位区别、地域区别和认识差距，干部员工的思想认识差异非常明显，且形成思想共识的难度明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部门）要深入了解员工的所思所想，及时回答他们的困惑，主动积极地帮助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育工作的重要力量，直接决定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要选配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力度，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要关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增强他们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要选派有经验、政治强、业务精的同志，充实到工作队伍中去，加强培训、加强岗位交流，丰富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锻造出一支专兼结合、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百年来党内警示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曲洪波、吕晓荣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1]，这一论述为党在新时代继续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思想引领。警示教育指为了优化党内政治环境，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通过以案促改的方式开展的一系列集中化、常态化、制度化的预警教育活动。一方面，警醒全体党员吸取教训并深刻反思，以达到“自觉反思”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思想建设带动政治建设，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氛围。以警示教育为抓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警惕潜在风险的同时，为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不仅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伟大创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需要”[1]。通过梳理党的百年建设经验发现，在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警示教育是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征程中一以贯之地开展警示教育，形成了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警示教育具有时代性，必须重视结合社会实际变化和自身建设情况开展教育活动，不断调整学习内容与形式，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中深刻认识到，开展警示教育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和不断高涨的斗争形势，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亟需探讨如何预防出现严重错误，实现党内思想统一，最终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探索发现，警示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党员组织性和纪律性，引导党内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党以警示教育加强思想建设并深化自我革命的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为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开启了新篇章。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号召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来警示共产党人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同时结合党的发展历程进一步阐释了这一问题，“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
都是吃了亏的”[2]。毛泽东将明朝灭亡与李自成失败作为突出案例，通过总结过往失败教训，揭示了警示教育对于党内自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警醒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继续保持优良作风，不断夺取革命胜利。
1949年初，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则是在革命胜利前夕深化了警示教育的思想内涵，昭示了党通过思想建设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品质，有利于党在即将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持续提高警惕，为迎接新征程做好思想准备。通过警示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警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并持续创新教育方式。从党的高级干部学起，纠正错误、统一思想、改善作风，形成了以整风运动为主要形式的警示教育传统，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夺取伟大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动能。
列宁曾指出，“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只有用提高文化的方法才能治好”[3]。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深刻影响执政能力和效果。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通过警示教育的方式促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时刻保持政治定力，能够提升全党的领导水平，为开展各项工作奠定思想基础。警示教育作为党内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广大党员认清发展中存在的危险与挑战，坚持在思想改造中推进党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迎来新环境和新特点。面对党内思想上出现的新挑战，全党借鉴革命时期孕育形成的警示教育经验，以敏锐的眼光研判时与势，继续探索以整风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系列警示教育活动，为纠正党内不良风气、巩固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一重要文件拉开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开展警示教育的序幕。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党注重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并通过总结教训来警醒全党。例如，1962年党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党员干部在充分总结过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自我批评，警示全党正视问题、勇于面对，在一定程度上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左”的错误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
开党的坚强领导，同时也为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新的历史课题。警示教育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日常规范预警的教育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开展警示教育使党能够坚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查摆—解决—反思”的思路，提升学习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保持防微杜渐的警觉性；另一方面，以警示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具体活动，有助于深化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改变了国家面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上，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态势长期向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完善，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文化上，我们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背后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警示教育对党的思想建设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1]。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警示教育从党中央深入到基层，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大大增强了党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党在改革开放时期敏锐地把握社会发展新变化，坚持把警示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重要手段，并不断通过警示教育实现自我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新特征，如何继续开展好警示教育进而实现党的新发展目标，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一系列集中教育。由此可见，党注重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仅打出了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奠定重要思想基础，也为新时代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注入强大动力。以党中央为核心，分层次、分步骤、分方向地开展警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需要，既为全党始终保持
学习的优良传统和反思的自我革命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保障。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全球化、市场经济、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对党的自身建设和警示教育均提出新要求。如今，警示教育呈现诸多新特点。一方面，警示教育与其他类型的学习活动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既符合时代主题，又提升了党员的学习教育成效；另一方面，新媒体快速发展使警示教育具备更加丰富的传播渠道，如专题会议、专题纪录片、专题民主生活会等。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开展警示教育，能够使全体党员易于接受学习内容，为取得改革开放新成就提供路径选择，也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益参考。
纵观百年奋进历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警示教育，持续提升着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4]。在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坚定不移地通过警示教育推进自我革命，是党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成功实践，能够为党实现自我革命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这一论述明确指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自我革命是党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断寻求解决和应对方法，进而提高执政能力的自觉性政治活动。百年来，自我革命贯穿于党长期奋斗历程中，并形成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而警示教育是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有效方法。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通过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5]。在警示教育中，“警”是警惕，是应对现实矛盾和潜在挑战的警醒性思考，体现了党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与行动思维；“示”是启示，提醒全体党员未雨绸缪，通过已然昭示未然，避免重蹈覆辙，进而提升自我革命能力。党的自我革命之路任重道远，警示教育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路径、发展了新举措，是党的事业永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重视通过思想建设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实现党内自我革命，首先要从筑牢全体党员的思想防线做起，只有在
思想层面进行战略性部署，严抓思想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指出，“党的各级组织要认真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具备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6]。在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警示教育作为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路径，具有预防性、凝聚性、针对性等特点，能够有效促使党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守底线、明分寸、知深浅，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斗志。
首先，警示教育具有预防性。通过警示教育筑牢的思想防线既是一条“高压线”，又是一条红线，有效开展警示教育能够使全体党员更好地认清这条分水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警惕思维，进而抵御风险挑战。其次，警示教育具有凝聚性。警示教育是以案促改的集中性教育活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能够时刻提醒全体党员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效防止倦怠思想的产生，为推进党的团结统一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最后，警示教育具有针对性。警示教育注重利用反面案例达到教育效果，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历史教训，并将批评与自我批判的优良传统融入党员教育的全过程，通过教育手段感化心灵，使警示教育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因此，坚持以警示教育的方式加强思想建设，牢牢把握全体党员的思想动态，能够更好凝聚全党的精神力量，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篱笆，提高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最终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的战斗堡垒。只有基层党组织练就过硬本领，更加忠诚担当，才能有效落实党的建设在基层“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职责，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并发挥其堡垒作用。通过警示教育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助于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力量之源。
政治方面，基层党组织是党推进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思想建设引领政治建设，有助于加快推进党的基层组织改革，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有效增强基层党组织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提升其政治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组织方面，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层党组织影响。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直接联系党员的重要职责，通过警示教育的思想警醒，基层党组织能够密切与普通党员的联系，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强化组织建设，把支部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越是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
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7]。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沟通更直接、更便捷，要想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通过警示教育活动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提升为群众服务的本领，进而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警示教育保持“愈大愈惧，愈大愈恐”的政治警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能够在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建设高质量的基层党组织，持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凝聚力量。
党风建设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环节，健康纯净的党内风气能够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良好的执政环境。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不仅表现为自身作风优良，而且表现在敢于以斗争精神面对不良作风，使党性在警示教育中得以提高，自我革命进程在党风建设中得以深化。
首先，党风建设具有长期性。党内风气的形成受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党员干部领导能力、党员思想意识水平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使党风建设难以一蹴而就，需要通过警示教育形成长效学习机制，使全体党员时刻保持自我警醒，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进而形成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氛围。其次，党风建设具有复杂性。学习、工作、生活等多重影响相互交织使党风建设面临严峻考验，对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更多要求。警示教育有助于推动全体党员形成警醒的思想自觉，使全党以“敢破敢立，破立结合”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自身建设。最后，党风建设具有艰巨性。当今国内外形势和党肩负的使命赋予了党通过警示教育深化自我革命的时代意义，必须“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8]，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同时提升自觉意识。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通过警示教育抓早抓小，促使党员干部形成敢于同一切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划清界限的信心与恒心，以自我革命精神担当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警示教育活动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空前凝聚。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必修课”，警示教育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引导党员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坚决杜绝“七个有之”，宣示了党积极寻求方法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推动了党风建设与党内自我革命同频共振，将党的自我革命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党始终将警示教育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法宝，并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总
结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个不容易”系统地阐明了党在未来执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考验，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揭示，也是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对全体党员的深刻警醒。通过警示教育经常学、全面学、反复学，有利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共同点中把握执政规律，深化自我革命进程，推动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党的坚强领导，更需要民心所向，全党必须牢记开展各项事业的初衷，通过警示教育深入了解脱离群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保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战略定力，在凝聚党心的同时守好人民的心，坚定人民立场，形成合力优势。同时，党员干部来自人民，必须通过警示教育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形成良好党群关系，进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推动自我革命走深、走实、走稳，使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有效。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9]。民心所向就是党努力的方向，民心所指就是党奋斗的宗旨，党不断深化自我革命也是实践反映的民意所向。通过警示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始终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承载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进程中，为党的建设厚植执政根基。同时，广大党员在警示教育中能够进行思想上的反思对照，深入分析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是否达到人民的期待，是否始终心系人民，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为民服务的意识，更加坚定人民立场。因此，新时期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通过警示教育剖析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防微杜渐，与严重侵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作坚决到底的斗争，赢得人民的认可与拥护。
党内政治生态是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反映，是政治作风、政治环境、政治文化等政治要素相互作用而成的整体状态。“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10]。这一重要论述是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科学总结，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崇高追求。当前，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正式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虽然党内政治生态总体上是好的，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突出作风问题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要坚定不移地通过警示教育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长效化，以理论学习与实践探讨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提升党的自我革命本领，深入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随着警示教育实践的深入，全党深刻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态在自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开展警示教育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前提，也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警示教育通过思想育人与政治警示相结合的方式，从警示党员干部到影响全体党员，在警醒党员以身作则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推动形成了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实现路径，有效防止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小问题”酿成“大过错”。党内开展的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学习主动性、纯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党的自我革命营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推动党内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从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看，通过警示教育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警示教育有助于党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长期性、基础性的战略工程，为实现党内自我革命形成良好氛围。
战略目标是较长时间内关于发展全局的总体规划，是国家战略的核心所在。在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基础上分阶段地实现战略目标，是党对自身优良传统的深刻总结。经过多年努力奋斗，党带领人民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新要求，对于深化警示教育进程更具现实意义。
首先，警示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党的战斗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这一论述赋予了党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时对党的建设提出更严标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实现警示教育常态化，经常性地进行自我剖析和反思自省，使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进一步增强。其次，警示教育能够有效预防重大风险隐患发生。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对党的自身能力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警示教育具有惩戒已然、防患未然的独特作用，能够使全体党员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做好思想准备。最后，警示教育能够强化全党的责任担当。通过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树立“守
土担责”的思想观念，时刻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持不骄不躁的政治作风，进而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本领，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凝聚全党力量，警示教育能够为党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能。开展常态化的警示教育，有助于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战略定力，永葆政治本色，实现战略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将警示教育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形式，注重在教育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警示教育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教育活动，需要党在事业发展中不断深化。将警示教育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有利于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走在时代前列。
百年煤企“融党建”品牌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王志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不断推动国企党建工作守正创新，推进“融党建”品牌创建，促进了党建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激发了党建引领发展“新活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枣矿集团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创新“融党建”模式，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与企业发展规划、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促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守正创新，以党建护航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近年来，枣矿集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省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揽发展全局，聚焦山东能源集团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的目标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佳、规模体量大、资源禀赋好、协同能力强等优势，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构建煤炭、电力、焦化、橡胶、物商等产业协同并进的良性格局，实现了稳健有序、高质高效发展。但随着企业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发展面临安全环保攻坚期、转型升级窗口期、改革发展关键期、和谐稳定敏感期“四期叠加”的复杂形势，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引领和强大精神支撑。因此，枣矿集团创新打造“融党建”品牌，旨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管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建设内嵌到公司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有力推动煤炭企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只有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才能保证企业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而一些企业在发展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意识不强，党建工作创新力度不足，仍按照过去的方式方法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与新时代新理念、新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不相协调，很难发挥党建工作引领作用。因此，煤炭企业需结合发展实际，创新党建工作的形式与内容，适应现代煤炭
企业快速发展要求和职工思想多元化的需要。而“融党建”品牌的创建是对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探索实践的传承融合和质效提升，丰富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内涵，明确了党建工作的目标任务，更好地发挥了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优势，促使基层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打造“融党建”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围绕企业的中心工作，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融党建”品牌，突出示范亮点，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强化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保证企业发展方向始终不偏离。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部署，先后完成枣矿集团及权属、控股公司章程修订，全面实现党建管理建章立制，从源头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一岗双责”体制机制，实行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人担任，并建立“第一议题”制度、党委“三重一大”决策事项事前研究讨论制度，建立督查督办制度，确保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积极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聚焦党员思想淬炼，聚力传承创新，挖掘枣矿集团特有的历史文化、红色资源、基层经验。突出“民族复兴”主题，贯穿“工业强国、大业中兴”主线，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科学合理布局，建立中兴文史馆、党建工运馆、企业发展成就馆等学习教育场所，形成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红色革命印记、国企改革发展、党内政治文化传承等专题模块，构建具有鲜明主题、特色突出和科学合理的党性教育基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以“百年枣矿红色印记”为主题，系统打造一本大事记、一部纪录片、一座纪念馆、一场实物展、一台红色话剧、一本红色家谱六大载体，让党员身临其境受教育，引导党员牢记使命、奋力前行。
无论企业机制体制怎么改变，始终坚持“产权有比例，但党的建设不能设比例；区域有差别，但强化党的领导不能有差别”，所有基层党组织做到应建尽建、党组织书记做到应配尽配，做到业务拓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跟进到哪里。认真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把关和政治素质考察，树立重实干重实
绩重担当的用人导向，提高干事创业能力。
聚焦解难题促发展创效益，促进党建品牌建设与安全生产、降本增效、动能转换等工作深度融合。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党建工作的“硬任务”，不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党组织教育、党员责任区、党员身边无“三违”、党员安全示范岗等举措，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企业安全高效发展。始终把新旧动能转换作为党建工作的“硬道理”，充分发挥“党员创新工作室”作用，研发一批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动力。始终把降本增效作为党建工作的“硬指标”，以党员降本增效示范岗为依托，开展支部、小组、党员“万千百”竞赛，推动内涵挖潜增效。
按照专业相同、工作相近的原则，充分应用标杆管理理论。通过企业内部选树、组织外部对标学习等举措，以深度研学会谈等方式开启“头脑风暴”，深入分析党建融入生产经营效能不足问题，借鉴先进经验做法，精准制定对标方案。同步建立目标管理、阶段评估、达标验收三项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追标达标。采用新标选树、宣传推介、表彰奖励等方法，激发达标、提高创标，形成你追我赶、竞相超越的生动局面。
通过推进“融党建”品牌创建，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和发展方向，百年枣矿处处呈现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发展局面，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以“融党建”品牌创建，放大党建引领效应，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科学优化顶层设计，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以全新的融合理念、工作模式推动党建工作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各基层党组织积极顺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化“融党建”品牌建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在不断加快“融党建”品牌创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坚持强基固本的同时，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党建工作新情况、新问题，为基层党建工作注入了活力、丰富了载体、拓展了渠道，取得了实效。枣矿集团“融党建”模式获得全国企业党建“十佳”案例，“五小五大”工作法入选首届国
有企业党的建设论坛“三基建设”最佳案例，13个党建品牌入选中国煤炭行业党建工作品牌案例，53家基层党组织先后被山东省委、省国资委党委、枣庄市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以“融党建”品牌创建，推进党建工作做深做实，促进生产力的同步提升。各级党委将党建工作目标任务与企业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构建了从“虚”到“实”，从“大而全”到“全而精”的运行模式，使党建工作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推动了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黑龙江省能源环境研究院赵娴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企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办公室后勤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单位的基础性、支持性工作，是提升单位资源配置水平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管理人员进行沟通的桥梁与枢纽，也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会直接影响单位的整体形象和工作绩效。办公室后勤管理要有服务大局的观念，需制定正确可行的制度，依靠监督和考核机制全面做好协调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流程的科学性与后勤管理水平，为企事业单位各项事务的发展建设提供服务。
办公室后勤管理是一项管理企事业单位日常事务的工作，通过对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进行运用，确保组织内部全体人员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相应工作中，使工作效益或产出大幅度提高。
后勤管理是办公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事业单位也较为重视后勤管理，将其放在单位管理的重要位置，这是单位内部管理的基础，能够为单位的职能活动提供必要支撑。
完善的办公室后勤管理系统是企事业单位必备的组织架构，对提升单位效益有着重要意义，能为单位在安全运行、后勤服务、节能降耗等方面提供助力，保障单位内部管理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为单位的正常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优化工作环境，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帮助员工树立对单位的归属感、忠诚感和责任感，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员工可以全心全意服务于单位的各项工作。
将创新、绿色、共享的管理理念应用于办公室后勤管理可以激活员工的工作活力，有效解决办公室后勤管理在制度、人事、考核、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减少后勤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其工作效率。
一些办公室工作人员较为关注工作质量，有些忽视了后勤管理的水平，会对单位的高效有序运行产生一些影响。在现代化的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建设中，还存在着思想观念落后、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在部署后勤管理工作时有些盲目，人力资源的分配不太合理。在办公室后勤管理的人才选拔过程中，缺少
高素质型、专业型的管理人才，有些管理技术没有落实到位，使得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出现了服务性不强和工作不紧凑等问题。
随着企事业单位精细化模式的应用，办公室后勤管理组织机构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被暴露出来，仅强调简单化的管理制度，而运行机制还存在不完善、不成型、不合理的问题，导致后勤管理工作难以明确划分人员的职责范围，会有些限制后勤管理的现代化发展［5］。有些后勤管理人员缺少对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协同一致性，推动力不足，不利于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有些办公室后勤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技能不足、综合素质水平不高的问题，缺少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会对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产生一定影响，没有充分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办公室后勤管理属于综合管理职能部门，其管理内容包括物资、办公设备、基本设施建设等方面，种类多、摊子大、范围广。
为了保证办公室后勤保障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需依据其管理特点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明确分工职责，强化员工的责任心，建立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后勤服务团队；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引入高素质管理人才，理顺管理流程，实现制度化管理的目标，使管理工作科学化、合理化，将规范的准则和制度落实到位；采取有效的奖惩措施，完善后勤管理的现代化运行机制，促进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
可以广开言路，让大家建言献策，开展征求意见活动，在单位范围内召开办公室后勤服务工作征求意见改进会，根据大家提出的科学化、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展征求意见的形式，如采用问卷调查、互联网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搜集服务对象的意见或建议，并把这些意见或建议作为提高工作服务质量的原动力。
要立足于办公室后勤管理的现状与实际需求，以提高后勤管理水平为切入点，将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方法应用到后勤管理中，建立起信息平台，
实现后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增加服务手段的多样性，实现后勤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和创新，促进现代化后勤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
办公室的协调工作按协调涉及的关系可分为单位领导成员之间的协调、上下关系的协调、左右关系的协调和人际关系的协调。
协调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积极沟通，消除隔阂，相互信任，以达到融洽共事、团结一致的目的。要想做好办公室后勤服务工作，后勤人员就要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大局意识，甘于做幕后英雄，不计得失地投入到服务工作当中。要注重培养后勤管理人员的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展现出办公室后勤人员的自身素质和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精神风貌。可通过开展知识讲座、实践活动、专家指导等形式来培养后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以期提高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的专业水平和服务效率。
本科高校“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研究以武昌工学院为例
余星
三胎政策开放，幼儿是否赢在起跑线上的问题始终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根据武汉市教育局网站2019年数据显示，全市共有幼儿园1794所，在园幼儿35.73万人，教职工5.43万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92.34%。从数据来看，未来社会对幼儿教师的需求量会不断攀升。同时，社会对幼儿教师的从业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一些幼儿园要求幼儿教师必须是本科学历，面对现实的就业状况，很多专科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希望通过专升本考试来提升学历，从而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目前，一些民办本科院校利用本科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来开办专升本学前教育，本校于2020年开办了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但是在专升本办学和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课程设置有重复，学生自由散漫的风气较重，这既影响了教师教学活动的质量，又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此，笔者对我校专升本学前教育的课程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找出合理的课程设置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研究选取的对象为我校学前教育专业2021级专升本学生，共计80人，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73份有效问卷。问卷编制过程借鉴四川师范大学黄景的《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并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修改，最后形成了调查问卷《本科高校“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主要从专升本学前教育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专业实践课、专升本衔接课等方面的课程设置满意度来进行调查。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和分析，重在了解我校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网络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10名学生通过电话、视频语音、面对面访谈等形式对问卷中突出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以期找到合理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回来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深入分析，了解到学生对专升本学前教育课程设置的相关态度及原因。
42.47%和27.4%。从数据来看，我院的专升本学前教育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整体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结合访谈发现，一些学生都谈到，课程设置的内容较难，在学习过程中讲解的理论性较强，学习很吃力；另外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资格证培训课比较多余，因为很多同学都已经在专科阶段通过了教师资格证考试，部分学生觉得这门课上的没有多少效果，课程内容的设置对教资考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础等课程。这些课程在专科阶段也会开设，学生或多或少都学过，只是专科阶段学习不够深入，但这些课程又是学好专业的基础课，所以在本科阶段需要继续学习，而且更强调理论基础的夯实和综合素养的提升。[1]问卷结果显示，34.25%的学生对专业基础课程非常满意，41.1%的学生认为专业基础课程设置满意。但是结合访谈了解到，一些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有不同看法，学生A说：“基础技能课太多而且理论课也多，大三了没必要搞过多技能课，费时，有些可以取消”，学生表示基础课程太多，特别是技能基础课程费时费力，建议取消。学生B在访谈时表示：“感觉学习的整体关联性不强，实际用处不大，过于宽泛，课程安排太满，应该要有针对性，一些基础课程相互之间重复知识多，应精简课程，学习重中之重的专业课。”另外，有同学表示基础课程中的技能课程花费时间过长，特别是基础绘画，而且这些在专科都学过，没必要再花大量时间练习。同时学生表示舞蹈教室太少，周末早上安排舞蹈自主练习，班级太多没地方练。通过调研了解到，专科阶段重视教学技能的训练，同时开设的理论和技能课程也很全面，但是学生的掌握情况都不是很理想，有点“夹生饭”的味道，考虑到专升本层次的学生理论和技能知识的扎实掌握，在课程设置时要遵循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式。
儿园五大领域教学设计、婴幼儿发展与教育指导，少儿英语等专业教学技能课程。
问卷调查发现，75.35%的学生认为专业艺术技能课程设置满意，但是仍有4.11%同学认为课程设置不合理。在跟学生访谈时，学生F表示：“技能课应该注重怎样进行技能教学，而不是一直进行技能训练，与实际的幼儿园不符合。”此外，有5位学生专科是其他教育类专业，专升本考学前教育专业，对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了解太少，特别是技能课程的学习面临很大的挑战。学生G表示：“钢琴舞蹈课程对零基础学生非常不友好，基础不好，希望老师能够讲仔细一点。”关于专业教学技能课程设置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发现，78.09%的学生对教学技能课程设置很满意，16.44%的学生认为教学技能课程设置一般，还有5.48%的学生认为教学技能课程设置不合理。结合访谈了解到，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学技能课程设置符合幼儿园教育教学的需求，学习这些课程能更好地提升自己未来从业的教学能力，也有部分学生认为课程与专科重合没必要开设，特别是少儿英语这门课程。学生E说：“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幼儿园没有开设英语相关的课程，面对的受众群体不多，教少儿英语课程的多在机构”，同时建议在课程设置时深入了解幼儿园要求，开设与社会需求一致的新型课程。[2]
部分学生认为实践课程中的一些技能自主练习内容与幼儿园工作内容联系不紧密，同时自主练习的时间安排不合理，如学生C说：“周末大早上强制舞蹈自习，早上练舞身体僵硬打不开”，学生F表示，实训作业太多，占用很多时间，其他课程作业都没法正常完成。同时也有学生提到是因为钢琴太少，学生无法同时练琴，导致消极等待。此外也有一些学生表示在专科学习时有很多实践机会，而在本科阶段每学期也有一周的集中实习见习的机会，学生很满意。
们大多在专科阶段已经学习过，而对于部分跨考升本的学生而言这些专业课程则比较陌生。问卷结果显示，与专科阶段课程重复最多的课程是手工制作，占比76.71%，其次是即兴伴奏，占比63.01%，与专科阶段课程重复最少的课程是儿童剧表演，占比9.59%。通过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对于这些重复的课程，很多学生表示少儿英语和手工制作这两门课应该取消，同时部分学生认为钢琴、舞
蹈学过，应该减少课时量，或者学习内容应更偏向于幼儿园教学实践，而不是重复的技能练习。也有一些学生对开设的五大领域教学活动设计、幼儿园班级管理、幼儿园环境创设等课程表示满意，因为专科阶段学习不深入，希望通过本科学习能深入掌握幼儿园相关教学和管理的理论知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是国家对幼儿教师从业要求的明确规定，是幼儿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重要依据。
设置的内容和程度的把握。因为专升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每个学校开设课程，学习方式都有一些差异，所以在专升本课程设置前，先通过调查了解学情，初步掌握学生专科时期的课程开设和学习情况，这也为专升本课程初步设置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保证。
目标是培养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学前教育专升本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职业技能为导向。首先，在招生时控制报考专业限制，聚焦教育类专业，做到专业类型和方向最大程度的对口，这样才能保证专升本课程设置的贯通和自然衔接；其次，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科学合理的设置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时比例，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与提升，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最后，合理规划学前教育专升本的实践任务，学校严格监督和管理学生集中实习的相关事宜，保证实践任务的高质量完成，强化每个学生教学技能锻炼。
钢琴等课程应适当减少课时量；如基础绘画、教师口语，教师资格证培训等基础课程应该要删掉，这些课程在专科阶段已经打好扎实基础。同时，注意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课程各自的任务和侧重点，避免课程内容重复出现，增强实践性。其次，结合我校现有资源开设部分特色课程，如儿童剧表演、奥尔夫音乐、幼儿园环境创设、幼儿园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比较符合幼儿园对
人才引进的真实需求，幼儿园希望培养的学生既能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的人才。而且课程的具体内容设置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丰富案例资源，使课程内容贴近幼师工作的真实环境。最后，注重技能课程的延伸。学前教育专业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幼儿园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化要求。专升本课程设置时要适当提升技能课程的深度和实践性。根据学生具体水平，结合幼儿园技能教学操作的具体需求进行课程内容的重构，要围绕幼儿园真实教学场景设置，增加丰富的案例，尽可能贴近幼儿园真实场景。既要让学生获得深入的学习和提升，同时又要给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如通过舞蹈排练，钢琴音乐会，儿歌故事会等，同时增加舞蹈、钢琴、声乐教室的开放次数，增添新的教学设备。
到内容深浅得当，方法灵活多样。课时安排上要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和实际水平，适当增减课时。对于学生感兴趣，基础又不扎实的课程应增加课时；对于部分重复的核心课程，结合学生真实情况进行增减课时；对于学生不感兴趣，掌握较好的专业重要课程应减少课时；对于学生不感兴趣，与幼儿园需求联系不紧密的课程应当减少课时，或者删掉课程。另外，部分学生提到舞蹈课后最好不要安排理论课，因为比较累没法集中学习理论课，这就要求课程安排的先后顺序要考虑学生真实情况。
总之，在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方法，积极探索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课程设置的合理路径，帮助专升本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效果。
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当前，中国正处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业变革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历史交汇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师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的背景下，国家把产业链现代化和供应链安全问题放在重要的我略位置。党的长九属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勇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更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外，近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均对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动现代产业链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链协同创新尤其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这是从国家层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发展对大企业、龙头企业提出的任务要求，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政策依据。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产业链和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新定位，也是新时期对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要求链长企业站在国家安全、技术前沿和产业发展的高度，发挥链长企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助推保障现代产业链安全、穷实产业链基础、壮大新兴产业链、加强共性技术供给、推动产业整体性转型、保障国民经济稳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等目标的实现，是中央企业发挥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趋势凸显美国对华政策从“小院高
墙”到“全场打击“转变，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国家间创新体系的竞争，各国纷纷表现出政府深度干预产业竞争的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复杂装备和基础软件e等对外依变较高，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耐用性和一致性待提升.产业链完整性、自主性、稳定牲和可控性存在较高风险。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或核心零部件封锁对中国战略必争领域的核心能为突破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成为中国应对部分国家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提升自身产业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路径。事实上.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制造业国家在其产业变革和制度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其基本制度和民族文化相适应的备具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这些模式为中国依托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参照，但由产业链协同嵌入一国的制度基础之中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与大国地位相适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关于通过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机制，现有研究仍不成熟，少数文献主要探讨链长与链主的区别（余东华和李云汉，2021）、地方链长制产业政策（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国有企业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的职能（李政和王思免，2021）等。总体看，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缺陷：
本文在分析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链长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进而提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情杲现实和企业特征适配性，从全球竞争背景、所有制特征和制度优势、资源和能力基础三个方面分析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优势；第三部分分析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理论机理，探讨产业链链长弥补产业链现代化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机制，明晰中央企业作为现代产业链链长承担的功能；第四部分基于选取的典型企业的调研，进一步归纳提炼产业链链长功能的实现途径；第五部分总结并提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
主动打造产业链链长，是中央企业促进产业链协同、应对全球竞余的重要探索，是中央企业战略使命与国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的制度特征、使命特征和资源特征则为其打造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治理、资源和能力基础。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和重要构成。在氨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不断推动本国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日益强化，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探索参与全球竞争的新模式，而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为其以链长角爸参与全球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为此，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变化，主动作为，强化国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有利地位，是中央企业的战略使命。
利用国际产业链低应链重塑时机，发摔链长的“出海”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飞魏后凯等，2020）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有效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嵌入全球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对于形成以国伪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蔡防等，2020）。
作为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中央企业，理应担负起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强化其在产业链中的链长功能和地位，践行国家的使命。
（Castaldietal..2015）.多种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组合可能会衍生出多条实现路径.这就需要具有引领能力的主体来主导并强化某种技术路径利商业模式
（OrilandJam<es，1998）。中央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领、需求拉动等方式整合特定技术路线和商业e模式，推动产业发展，成为产业生态领导者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载体。
具有雄厚技术实力和市场牵引能力，同时又具有极高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央企业，是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构成要素。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中央企业为中心打造产业链链长保障产业链安全和构建非对称竞争优势，形成区别于西方制造强国又超越其一般模式的产业链刺机制，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
问题（路风和何鹏宇，2021）。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屈性和企业主体属·性使其既能够融入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公共品供给的公共屈性，同时又能够以企业主体身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从而有效发挥中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国家战略承接载体“双重角色”的独特优势，与产业链上的链核企业（核心能力载体企业）、链企业（连接产业链的必要环节）和链辅企业产业链一般性的构成企业）协同发展，真正发挥链长企业对国家战略的有效响应。
中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特别是掌握了规模战略性市场，同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规范的管理机制，其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具肴良好的资源和能力基础。
链长的物质基础。截至2020年底，全国食有企业资产总新述268.5万亿元、负债总额171.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0万亿元，其中，中央企敢资产总额94.0万亿元负债总额62.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19.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5%/020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其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负会（简称阿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49家，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有33家。中央企业难大的资产规模和物质基础，为其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超过600个，中央企业拥有一大批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拥有雄厚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具有整合和协同上下游、关联创新主体的创新网络和产业生态，为自身打造产业链链长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ugmanandVerbeke.2003），获得附着在企业内部的、无形且不可模仿的稀缺资e源（Wernerfelt，1984）。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11028户，分布在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达7.6万亿元，全年营业收入54万亿元，利润1318.9亿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业务由侧重能源、矿产资源类母发逐步拓展到拥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中央企业在关键领域的全球化布局与运营，提升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与调用能力。
为更好地理解产业链链长功能，需要从理论上廓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等基本概念的理论联系和区别。
从内涵看，产业链是一个基于“产业总体”投入产出关系来分析产业效率或竞争力的产业组织e概念，反映的是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相互交织的网络关系。供应链是从“特定的企业“出发考观察和分析企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及其对企业供应链效率影响的管理学概念，聚焦于跨组织的产品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整合，旨在通过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等上下游企业的协调与舍作，满足终端客户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Mentzeretal2001）。价值链的概念最初巾Portery985）提出，用于分析研发、制造、营销等价值创造活动（这些活动并非投入产出关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之后随着全球价值链在企业间的分解，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分析价值创造活动分工的概念。创·新链的概念最早由MarshallandVredenburg⋯（1992-）提出，是创新网络中用于分析创新过程的一个概念，包含了多个创新参与者相互连接并经历多个阶段产生价值的一体化创新活动过程或结构。
这些概念从-不同视角解释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价值链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组织间、产业间以及国家间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并衍生出“价值星一系”“价值网络”“价值生态系统”“产业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等概念（NormannandRamirez，1993；杜义飞和李仕明，2004；Gereffi-et-al，2005；金帆，2014）。同时，知识、创新等分析视角的导入，进一步形成了“知识价值链”“创新价值链”等概念
（RayportandSviokla，1995；HansenandBirkinshaw，2007）。
产业链是理解产业组织结构的一个视角，其核心是产业链各主体投入产出关系背后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政策语境下，产业链概念不仅涵盖了产业概念所指向的同类企业的产业组织关系，还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经济交易联系，甚至涵盖了大学、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国家实验室等非市场主体间的非经济性活动。产业链概念超越了市场主体间的交易关系，反映了更加广泛的非市场主体和非经济交易性互动（Galaskiewicz，2011），而且这些广泛的主体间竞争合作关系和互动行为模式共同决定了产业链的总体竞争力（吴金明和召，2006）。因此，在产业链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链链长，是一个从“企业”视角观察“产业”发展绩效的理论概念，其规范意义不是企业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而是通过企业活动驱动产业链整体能力的提升。
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业链治理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协同投资活动，也必然受到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调节。然而，在产业链治理实践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不能完全有效解决产业链治理的问题，在不同领域不程廉地不在治理失败。
此时需要给企业施加一个类似“庇古税”的外部激励，矫还企业的投资水书和结构，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产业链协同本质上是跨产业、跨组织的多种资源和能力协同的过程，对于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产业链各主体来说，出于自身利釜考虑的p体理性最优决策常常偏离产业链群体理性最优决策，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出现命场主体退出博缔的现象。这时就需要对该主体施加一
个外部激励，促使其行为向群体理性的均徽结果收数为此、经济学家围绕降低经济协同成本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通过提供有效的价货制度全业制度、同制度等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从而激发市场主体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基子市场规则的关系合约和互利行为，逐步趋向群体理性均衡（BeckerandMurphy，1992）但也有理论议为应声政府对产业链中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投资活动予以补贴，诱使企业投资示向积投资水平顾着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收敛，从而以非市场的方式弥补或矫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败。
素的影响，子系统或者某—一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创新系统的失败。为此，在打造现代产业链过程中，要从创新系统的视角出发，不仅要解决创新和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基础设施（婊备、材料、核心部件、人才等）供给不足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如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保护等）促进产业网络中各类主体（如m分节符（连续）sm企业科研院所、政府、客户等）的有效交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各类主体的能力，以促进产业链（4）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结构性政策解决产业链的激励失败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提供可置信的市场承诺促使产业链主体采取一致行动，也可以通过供给特定的创新琳或制度韶决系统失败，但是政府在解决这些市场缺陷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政府自身的失败，致处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低下。政府产业政策或者产业协调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有效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等各种成本收益的综合权衡。而中央企业协调，既非完全市场机制，也非完全的行政机制，在特定情境下相对于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具有比较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具右石补性.是实现产业链协同的第三种治理机制。
产业链协同是产业链上相关利益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的一种激励相容状态，产业链治理则是实现产业链协同的一种制度安排，产业链协同是产业链治理的结果和目标。理由上看，产e业链链长所承担的产业链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见表1）。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企业不能孤地发探产业链链长功能，中央企业产业链链长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有序协同积支持。地方国有企业要立足国家产业链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链长企业的急体部暑、主动融人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充分发挥自身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的优势，整合凋动地方资源，共同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而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作为产业生态中最活跃的量需要发挥自身灵活性和创新性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在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等方面不断突破，积极打适“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成为保持产业链韧性、维系产业安全的重要主体。
中央企业作为介于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机制，可以从产业链治理中的特定“失败”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出发，明确并落实中国情境下有效解决不同“失败”问题的具体途径，由此承担起产业链链长功能。
针对激励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稳供等途径，在承担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市场激励或金融激励，提升全产业链主体从事高“外部性”活动的激励水平，从而保障产业链在“卡脖子”技术、基础软硬件、战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给等方面的安全水平。针对协调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产业链国际化等途径，对内创造规模化创新市场、牵引新兴产业链发展壮大，对外整合全产业链国际化力量、带动上下游生产和服务企业一揽子“走出去”，从而推动产业链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升。针对系统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牵·头建设高水平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立健全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应用机制等途径，弥补当前中国创新系统一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失，提高公共创新供给水平和扩散速度。针对政府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发挥自身相较千政府机构的产业能力优势和信息优势，通过驱动产业整体性转型，推广适合中国情境的新模式、新应用、新机制，从而打造高质最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创新特点和产业组织-特点不同，对于产业链治理是否面临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问题，以及各类问题的强度和实际表现形式，相互间存在较大差异。在面对差异化的产业链治理失败问题时，链长企业应结合所在行业治理失败的关键问题和企业自身的mmmmm协同能力基础，从特定的失败问题出发，确认自身实现链长功能的具体有效途径。本文对选取的-5e家典型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表明，由于产业链治理主要问题不同，各企业实际承担的功能和实现品途径各有偏重（见表2）。
与民营企业相比，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资源基础更加雄厚，同时产品集成度普遍更高，产品涉及的学科和技术领域更加广泛（Trajtenberg，1990），因而面临更加突出的、由“卡脖子”技术造成的产业链安全风险，受西方科技封锁威胁的负面影响更加直接。无论从自身能力出发，还是从竞争需求出发，中央企业都有条件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发展“杀手铜”技术、保障产业链安全的中坚力量。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室，但普遍存在人员规模偏小、剑新目标分散、激励机制不健全、独立实体运行面临制度障碍等问题。建议抓住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要机，支持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抓住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契机，因地制宴采愈新建、扩建、合并等方式，推动中央企业承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朝着规模优势显著、科研目伤集焦、激励有效、运行高效的方向发展，持续改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基础和能力基础。
例如，集团2是国内高端装备关键细外领或的龙头企业，该细分领域产业链在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时面临着重的激励尖败题进一步改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将对集团2应对这一愈起到重要受撑作用。在沥谈中，集团2负责人反映，集团深度参与的一项国家层次科技计划充关键时刻有效集聚了产业研发力量。21世纪初期，集团2下属某核心企业由于研发人员待遇太低<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而国家科技计划的资源投入，使行业得以保留关键研发团队，协同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内向高端产品方向发展，对标国际最先进产品的参数开展研发，解决了很多产品的有无问题。随着研发重点从解决整机有无问题转向解决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问题，曾经给集团2关键产品攻关提供重要支持的这项国家科技计划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支持面太广、对关键零部件和重点企业的“点”上支持不足等。特别地，由于该科技计划未设置清晰的容错机制，部分“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在初期失败后就无法得到后续支持，难以在长期迭代中实现突破。
突破，围绕重大科技计划开展深度合作。在链长企业中率先健全多样化聘用机制，落实领军人才的技术决策权、经费调剂权、团队组建权，探索实施项目经费包干制。率先落实重大项目、创新项目、关键核心创新团队的工资总额单列管理制度，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加大对科研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力度。放松对重大项目团队技术攻关的事中考核，同步建立项目团队信用体系，发布负面和正面两个清单，采取前期保障基本经费、事后补助奖励的方式，以信用管理取代对技术攻关团队的事中考核。
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的最终产品复杂度更高（D如aggio2007），中间产品产业链更长，外部供应链覆盖面更广，产品创新对供应商和互补品生产商创新乃至整个部门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的拉动作用更强。因此，中央企业有条件带动外部创祈主体，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短板，从系统全局思维出发，协同开展全产业链补链强基。对此，应在以下两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I）在全面摸底产业链关键堵点、卡点的基础上，积极支持链长企业组建合作型供应链（志祥和马士华，2001），协同上下游企业突破基础软硬件短板。推动链长企业牵头梳理产业链图谱，完善优化产业链基础数据库，摸清制约产业链高质最发展的堵点、卡点，就此与供应链企业深度合作。在关键零部件需求规模较大、通用性较强且已有国内龙头供应商的产业中，支持链长企业与龙头供应商就基础软硬件创新开展长期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在关键零部件需求批械较小、专用性较高、分散需求难以有效带动供应商创新投入的产业中，支持链长企业最大限度整合需求，通过联合专业性民营企业、支持“裂变式”创业企业（FurlanandGrandineti，2016）等途径，打造有需求保障的技术攻关共同体和长期会作生产关系，促进面向基础软硬件个性化需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例如，在对高端装备某细分领域的调研中发现，该领域产品属于超小批量的专用性设备，其专用关键部件的开发周期长、成本高，而且需求规模上游企业总产量比例过小，加之中国在这一关键部件的龙头企业以大批量通用产品生产为主.不擅长小批量、专用性产品开发，致使集团2难以e拉动这一领域龙头企业合作研发专用产品，整条产业链在专用产品研发生产上面临严重的激励失败问题。相比之下，国外部分供应商规模虽小，但定位于高端供应商，本身擅长
小批量、专用性产品开发，可以有效支持整机企业开发小批量、专用性高端整机装备。对此.作为该领域龙头企业的集团提出了依托民营企业、培育中小型专业化高端零部件供应商的工作思路另外，集团在培育本土供应商网络时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
（2）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简称“三首”产品）扶持政策，将支待范围从产品采购扩大到应用反馈与持续改进，为链长企业及其供应商创造通过“用中学”（Mukoyama，2006）、“下中学”（Arrow，1962）、“研究中学”（Gerschenkron1962；陈劲，1994）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的更好机会。日前，“三首”产品扶持政等以降低采购成木为主.对用户是否将采购的“三e首”产品投入实际应用、是否对“三首“产品持续创新给予反馈支持不作考虑。部分用户在采购后少用甚至弃用“三首”产品，致使“三首”产品生产业难以获取应用信息与改进需求，也难以持续迭代改进”三首”产品及其技术。建议将支持用户数据采集与技术改进互动明确纳入“三首”产品扶持政策耍求，进一步简化”三首”产品扶持政策申请流程，同时增加国有企业对“三首”产品采购的解释权，科学减少国有企业采购使用“三首”产品的领导责任，促进基础软硬件创新形成“应用一-反馈一-改进“闭环，推动国产”三首”产品实际投入长期应用，进一步提高产业链关键环节国产化率水平。
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给价格，协助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供应商有效应对产业环境变化的冲击（王永贵和高佳，2020；唐钰岚，2021）。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将提速降费工作重心从“普惠降费”转向“精准降费”，就是针对移动通信产业链在市场机制下面临的公共品供给激励失败问题，在服
务价格调整中寻求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动态平衡。2015一2018年，三大电信运营商每年制定专门的提速降费方案，使得中国在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覆盖率处于全球前列的情况下，网络资费仍处于全球偏低水平。然而，持续、普遍的提速降费给运营商带来了网络建设成本增加、盈利水平降低的双重压、间接导致运营商采取多种不规范营销活动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客观上损害了消费者使用验。202年，在中国网络资费总体进入合理区间且运营商存在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行为的前提下，政策设计开始考虑到降费对提速和企业持续投资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工作重心逐步由“提速降费”向“提速提质”转变，即在提速的同时，提升运营商的客户服务质量和网络服务技术性能。
中央企业多处于技术肴槛高、规模效应显著、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国家战略性领域，且其中某些领域属于最大规模的终端用户或总成企业（贺俊等，2018）。因此，中央企业有条件作为试验性用户（Malerbaetal.，2007）和领先用户
（VonHipple，1986），以规模化、前瞻性、创新导向的市场需求牵引国内产业链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成熟壮大。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例如，作为典型的长产业链、多主体参与的复杂产品系统，移动通信产业的突破性创新和技术路线转换面临严重的协调失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集团5提供了作为终端用户、以前沿需求和创新需求牵引全产业链在新技术路线下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在移动通信3G技术发展初期，集团5采用当时技术尚不成熟的3G技术路线，也由此导致用户少、网络体验差等现实问题，进而导致集团一度缺乏加大投资的动力，甚至对上游供·应企业的投资信心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集团5-以超常规速度加快网络建设，明确快速推进网络覆盖的投资目标，以此释放明确的需求信号。同时，集团5设立了终端专项激励菲金联合研发项目，1：1出资招标”旗舰宽带互联网手机”和“低价-3G手机”两个创新项目，并明确要求手机厂商和芯·片厂商必须联合投标。在此背景下，终端厂商和芯片厂商通力协作，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出了高中低端通信芯片和手机终端产品。之后集团5成立终端公司，集终端采购、错、售后于一体，通过整合内部活动，为终端规模化销售和产业链整体发展注入新动力。最终，集团5成功撬动了芯片、设备、终端、配套系统、业务应用、运营等产业链各环节创新。练热属备在糖，温惠国黑，3G糖，信偏高业。练。M品。杰。烈夯节特（链炭。指的部指的部指的部指的部指的的部的指的的部的指品品（2）在链长企业作为总成企业、政府部门或其他国有企业作为终端用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动终用户持续提供对标国际技术前沿的产品需求与技术机会
（PerezandSoete.1988），为链端长企业发战略性需求牵引作用创造条件。在链长企业并非终端用户的产业，通过整合地方政府挥和国有企需求、强化国家层面需求设计、培育新型需求主体等途径，构建技术要求先进市场规模业可期的产需求和相应的试验验证环境（吕铁和贺俊，2019；吕铁和江鸿，2017），构建前沿技术研发品验证和规化应用的良好生态.明确链长企业在分解终端产
品需求、协调试验验证工作中的核心位模置，支持企业承接转化终端需求，培育高水平产业链。访谈过程中.集团4就表达了对这类支需国已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但主导技术路线存在转换风险的产业领域，支持链长企业提升（3）在中布局与管理能力，引导国内全产业链战略性应对产业技术路线转换。链长业应建立产业链技术线动态监测制度，及时识别全球新兴技术路线并跟踪分析其影响与挑战，判题前主导产业技术路新兴技术路线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激励不同技术路线在良性竞赛中不断优化熟化，预技术路线和防术路线竞争中“掉队”；另一方面，在引导全产业链相关主体在技术路线选推适时收在全球技敛，定位和工作重心，向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保持既有优势或构建新优势的方向采取集体调整角色行动产业链国际化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表明，同有企业海外投中央企提高了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可能性，投资经历的正向示范效应和声誉效应要大于资在整体上教应，而当国有企业是中央企业时.正向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赵勇和初晓，202负向的意争）1）。换言e之，中央企业国际化不仅意味着自身产品和服务进入海外市场，而且葱味着中国装备和服务进入海外市场中·国产业链向海外延伸、中国企业经济合作与创新合作平台向海外拓展、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I）支持链长企业作为排头兵和组织者，统筹协同产业链全链条“出海”，防范全产业链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国内企业恶性竞争风险。链长企业不仅要带动终端产品和上游零部件“走出去”，而且要带动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产业融资等生产性服务-揽子“走出去”。在此过程中，链长企业应特别注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走出去”，支持民营企业从简单参与中央企业分包向附加值更高、一体化更强的方向发展。
中央企业既肩负着共性技研发地公共使命，又掌爆在竞争中实时形成的、有关前沿技术产业化方向的市场需求。牵头建设高平产业共性技术书台）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应用，理应成为中央企业加强公共创新供给的重要方入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中央企业与中国产业体系共同成长，多数处于产业体系的核心位置，对传统产业体系蜕变、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贺俊和吕铁，2015）具有更大影响。在自身具有市场规模优势或领先技术优势的领域，中央企业有条件成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构建国产应用生态、实现全产业数字赋能（戚聿东·等，2021）、打造高质批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的龙头力橄。对此，应在以下三方面为链长企业提供重点支持。
要快速高质量推进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工作，就需要在厘清产业链链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更好发挥国资国企管控优势，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部门间协同，充分激发链长企业牵引功能和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协作积极性。
长作为国资委管理和监督中央企业的核心职能之一，根据不同中央企业的经济功能定位、产业链位置和能力特征，在现有分层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增加产业链链长企业属性，推动中央企业在基础研究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平台打造建设、创新生态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动推动国资委与相关部门协同开展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梳理国资委和相关部门推动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建设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强化国务院的顶层设计
和总体协调功能，在既有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成立“中央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部际联席会”，推进国资委与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等部门间的协同。
业链链长的过程中，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推进，不仅要利用全球大分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经济效益，也要关注关键原材料、关键设备、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等方面的国产化问题，同时要强化产业循环体系的非对称竞优势构建，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要将增强产业链安全备份能力作为电央业打造产业链师长的工作重点，围绕关键人才、原材料、设备、技术、产品等，实施断链断供替代预演，形成替方案并有序推进，提高多国备份能力，提高极限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持续突破战略必领或的人才、原材料、设备、技术等方面的瓶颈，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定企业名单和推进方案，在关乎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的行业，通过企业自会申报、桶关部门锥蒸等多种方式，确定重点突破产业链及链长企业名单。鼓励链长企业相关负责人国资委监管人员交叉任职，鼓励各链长企业先行先试，构建链长企业间的横向交流和合作机制。加强对中央企业履行产业链链长职能的资金支持。提高工资总额，针对列为试点的长企业，对劝于关键授术岗位、工程岗位、管理岗位的人才，突破国资体系内薪酬限制，按照市场化原则定薪酬、提高新酬的吸引力。优化评价方式，在对中央企业的考核中，将产业链链长的职责纲入考核评价体亲，对产业链“卡脖子”环节有重大突破的企业，在考核中予以倾斜奖励。
有效的权力分配、投入方式、分配方式等，形成各类主体共同授人、共享收益、合理分配、有序竞争的良好局面，推动产业链内链长企业、链核企业、链环企业和链辅企业的有效协同。鼓励链长企业打造产业链平台或者产业联盟，成为链长企业与国内乃至全球产业网络中企业主体、创新主体沟通协作的平台。科学选择适合行业发展的组织模式，鼓励链长企业结合产业链特征，参照美国、
日本、德国在产业协同中的成功经验，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中形成有序协作和共同促进的行业协同模式。鼓励链长企业与产业链其他企业按照法制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原则开展现代产业链建设的系统性设计和探索创新，为链长企业牵引带动链核、链环、链辅企业提供支持，推动产业生态的繁荣发展。支持中央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加大联合研发力度，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推动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吸引境外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走进来”，促进全球科技要素的整合利用。
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有效对接，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供给与需求枯准匹配和高效协同。为加快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应立足中央企业作为链长企业在产业、用户、数据、场景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大数据、物流大数据等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构建技术复杂度更高、技术迭代速度更快、架构更加复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有效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协同作用，推动数-据资源集中统一归集使用，打破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壁垒，丰富平台应用-场景，完善·平台生态系统功能，能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城市红色旅游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中国计量大学王亚琴
2003年4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江西视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将红色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把红色旅游打造成有震撼力的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发展的载体，发展红色旅游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着宣传不到位、开发不彻底等问题，严重阻碍城市红色旅游的发展。为此，我们要探索破解红色旅游发展困境的思路，从而找出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实现红色旅游的发展，以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播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地处内蒙古高原，背靠阴山，近临黄河，历史文化悠久，是远古时期“大窑文化”的发源地、昭君文化的发源地，也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先秦时期就有赵武灵王在此设“云中郡”，民国时期为绥远省省会。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今呼和浩特市）连接了前后六个省份，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北平大后方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是少数民族抗战地区的典型代表，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着力打造文化强市，呼和浩特市充分发挥其首府城市的优势，大力发展城市旅游业，把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作为推进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着力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在发展红色旅游业的同时，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呼和浩特市旅游资源在区域内数量相对较多，主要有A级旅游景区44家，其中4A级旅游景区18家、3A级旅游景区19家、2A级旅游景区7家。地文景观13处、水域风光7处、生物景观6处、古迹与建筑32处，还有众多其他休闲购物娱乐场所，深受全国各地游客喜欢。呼和浩特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实体数量较多，在内蒙古地区占较大比重，发展红色旅游有巨大潜力。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旅游富民、促进就业，实现红色旅游拉动城市经济发展。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呼和浩特市旅游业受到猛烈冲击，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统计，2020年呼和浩特市国内旅游人数为1820.36万人次，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374.51万人次，同比下降43.02%；国内旅游收入为408.74亿元，与上年相比减少了527.06亿元，同比下降56.32%。2020年呼和浩特市入境旅游人数有
25264人次，比2019年减少了117139人次，同比下降82.26%，2019年入境旅游人数中外国人占比68.05%；旅游外汇收入共933.68万美元，比上年减少了16984.71万美元，同比下降94.79%。后疫情时期，城市发展需要重新聚焦于旅游业的恢复与振兴，推动城市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呼和浩特市周边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其与周边城市旅游发展仍然存在闭环，互动性较差，知名度较低，区位优势不明显。呼和浩特市是国家区域性的枢纽城市，但其地理位置偏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交通的纵向发展，由于自治区经度跨度大，难以发挥首府的积聚作用，枢纽能力难以体现。最直观的就是线路分布上，呼和浩特市是“一”字型枢纽格局，与众多或是“十”字型或是“米”字型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在国家“八纵八横”主线的规划中，它依然还是“一”的单线型铁路发展，导致呼和浩特市发展红色旅游区位优势不明显。以国内红色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浙江嘉兴南湖为例，浙江嘉兴南湖作为中共一大召开的“见证地”，嘉兴南湖发展红色旅游业时，注重打通区域发展闭环，面向城区外注重探索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设施布局，把嘉兴打造成一个对外枢纽城市，研究打通城市与区域的联系，构建城域一体化的综合交通，充分发挥其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和地域优势，紧扣地域发展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发展嘉兴的交通，打通与周边城市例如杭州、上海等旅游城市的区域闭环，提升自身的区位优势。学习探索发展红色旅游新思路，借鉴嘉兴等国内发展比较成熟的红色旅游城市，呼和浩特市要充分利用首都北京发散区域的地理位置优势，打通旅游闭环，加强自身区位优势。
城市发展红色旅游需要根植于本地红色文化，呼和浩特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拥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受游客对于内蒙古地区传统印象的影响，呼和浩特市“草原文化”的发展掩盖了呼和浩特市红色旅游的发展。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发展旅游更多依托于少数民族文化，这难以让游客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红色文化发展可以成为呼和浩特市发展旅游的新亮点。城市发展红色旅游不仅可以通过红色景点吸引游客，还可以通过改良原有特色旅游产
品或设计新式旅游文化产品宣传旅游价值和城市文化，旅游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宣传城市旅游信息和旅游产品信息，还可以刺激游客的兴趣点，激发游客购买产品的欲望，促使游客产生购买行为，带来旅游收入的同时，扩大城市红色旅游的影响力。随着全国各地旅游城市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各地制作精良的红色旅游文化产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许多旅游景点推出了自己的“网红产品”。呼和浩特市负有盛名的奶制品、牛肉干等食品，蒙古族特色的银饰、地毯、皮毛制品等深受游客的喜欢，现有的旅游产品缺乏精美的包装和更为新颖的设计，旅游产品整体缺乏创新，红色产品仍有待开发。城市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利用好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创新旅游产品设计，打造多样、个性、时尚的旅游产品，积极打造产品贯穿“吃、游、购”一体的旅游过程，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让游客回味“城市味道”和“城市文化”，通过红色旅游产品传递城市红色文化价值。
呼和浩特市的经济发展相较国内其他大型旅游城市稍显落后，在国内省会城市或首府城市中存在感较低。国内游客旅行往往会选择自然风光宜人、历史底蕴深厚、人文环境安逸，或者是近些年旅游业发展较好的“网红城市”。呼和浩特市虽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在国内旅游城市中定位不明确，呼和浩特市地处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缺乏少数民族地区鲜明的文化特色，旅行可替代性较高，例如游客想体验草原文化，往往会选择呼伦贝尔市，与同类文化的旅游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低。整体来说与其他城市旅游定位差异性较小，城市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对城市进行科学定位，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深入剖析，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及线路，突出城市发展的特色和特点，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旅游城市存在感。虽然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不同于其他旅游城市，呼和浩特市旅游信息少，更新相对滞后，缺乏生动形象的广告，城市旅游定位相对模糊，整体红色旅游知名度较低，城市文化内涵有待发掘，文化传播力度较低，覆盖面狭窄，受众人群较少，导致一些游客对呼和浩特地区依旧留有“偏远地区”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制约城市红色旅游发展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最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城市旅游景点都频繁因虚假消费、隐形消费、欺骗消费登上新闻，旅游感受的好坏通过口碑直接影响旅客的旅行态度与旅行评价。后疫情时期，城市在发展红色旅游时应该重视城市正面宣传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发展较好的旅游城市的经验，加强对城市进行正面宣传，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发展要科学、可持续，城市红色旅游的发展同样如此。城市特色是在历史时期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红色旅游需秉承科学发展理念，结合城市地域特色以及特殊的红色文化背景，以特色旅游为支撑，将红色文化与城市特色文化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实现科学发展。发展红色旅游经济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保护优秀文化中发展文化，把生态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将城市内与周边的红色资源协调贯通，整合红色资源，形成统一的整体，再根据各地特色对景区功能进行细化。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城市红色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城市不同的文化特色进行具体分析和规划，整体上构建多样、和谐、发展的城市红色旅游文化。
旅游行业作为一个需要多因素共同支撑的行业，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居民自主开发景点具有盲目性、滞后性与自发性，缺乏科学的保护环境的意识，难以形成配套的服务体系，宣传受众范围有限，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以及规划景区周边的配套设施。根据旅游发展需要，
近年来，国内旅游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红色旅游的重要意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红色文化宣传方式，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途径，红色旅游的传播离不开社会和公民的关注和支持，发展红色旅游可以提高城市知名度，为城市居民增加收入，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发展过程，社会和公民都应该参与其中。城市发展红色旅游自身应该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内应贴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发展红色旅游最积极的因素，让居民熟悉城市红色旅游资源，让城市居民成为宣扬城市红色文化最积极、最有效的明信片。对
外城市应利用信息可视化的时代优势，通过社会和公民合力共同宣传，通过积极的宣传方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增加城市红色旅游信息的推广，稳固城市正面形象，丰富红色旅游信息内容，促进城市红色旅游的发展。
目前国内的许多旅游景点紧跟时代潮流，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实现了红色旅游景点数控系统的全覆盖，形成了部分“网红打卡地”的城市名片。还有一些城市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设计出了专门针对景点排队、讲解与服务一体化的公众号、小程序、App等，简化了程序。红色旅游不同于简单的欣赏自然景观，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具体情景，旅游过程强调游客获得真切的体验感，可以开发VR实景体验模式，注重城市红色文化体验营销，将互动体验一体机、沉浸式体验设备、高清观影视频等科技与城市红色资源相融合，打造线上“智慧旅游”平台，优化平台设计，联通线上线下游客，方便服务游客，提高游客在城市的参与感、互动感与体验感。
红色旅游景点有自身的严肃性，在表现形式上往往通过展墙、展厅等方式，对游客进行单向输送，城市发展红色旅游需要注重生动性、多样性。创新城市红色旅游宣传方式有多种途径：
从河南省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工作中得到的思考专题综述
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孙树莉、汤宇
根据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分区调研统一安排，2021年由中央农广校带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青岛7个省（市）农广校主要负责人组成河南调研组，深入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开封市祥符区、商丘市夏邑县、永城市4所县级农广校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调研，走访农民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及农民中专学历教学班，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市县有关领导及省市县三级农广校负责人分别进行了3次座谈，全面了解区县级农广校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发展诉求，对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区县级农广校职能作用进行了研究探讨。
调研显示，7省（市）农广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人才振兴部署要求以及中央农广校联合办学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采取务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各省市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工作推动方法包括：
笔者在深入河南省省农广校及4所县级农广校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河南省农广校正处于机构改革时期，但目前从省市县级农广校看，均隶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在现有的教育培训职能上，河南省农广校分别加挂了“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心”和“省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两块牌子，承担的主要工作有：负责全省农业干部的培训和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负责对市、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分校的教学业务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教学质量评估；负责农民“绿色证书”师资培训；负责组织实施全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规划，农民教育、“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农科教结合、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和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
在河南省调研的4所县级农广校中，有3所是本县承担农民培训项目的主要或唯一机构，常年承担教育培训任务，另外1所主要负责农民培训的监督管理工作，不举办培训班。
多年来，开封市兰考县、开封市祥符区、商丘市夏邑县、永城市4所县级农
广校紧紧围绕“三农”工作中心任务，稳步推进农民职业教育，持续开展“绿色证书”等技能培训，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坚持开展农业职业技能鉴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农民，在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了农广校培养农村人才的主力军地位。归纳起来，县级农广校主要体现以下工作特色。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以商丘市夏邑县农广校为代表的县级农广校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办班，通过农民教育培训，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健康发展，实现农业提质增效，用农民教育培训的软实力，促进社会经济的硬发展。
在高素质农民教育培养工作中，一方面加强农村实用人才短期培训，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农民职业教育。开封市祥符区农广校坚持“应培尽培”“需培就培”原则，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云上智农APP等教学手段开展培训，建立微信工作群开展跟踪服务；永城市农广校重点加强销售环节培训，打造电商实训基地，提供电商直播全程服务，重点培训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商丘市夏邑县农广校坚持“弹性学制、农学交替、送教下乡”职教模式，以农村党员干部及高素质农民为对象，稳定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将高素质农民培训与农民学历教育有效衔接，既能提高农民学员学历水平，又能培训学员实操技术，取得一定成效。
永城市农广校对参加培训创业致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典型学员进行宣传，对党的方针政策、公民家庭美德、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等进行宣讲，有效促进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封市兰考县农广校重视田间学校文化建设，指导农民田间学校学习焦裕禄精神，打造“真诚做人、勤恳做事”的企业文化，深挖产业文化，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丘市夏邑县农广校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培养学员生态环保意识；开封市兰考县农广校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乡村大喇叭、知识问答、集中学习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引导农民转变思想，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支持配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商丘市夏邑县农广校实施“四步培养法”，即“把农民培养成高素质农民，
把高素质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党员干部培养成村支部书记”，推荐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致富能力强、带动能力强的“双高双强”农民加入村“两委”，助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通过调研发现，虽然近年来区县级农广校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坚持“三个面向”，培育了大批高素质农民，但在新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下，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政村（社区），农业从业人员37.8万人，耕地面积6.83万hm2，农广校仅有3名工作人员，不承担授课任务；祥符区下辖345个行政村，农业从业人员43.6万人，耕地面积8.67万hm2，农广校仅有4名专职教师，部分工作人员被政府部门借调。天津市农广校区级分校面临同类情况。
业发展的“领头雁”，农广校校长需要有深厚的农广情怀、先进的育人理念、明确的发展思路以及科学的管理能力，才能推动农广校不断改革创新。
《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区县级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线主战场，只有持续加强区县级农广校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和办学水平，农广校体系才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有关文件中，争取将发挥农广校作用的内容纳入进去，同时加强与教育、人社、工会、共青团等部门的沟通合作，扩大农广校体系的影响力。区县级农广校要积极配合完成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任务，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协同发展机制等。建立对口帮扶制度，支持引导发达地区、业务能力强的农广校对口帮扶偏远地区、业务能力相对较弱的农广校发展，在师资能力提升、教育培训理念模式创新等方面给予指导。开展智库项目研究，组建由各级农广校“知三农、懂政策、有思路”的农广人参与课题组，形成属于农广校体系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持学以致用和用以促学一体化设计，培养人与培育产业同步推进。
培训，增加区县级农广校教师到发达地区进修学习的机会；协同互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建立多种形式的学校发展共同体，通过优质校骨干教师互换任教、示范课进教室、远程共享网课、合作研究课题等方式，发挥对薄弱校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郴州市北湖区为例
中共郴州市北湖区委党校刘文蔚
门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对居民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广泛听取民意，对收
集的意见分门别类汇总，采取“党支部审议、业主委员会商议、居民代表决议”的形式进行磋商，分类施策、分步解决。涌泉街道惠泽社区云鼎馨城小区党支部改造楼栋架空层前，多轮征求意见，入户商讨方案，采纳了居民意见相对集中的设置阅览室、棋牌室等建议，建成近400㎡的党群服务中心，得到小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先进治理经验，让我们找到了差距，拓宽了视野，引发了思考。燕泉街道外出学习后，指导无物业小区茗新佳园成立党支部，广泛发动党员群众自筹资金8万余元开展美丽楼道建设，小区由昔日的“脏乱差”变为现在的“洁净美”。
于管理、便于活动、发挥作用”原则，整合居住在小区的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在职党员、社区党员和两新组织党员，建立小区党支部17个，楼栋党小组136个，构建了“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架构。在全市率先实施社区专职工作者员额管理，积极推行“全岗通”服务模式，推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采用组织选派、基层选拔、退休聘用等多种方式，选优配强小区党支部书记、委员，建设了一支数量充足、管理规范、素质优良的基层治理队伍。
个成一个，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要内容，纳入全区组织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清单，区委常委会定期专题研究。推行领导办点示范，12名区级联点领导坚持“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点评”，化解复杂难题28个，解决创建资金600多万元。区委书记为温泉路社区南下干部展览馆审定主题。
订符合自身特点的任务清单，明确创建内容、工作时限、责任人，将任务细化
到月，责任压实到人。区委相关责任人员每月到现场实地指导1次以上，与街道、社区共同谋划主题、设计图纸、审定方案，手把手地为基层排忧解难。建立“周调度周点评”机制，各示范点每周上报周总结周计划，在微信工作群晒进度、晒质量、晒效果，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相互鼓励、相互学习”的发展态势。
于示范点创建工作，做到资金、项目向基层一线聚集。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跨区域统筹整合资源，成立五岭商圈党委、北湖商圈党委，增加2名社区干部职数，每人每年保障人员经费8万元，确保更大范围的区域共治。
南下干部展览馆；民权路社区开展“一核统领、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试点，搭建“好人好报卡、大家来帮忙”“小小雷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激发了群众自治的内生动力；冠园社区作为女排腾飞之地，正挖掘女排精神打造集商圈党委、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仙泉社区针对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多、商铺多的特点，成立区域化“党建联盟”，形成了组织联建、资源联享、活动联办、平台联创、工作联促的新局面。
在华尔星城二期、泊富君庭等36个小区建立“居民微课堂”，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亲子教育、健康养生等主
题宣讲。点亮“微心愿”，在党群服务中心广泛设置“微心愿”墙和信箱，由社区党组织牵头，通过任务派单、“微心愿”认领等方式，组织志愿者主动帮扶或协调解决。践行“微承诺”，深化“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作表率”活动，将报到服务情况纳入干部考察内容，考察对象上年度未完成2次以上报到任务的不得确定为拟任人选，鼓励和引导2800余名进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围绕居民
的“小需求”承诺一个服务项目，变“坐等上门”为“主动服务”。
度考核、优秀领导干部评选的重要内容，引导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振兴社区的便民驿站为群众提供精细化服务，2021年8月，省委主要领导称赞“是真正的为民服务”，我们将其经验在全区推广，现已设立26个便民驿站。金桥社区从家庭和睦、邻里关系、文明礼仪、爱国筑梦四个方面将居民公约编成“三字歌”进行宣传，逐步构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居民自治格局。
党建工作“不是责任田、而是分外事”，普遍缺乏共驻共建思想意识，不服从所在街道社区的属地管理。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的工作，经常面临权责不清、有责无权、有事无费的尴尬境地，自身自治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严重弱化。
资福利、社区运转经费和服务群众等开支。社区通过帮扶单位、上级部门等化缘虽然能解决一部分，但每年约9成的社区依然有30～40万元的资金缺口。导致服务群众力度不够、工资和绩效不能按时发放等问题，严重影响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我区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学历是在职大专，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屈指可数，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待遇报酬相对偏低，吸引不到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进入渠道不规范，没有真正落实公开招录、择优录用，有些是机关单位职工的配偶子女甚至亲朋好友，纯粹为了解决工作问题。
元+街道配套7.5万元），但由于街道财政的实力不允许，一般只是下拨迎检后退回。即便微薄的7.5万元惠民资金，也往往挪作改造背街小巷或者社区基础设施的经费开支，开展党员活动、居民服务常常是“无米之炊”。
等为主，活动形式简单单一、内容枯燥雷同。部分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到社区报到，主要是完成资料留痕归档用于年度考核。
参与其中，与驻区单位条块分割、与住社区的在职党员不相往来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在职党员只有在机关单位党组织开展报到活动时才参与社区活动，没有认识到作为社区的一分子在社区的建设、治理中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为社区献策献力，把自己摘除在社区之外，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强。
垃圾清运和宣传板牌制作；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物业公司不积极支持社区开展人员排查、小区封闭管理和防控知识宣传，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返还也不及时向社区报告。针对以上现象，社区只能做政策宣传解释和沟通，无实际管理和制约物业公司的办法。近一年来，虽然政策上明确对物业公司的具体管理工作由
市物业科下放到街道、社区，但无具体操纵办法，实施困难。
大多数志愿者更多从事比较简单的、缺乏一定专业技术含量的如卫生清扫等“大众性”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服务效果不理想。
不强、组织机构分工不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层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
调研中街道、社区、小区党组织负责人普遍反映，缺人、缺钱、缺阵地是制约小区党组织作用发挥的最大现实因素。
党建考核打分的重要内容。同时，改革市、区直单位考核体制，增加街道、社区对市、区直单位年终考核内容和权重。授予街道党组织对职能部门派驻机构的人事建议权、工作经费审批权等。
的规范化、常态化招录制度。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教育培训，提高其依法办事、
执行政策和服务居民的能力，支持其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评价和学历教育等。进一步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书记，注重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人员、乡镇街道相关人员中定向招录选配社区党组织书记。持续制度化开展社区优秀党组织书记公开比选竞聘乡镇街道副科级领导职务，制度化开展社区员额管理人员报考乡镇街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工作人员，打破社区工作人员的晋升瓶
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写入党的规章制度和《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旗帜鲜明加强对小区内其他组织的领导，推动小区党组织成员、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负责人通过合法程序交叉任职、三向进入，实现优势互补、互融共赢。
于成熟商品房小区要发挥好“润滑剂”作用。党组织主动融入现有治理体系，主动发挥党组织链接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上级党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连通上下、协调各方。对于新建成小区要发挥好“领路人”作用。要按照采集业主入住信息时，同步登记党员信息，同步物色书记人选，同步收集居民诉求的“三同步”原则，以街道、社区为主导，在符合条件的小区率先成立党组织。在法律制度框架下，牵头筹建业委会，选聘物业服务公司，购买社会服务，从一开始就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小区依法治理体系。对于村转居、安置小区、老旧小区等特殊小区要发挥好“吸铁石”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作用，凝聚社会力量、热心人士等各方资源，推行机关“双报到”优先倾斜、党员志愿服务作为补充、街道社区兜底补位等模式，加强对小区的有序治理。
强对物业行业党组织的领导。由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指导督促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党支部，围绕物业管理等开展党员包楼栋等各类主题活动，进一步发挥党建在物业管理工作中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将物业服务企业日常监管权下放到街道、社区，建立物业服务企业履约考评机制，并赋予街道、社区党组织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考评权，考评结果作为企业信用评价与物业招投标的重要依据。
务大厅首问负责制、一件事一次办制和“全岗通”服务模式，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力争实现群众办事“只进一道门、只找一个人”、无特殊情况一次办结。同时，全市统筹，组织、民政、政务中心、工商等部门联合开发居民网上办事“一点通”APP，实现居民办事全市通办、网上受理、网上办结、网上反馈结果。
一天时间，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召集辖区居民代表、党代表和辖区单位党组织负
责人集中一天时间议事，讨论研究解决办法，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空间等个性化服务项目，以及举办运动会、广场舞、邻里节等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做到每个社区至少都有一项群众欢迎的特色服务内容，打造服务群众“一社区一品牌”。
更多的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使其成为新时期社会道德的新风尚。认真总结推广志愿服务地方性立法的经验，加快全国志愿服务立法进程。改变社区志愿活动存在的单位化、行政化状况，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改变社区志愿服务仅仅是慈善性、体力性工作，服务活动往往流于形式的状况，充分发挥不同领域、不同组织的特色与特点，依据社区居民需要适时地调整志愿服务的内容、形式。建立健全注册登记制度，制订注册登记条件和程序，记录每一位志愿者详细的个人信息及参加志愿服务的基本情况；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以便志愿者能够依据居民需要适当开展工作，提升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对志愿者的表现以及其服务质量做出正确的评定；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维护志愿者的基本权利；建立奖惩激励机制，通过多种形
式的制度化奖励措施激励更多的人投入社区志愿服务中来。
素核定；在发挥财政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激发驻区企事业单位的认同感和社区意识，发动驻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支持社区建设，明确、落实驻区企事业单位共驻共建措施和最低资金支持数额，拓宽社区增收渠道；积极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对于社区拥有的闲置性房产市场化运作，增强社区造血功能，保障社区组织的独立性提供坚实的保障。
事务准入制，以市区为单位制订街道、社区公共事务清单，明确要求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将工作职责下放到街道社区。新增事项确实需要街道社区承担的，须经区委区政府严格审核把关，并且把经费拨付作为前置程序，把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落到实处。
容的改变来倒逼活动成效的提升，改变以简单的活动简报、签到表、服务登记
表等痕迹档案来检查考核的情况，将计划活动方案的内容、发放群众满意度测评、解决社区实际问题清单等作为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只要求报到人数的数量型硬性指标调整为注重报到服务质量的成效型指标。社区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作用，在群众中开展问题建议需求调查，掌握社区居民关切、了解民声民愿，列出需求清单，在职党员所在单位部门根据需求清单结合部门实际有针对地开展不同形式内容的活动，真正通过活动为民办实事、好事，为社区解决实际问题。参照农村党员设岗定责的办法，社区党组织结合住区在职党员的工作实际、性格特点、专业特长等，组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物管服务、医疗服务等志愿服务队，明确在职党员在志愿服务队里的任务职责，充分调动在职党员服务社区的积极性。
示范社区、3个精品小区和10个标准小区，由区财政通过以奖代投的方式，分别按照20万元/个、15万元/个、2万元/个的标准予以奖励，并将创建成效作为平安社区、文明社区创建的加分项目。同时严格社区服务用房管控，建立事前备案制度，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整合民政、城管、文旅广体、退役军人和工会、妇联、团委、科协等单位拟投入社区的项目、资金，集中力量推进示范创建，做到以点带面、分步实施、全面进步。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探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情况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乌兰察布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地方政府债务如从表现形式来看，可划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两类，从负债的内容来看，可分为政府直接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两类。结合上述两种情形，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其分为显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隐性直接债务、隐性或有债务四个类型。
显性直接负债是政府债务的主要方式。一般为政府通过金融平台、金融机构直接的负债。显性直接负债包括债券、贷款等方式，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却面临约束。在明确地方政府不具备独立举债权限的背景下，中央通过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用以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随着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显性债务主要来源。
或有显性负债不是政府负担的直接债务，仅仅是在相关条件发生时，政府可能需要负担的债务，是政府由于过去的事项而导致的未来地方政府存在的潜在负债。例如由于政策和决议地方政府承诺的各类兜底事项，政府的担保项目及外债、相关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等。
隐性直接债务与显性负债的区别主要在于负债的形式有所不同。通常显性负债的形式主要为贷款、应付账款等，具有明确借贷约定，负债数额及负债方式也较为明确。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是指在“政府债务管理系统”之外，由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或承诺以财政投资偿还、兜底或提供担保而形成支出责任。隐性债务通常有政府购买服务负债、相关项目债务、养老金缺口、政策性融资担保、融资平台债务等。
隐性或有债务通常识别较难，表现了地方政府承担的隐形负债义务，该义务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产生负债，一般属于连带性债务，情况较为复杂。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总值（GDP）为20514.2亿元，同比增长6.3%，增速低于全国GDP增速1.8个百分点，2021年人均GDP水平高于全国人均GDP（80976元）水平。
2021年，内蒙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49.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4.6%，预算收入波动增长，财政预算收入超预期。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240.1亿元，公共预算支出逐年增长，财政自给率波动增长，但整体财政自给能力一般，国家补助力度很大，上级补助收入占财政总收入超五成。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余额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8倍，为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之和）的1.56倍，地方政府债务率不断增加，2021年、2022年及以后年度分别需还款为932.30亿元、937.80亿元和5，497.70亿元，期限结构较为合理。但由于地方债务基数不断增大，且公开数据仅为显性债务数据，考虑到隐形债务的不确定性和隐藏性，内蒙古自治区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
2018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余额平均增速10.46%，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5.94%，债务增速高于收入增速，且相差幅度较大。除2018年财政收入增速超债务余额增速外，其他年份债务余额增速均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可见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逐年增加，债务风险不断加大。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债务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从2017年的37.32%增加到2021年的43.58%（如图5），债务负担较大。在财政空间越来越有限的同时，政府部门付息成本也持续上升，政府部门存量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剧，存在导致违约风险的可能，潜在风险较大。
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将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放在重要位置。连续出台一系列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及配套措施，切实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在防范化
（2019）。2019年，首批建制县（区）隐性债务化解试点推出，纳入试点后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省代发）置换部分隐性债务。入选首批建制县隐债化解试点的是债务压力较高的省份，有贵州、云南、湖南、甘肃、内蒙古和辽宁6个省份的部分县市。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的8个建制县市分别为：阿拉善左旗、克什克腾旗、土默特右旗、霍林郭勒市、锡林浩特市与乌兰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金霍洛旗，分属8个盟市，均匀性较好，且这八个区域债务压力较高且经济实力较弱，属于尾部风险区域。
（2020～2021年）。2020年，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地区逐步扩容，部分再融资债的募集资金用途由“偿还债券本金”变成“偿还存量债务”，特殊再融资债开始用于支持建制县（区）隐债化解试点。财政部共发行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特殊再融资债券6128亿元，其中，2020年内蒙古共发行188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根据中央要求，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实行风险等级评定，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财政、金融、审计、发改等政府部门和人大也强化了债务监管，多方协作监管格局的构建覆盖了地方债风险全链条，督导各盟市压实化债责任，始终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努力解决隐形债务问题。
根据数据，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债务规模相对较大。从成因来看，债务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原因：
平台公司、PPP、政府投资资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各种形式举借债务，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廊、供水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形成大量的债
务。
的债务。
地方政府公布的债务余额仅仅是地方政府全部债务负担的部分。近年来新预算法实施后，由于不允许各地政府以债券之外的形式举债，很多地区为了加快发展，纷纷以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平台公司、PPP、投资资金等隐形债务形式举借债务，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激增，同时由于目前隐形债举债方式较为多样，地方政府债务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和统计口径，也导致债务规模快速增长。同时由于隐形债务内容的复杂性，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对隐形债务的底数存在未彻底摸清的情况，所以说，即便在保守的估计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可能依然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乐观。
由于近年各地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及债务率不断较快提高，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同时部分县区财力偏弱，可用化债资源较少，虽然制定了隐形债务化债方案，但实际中难以按照化债计划执行，造成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债务化解困难。另一方面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建设项目和惠民工程，由于此类项目投资周期长且回报慢的特点，导致未来收益难以保证，难以回笼资金，导致出现借新还旧问题，使得地方政府长期处于较高的债务压力中，化解困难，再加之隐形债务及或有债务的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多未知。
高校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经验及优化路径基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调研分析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则琴、运迪
高校工科课程思政既是高校提高课程思政实效性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推进“新工科”建设的时代命题。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随着学术界对“课程思政”关注度的不断增强，“工科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数量逐渐增加，成为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大多数学者以加强“新工科”建设为引领，以“困境—路径"为主要研究模式，对高校工科课程思政现状和提升展开深入研究，但研究视角各不相同。蔡小春等聚焦工科研究生的课程思政实践，强调示范性课程建设是推进工科课程思政的重要抓手，并进一步提出嵌入式、支撑式和补充式三种课程思政教学路径［2］。吴宝海等在指明当前高校新工科课程思政现有困境的基础上，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标准化教学引领、党建引领的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指明实践路径［3］。富海鹰等在“三全育人”视角下针对工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实践课分别提出了思政元素的融入方法并结合六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4］。贾启君认为，新工科课程思政建设应系统设计内容体系，构建系统化、精准性、融入式的实施体系，完善以育人成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5］。黄泽文在阐明工科课程思政时代蕴涵的基础上指明其所面临的理念、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困境，提出应遵循永续性、平衡性、生机性发展原则，通过理性审思、理念深化和系统整合的路径予以推进和提升［6］。李林英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观点为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学理逻辑，并提出应以教师培训、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为三大着力点，提升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成效［7］。谢国民等聚焦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提出在实施过程中要避免主次颠倒、思政元素选取不合理、误将思政教育当作负担等问题［8］。张秋山等提出新工科“滴灌”式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并将革新工科学生的认知思维、内化优秀工科文化以及提升工科学生文化素养作为其改革进路［9］。刘国龙等以培育
出具备大格局、大情怀、大知识的新时代工程人才为新工科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并提出通过构建“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新形态、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研能力、共建虚拟教研室、聚合优质资源等方式提升“新工科”课程思政育人价值［10］。此外，多数学者关注高校工科单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工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实践课都有涉及。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关于高校工科课程思政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且成果数量较少。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实践研究，关于工科课程思政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的回答比较笼统，存在全面性不足、针对性不强、深度不够的问题。同时，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只谈困境，而对现有经验避而不谈，因此所提出的实践路径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可操作性不强。基于此，本文从整体视角出发，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为例，探索高校工科课程思政发展的现实困境、既有经验，并进一步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丰富相关研究。
2019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印发，要求“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11］。同年，同济大学入选“上海市高校课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在实践探索中，该校评选出课程思政领航学院、领航团队、系列领航课程。该校土木工程学院入选“重点改革领航学院"之一，其中包含5支“课程思政改革领航团队"和20门“课程思政改革领航课程"。本文选择该校的土木工程学院作为样本，对10位领航团队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专业开拓者、学科领军人物和优秀青年教师三类，访谈内容涉及教师的求学经历、教学经验、课程思政开展的困惑及对策建议等，着重访谈各位教师关于其对课程思政本身的认识和目前关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课程思政推进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在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课程思政发展现状，总结出目前高校工科课程思政的现实困境。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聚焦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及组织领导等方面，积极推进高校思政工作体系建设，其中也包含对挖掘各学科思政教育资源的呼吁。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6教育部随后提出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并将课程思政作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三块硬骨头”之一。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关于思政课程的顶层设计不断深化，并出台系列方案继续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思政课创新体系建设。但由于课程思政的难度大、经验少等内生原因，关于课程思政的目标、标准、方法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方案出台较少，使课程思政处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顶层设计的边缘地带。
关于课程思政的专项指导方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于2020年5月出台，此纲要对课程思政的任务、目标、方法、队伍建设、评价考核提出相关意见，为课程思政的实践提出明确的顶层设计，但是该纲要对课程思政工作指导的广度和深度尚待加强，需要相关配套指导意见及实践方案的补充。2021年，教育部发布决定，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建设工作，是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引领和积极探索。但总体来讲，关于高校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关教育部门需加快、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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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专题系列734（71篇）2022年8月优秀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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